中欧班列开通、外商直接投资与均衡开放格局

本文以中欧班列开通为城市交通条件改善的外生冲击,利用2004—2017年的行业、企业和城市层面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DID)识别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的促进效应,并分析了FDI流入布局特征。结果表明,中欧班列开通对FDI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未开通中欧班列城市相比,开通中欧班列城市的FDI会显著增长,在考虑度量误差、样本选择性、空间溢出、网络效应、其他引资政策等影响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增长和对欧贸易潜力提升是该效应的促进机制;中欧班列开通对FDI增长的促进效应,在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和多山地区、交通依赖度较高或科技创新性较强的行业、源自欧洲国家的跨国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由此说明,中欧班列开通不仅可以促进中国FDI流入区域均衡分布和行业结构优化,而且还可以推动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深化经贸合作关系,这对中国构建更加均衡的对外开放格局无疑是有利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

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覆盖经济、社会和环境共20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借助熵值法,测算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并建立含有金融发展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OFDI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即金融发展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位于两个门槛值区间时,OFDI对新型城镇化具有负效应但不显著;当金融发展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对新型城镇化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海外经营的新动向

从2005年开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2006年终于超过了1990年的投资规模。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其投资对象和投资内容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由此,日本企业的海外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今后将继续扩大投资。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衰退与新动向、新特点

新世纪以来,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衰退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衰退。与此同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内容、目的和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新动向。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新世纪初,特别是2003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结束了停滞和下降的局面,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连年衰退和中日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之所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乃是由中国经济开始新一轮高速增长、中国工业化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新阶段等因素所决定的。这意味着中日关系出现的“政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热”,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热”的局面。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新趋势与引资对策

当前,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出现了新的趋势。新型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日益增强;跨国并购成为最重要的投资方式;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掀起新的浪潮。我国必须正视这种变化,加强新形势下引资的对策研究。

亚太发展中地区外资的新格局

本文的亚太发展中地区包括了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等九个国家与地区。全文就2000—2003年期间亚太发展中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与分析。

战后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日本政府和企业在对战后影响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权衡中寻求其发展。战后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是 :将加大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 ,增加对制造业的投资 ;将加强对亚洲市场的开发 ,特别将会对亚洲第二层次的国家和地区———东南亚联盟和中国沿海地区增加投资。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 ,将注重实物经济的投资 ,大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也呈现出向亚洲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与国内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

文章结合目前“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研究背景,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重点研究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与国内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在理论研究部分具体研究了三方面内容:(1)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参与国内大循环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中国本土自主研发影响国内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2)国内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及各项外向投资动因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3)国内技术创新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由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技术创新水平的三个决定方程所组成的联立方程组,运用完全信息估计法中的3SLS方法估计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互动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技术创新存在着两两正向作用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均显著促进国内技术创新,但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作用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在分区域的异质性研究中发现,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该区域技术创新的显著作用也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文章就“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双向直接投资协调发展并培育技术创新等竞争优势提出政策建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面临重塑和调整。研究认为,应当以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提高双向直接投资的质量,畅通供应链和产业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通过更高水平的双向投资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水平的提高;建设高水平自贸区和自贸港,提高对外开放标准,更高质量吸引外资,提升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技术含量和自主性;在畅通要素流动领域,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更高标准的要素流通市场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率和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能力。

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其经济效应研究

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增长势头强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主要载体。外资高新技术企业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的主体,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日本ODA发展历程及其新趋向探析

官方发展援助(ODA)作为日本外交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时无刻不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其战略功能更加强化。本文介绍了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发展历程和作用,并分析了其发展动向。

数字经济“走出去”与企业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带来了新机遇。文章运用数字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制造业企业出口等相关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走出去”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走出去”能够通过技术获取效应、市场获取效应、资源获取效应以及国内市场一体化效应显著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参与数字经济“走出去”活动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东道国为高数字技术国家时,数字经济“走出去”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更为明显。因此,中国应为数字经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扩大数字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及发挥技术密集型企业示范作用,从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了一套系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测度中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论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而拓展至分区域的异质性研究。进一步采用面板门槛模型,从吸收能力视角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主要来源是创新水平。这一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比西部地区明显。并且,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中存在积极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门槛规律。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格局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发展的特征比较入手,首先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第四波开放浪潮的三大特征,随后从投资规模、世界排名、全球化广度和参与主体多个视角论证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崛起的发展动态,揭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和不足,继而重点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步入新阶段的发展格局,即以"一带一路"为空间载体的国际投资流将突破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的"大三角"结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先导的国际投资流将带动优势产能与基础产能互补合作的新模式;以人民币资产为依托的国际投资流将助力中国资本的国际循环和以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为支撑的国际投资流将开创利益共享的新局面。

基于文献视角的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比较

现阶段,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不再只是全球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IFDI),还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来源国(OFDI)。在此背景之下,文章分别从投资动因,空间分布格局以及投资与区域发展等三个研究主题对现有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研究进行综述,并着重对比分析三个研究主题下两类不同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研究关注点和实证发现的异同。文章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对外投资动因不仅具有主流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的一般性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并不完全是在优势建立后的海外扩张,更多情况下是获取关键资源以提升国内竞争优势和实现政治战略意图为目的的重要手段。(2)两类海外投资的时空格局都经历了由高度集聚逐渐趋向均衡的过程,但是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却有所差异。相比而言,劳动力等传统区位因子对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而在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传统区位因子,关系因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3)两类海外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但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而空间异质性的来源为中国各区域发展基础的差异以及海外投资目的国(来源国)间的国别差异。最后,文章在综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研究的新方向。

新型政商关系对城市吸引外资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吸引高质量外资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利用2017~2018年《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型政商关系对城市吸引外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新型政商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外资的流入。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减少企业经营成本、促进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三个机制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省会城市和东部城市政商关系的改善显著促进了外资的流入,非省会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则不明显。研究启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新型政商关系,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流入。

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开放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是助力加速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对外直接投资能通过促进产业转型、效率提升、市场开拓、要素积累、贸易优化和价值链地位攀升等路径影响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本文基于多维指标刻画了OECD国家和典型转型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业开放现状,并且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开放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助推了服务业高水平开放,且主要通过产业转型、效率提升和贸易优化路径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