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温庭筠研究综论

村上哲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少有的持之以恒地研究中国词学的日本学者,他对温庭筠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温庭筠词的探讨,他引述中日学者对温词的评价并比较温庭筠诗歌与李商隐诗歌风格的不同,把温词当作特殊现象进行考察探讨;二是对温庭筠诗的探讨,从温诗的形式、内容、题材等方面讨论温庭筠诗词的共性特征;三是对温庭筠的词进行分析,从词作本身、词人个性、创作场合、政治背景和士君子理念等方面对温词进行分析;四是对温庭筠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考证。村上哲见对温庭筠的研究,既借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又有其自身的精深钻研,经过不断发展充实,已成为温庭筠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日本国学家的中国观

日本国学起源于17世纪,完成于19世纪,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为代表。他们的国学观以神国意识、神皇神统思想为基础和前提,反对用儒佛之道来阐释日本的古典及神道,主张回归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发掘蕴含于其中的所谓真正的日本"古道",从而强调日本优越于中国,并对以儒佛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以至于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促进作用作了相反的解释。

日本学者在台湾的人类学活动(1895-1945年)

本文从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变化、主要学者及其田野工作和著述,以及主要学术成就等几个方面,对日据时期(1895-1945年)日本殖民政府和学院派学者在台湾的人类学活动作一般性概述。同时结合台湾具体的历史情境,对这个时期日本学者的人类学知识的性质作出判断,指出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在台湾生产的人类学知识在形态上是属于殖民主义的。

江户时代日本民间文人学者的侵华迷梦——以近松门左卫门、佐藤信渊、吉田松阴为例

日本人觊觎中国,由来已久。16世纪大将军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扬言其目的是"直捣大明国"。在民间文人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他在《国姓爷合战》中让日本人占领了南京。而最早系统全面地提出侵华方案的,是19世纪初的布衣学者佐藤信渊,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中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秘策",主张以神道教来"宇内混同"(统一世界),提出日本要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他甚至连日本各地方政府的作战分工和出兵顺序都设计好了。随后,被后人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则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

论日本国学的历史发展

日本国学是以日本原有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典书籍为对象,研究日本固有的思想、精神,阐释其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学术体系。纵览历史,日本国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形成时期、昌盛时期、衰落时期、畸形发展时期和新形式国学的兴起时期。宏观分析,日本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国学,从内涵与外延来看各有不同,也各具特点。日本近代的一些国学研究者曾极力排斥外来文化,否认近代以前对国学的界定,从而导致了当时日本国学的畸形发展。而在近代日本国学衰落之后,新时代日本的国学正在以新的形式悄然兴起。

日本古学与复古国学散论——以荻生徂徕与本居宣长为中心

古学与国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古学属儒学范畴,国学则是试图超越古学的一个学派。试从比较的意义上,对荻生徂徕和本居宣长的有关思想展开讨论。

改隶之悲:乙未割台后台籍士子的选择(1895—1897)

身处甲午、乙未这个大变动而多难的年代,台籍士子有的不屈不挠、坚决抵抗,有的则成为奸细;日据中国台湾后,有的故土难离,有的选择内渡。在内渡的士子中,有的选择永久居留中国内地,有的则因家业和生计而选择回台入日本籍。未内渡及内渡后又返台的士子,在日据中国台湾初期,有的遁世归隐、潜踪匿迹,有的不问世事、纵情诗酒,有的则主动或被动地与日本殖民政权合作,出任殖民政府官职或接受其授予的种种荣誉。不同的选择,反映了个人的不同境遇和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东渡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有不少中国文人由于种种原因东渡扶桑,在形成一次移民浪潮的同时,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向日本进行文化传播的高潮。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文人在儒学、教育、史学、文学、武术、建筑、书法、绘画、医学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汉诗在唐代中日交往中的文化功能

汉诗作为与唐人交往的重要手段,是衡量古代东亚国家国际化程度和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古代东亚文化圈中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日本汉诗起源于七世纪中期,通过吟咏汉诗,中日文人们能够进行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抽象的意境交流,展示出东亚文人的文化共性。

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 《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读后

《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的时间跨度从1922年初到1923年3月。这段时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写了几百封信,与众多名人显贵见面,写下了"访问日本、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日记",几乎有7个月身处柏林之外。爱因斯坦已过了他在科学上的创作高峰,但学术上仍十分活跃。他正走在一条超级学术明星的路上,深深地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与少数志同道合者合作,试图力挽狂澜地恢复国际间的科学合作,让他所崇尚的"学者共和国"再现。他对日本的访问,无论对日本社会,还是他本人,都带来了强烈震撼。他在中国短暂停留期间留下的日记更让他日后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本文基于《全集》的有关内容,分别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观,学术共同体理想、日本的学术之旅,受到有关的种族主义指责,以及他的家务事。

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历史的近八十年斗争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脸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近80年的斗争。世界正义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2014年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是在国家层面，以最庄严隆重的形式，确认了这段历史，追忆死难者，缅怀英烈，警醒生者，警钟长鸣，回击日本右派，诉求和平。这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体现!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否认。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与政客一再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判决的言论与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之船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近代湘籍留日士人的中华民族叙事与日本影响

在西方学者的影响和近代东亚地区动荡多变的时局共同作用下,近代日本出现了以中国国民性讨论和批判为中心内容的"中国讲述"热。日本兴起的"中国讲述"热刺激和唤醒了中国留日人士民族主义意识,引发了国内人士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反思并促使近代中国尚武热潮兴起。湘籍留日人士创办的报刊杂志以及撰写的文学作品呈现以国民性批判、启蒙大众和爱国救亡为主题的民族叙事新特征。湘籍留日人士通过日本这一"桥梁"在引入和传播国外新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及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提供了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

抗战时期中国学者对日本侵华理论的批判

抗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寻找其侵略行为的"合理性",并提出了"大东亚主义""中国社会停滞论"和"中国社会外铄论"等一系列侵华理论。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这不仅有力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从文化上征服中国的企图,而且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农业恐慌及其启示——主要基于《日本评论》中国学者文献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规模空前且诱因复杂的农业恐慌。周一和、钱芝君、谭振民等中国学者相继在《日本评论》发表论作,就农业恐慌形成的原因及影响进行考察与分析。他们认为,日本农业恐慌的诱因复杂,既有农民负债过重与农产品价格下跌的经济因素,也有长期以都市为中心的行政积弊,以及资本主义压榨与剥削的制度因素。虽然日本政府在农民运动压力下制定了一些农业救济政策,但是根本不能解决现实的农业恐慌,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频发,农民、农村在恐慌中走向破产与混乱,并逐渐走上法西斯的道路。

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流派探研

江户时期,日本神道流派纷呈,受外来儒学及佛学影响甚深,在思想风骨上留下儒式、佛式解说印痕,为发扬纯真神道,重释古典,国学在此时期应运而生,其发展对日本近现代产生深远影响。契冲是古典研究之国学的先期代表在方法论上开启国学先河;国学衍化为学派,则自荷田春满始,荷田氏力求以"古人之心"解读古典。稍后于荷田氏的贺茂真渊阐发"日本精神"于古典文籍中,他宣称,自己从日本古典文化(尤其是和歌)中发现古人"直心";日本国学集大成者为本居宣长,他将日本国学发展成为涵摄日本所有古代学问的系统知识,充满大和民族的优越感,竭力排斥"唐心"(儒学)、"佛心"(佛教),对外扩张、征服世界之梦想溢于言表。平田笃胤在日本国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大力倡导复古神道,强调日本国之神性、天皇之神性,天皇统治日本就是天神统治日本。江户时期的国学流派的主张、观念,对后世日本外拓谋略、军国主义的嚣张,提供了历史积淀。

日本“正论派言论人”及其谬说(下)

＂正论派言论人＂是指经常在右翼刊物《正论》发表政论文章的右翼学者,他们反＂东京审判史观＂、反＂自虐史观＂,主张日本侵略战争的＂正当性＂,否认日本的战争犯罪,在教科书＂改恶＂运动,敦促日本官方参拜靖国神社,敌视和攻击中国,破坏日本同亚洲各国关系的右翼潮流中发挥着恶劣的影响,值得人们关注。

日本“正论派言论人”及其谬说（上）

“正论派言论人”是指经常在右翼刊物《正论》发表政论文章的右翼学者，他们反“东京审判史观”、反“自虐史观”，主张日本侵略战争的“正当性”，否认日本的战争犯罪，在教科书“改恶”运动，敦促日本官方参拜靖国神社，敌视和攻击中国，破坏日本同亚洲各国关系的右翼潮流中发挥着恶劣的影响，值得人们关注。

1930年代留日学人与战时日本研究

为了打消国人的恐日症状,居住在上海的几位爱国人士,面对重压,编写了《战时日本》一书,对比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传播抗日必胜的信念。宋斐如自日本求学归来,根据大量统计资料,致力于分析战时日本工业的危机,认为其从进口原材料至出口制成品都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面对凶恶的侵略者,潘昂千著《战时日本之外交》,指出日本疯狂侵略中国,在国际社会愈加孤立。随着全面抗战的升级,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传播持久抗战的想法。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中,他分析了日本人的性格,指出其性格上的内在矛盾,预示了其最终走向灭亡的结局。这些关于战时日本研究的书籍坚持抗日必胜论,鼓舞国人拿起武器,抵抗日本侵略,为国家独立与自由而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的倭患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学研究形成于有明一代。和民族的忧患结伴而行,它的勃兴之日恰是倭患深重之时。有别于传统的学术研究,它更注重实用,也更追求社会功利价值。明代日本学研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的确立。

日本学者应带头反思战争史

近年来，日本学者不断要求中方在有关抗日的展览中减少血腥照片展示，以防止将纪念馆变成反目基地。日本学者的这种言论代表了当下日方的一种思维和判断，是受日本官媒、长期否定历史的舆论环境、受害者意识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尽管两国间由于记忆历史的方法、描述历史的方法和传承历史的方法不同，各个层次的历史认识都存在一定差距，但对于学者来说，绝对不能受媒体、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必须本着尊重史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独立冷静深入研究，得出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