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a an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Vision： Orientation, Involvement and Limits

In 2017,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ormally articulated its vision fo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lacing "Asia-Pacific" with"Indo-Pacific"in policy papers and taking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an "Indo-Pacific dream". This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adjustment in US regional policies. An important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ndia is perceived as key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do-Pacific strateg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urrent Indian government and strategy circle actively support the upgrading of the"Indo-Pacific"concept from a geographical and academic term to a US vision for foreign strategies, anticipating that India could garner significant strategic benefits from it. Given this, New Delhi will continually adapt its foreign policies to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may even dir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y to count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ork with other nations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and finally make the rise of India as a great power a reality. Nonetheless,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in its early stages, and the content is not completely pro-India currently. On top of this India is still skeptical of the US and will proceed cautiously, leaving room for maneuver in the future,fully tapping into the benefits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avoiding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政策分析

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属性,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强化与同盟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合作,并加大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实施力度。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潜在生产率降低等结构性问题。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可促进日本企业构筑全球供应链,改善资源分配效率,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助推日本经济增长。当前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保障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未有效统筹两者之间的关系。日本需要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对中国的经贸合作,以利推动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实现地区长期发展繁荣稳定。

美日同盟调整: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

同盟一般会伴随实力的变化发生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表现为:一是同盟的现代化,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反映了美国由于霸权衰退不得不谋求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二是同盟的一体化,美日两国在军事领域加强共同指挥和作战机制的统合,在武器部署上也实现一体化,导致日本进一步失去自主性;三是同盟的多边化,美国为了推行“印太战略”遏制中国,鼓励日本与其他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建立军事联系,除了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之外,日本也在美国的默许下与欧洲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多边战略集团。美日同盟的调整,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也使日本在美国的战车上越绑越紧。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美日韩安全合作

在中美战略博弈态势下,美国在亚太地区南北双向推动集团化对抗,对其亚太同盟体系进行升级。拜登政府着力调解日韩在历史及领土问题上的矛盾,将三方安全合作作为推动“印太战略”的外交重点。美日韩安全合作范围和定位发生根本转变,直指中国。三方走近不仅意味着亚太地区安全架构重大变化,也严重冲击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美日韩为不平等的三边关系,难以发展成为真正的三边同盟。东北亚局势事关中国战略安全。中国要保持多边沟通与合作,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避免陷入美日韩挑起的阵营对抗。

经济合作50年节点的日本对东盟峰会外交

日本对东盟外交具有政策的连续性与经济外交优先性的鲜明特点。日本与东盟设立“合成橡胶论坛”成为日本重视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23年是论坛成立50周年纪念节点,日本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特别领导人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推进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安保合作、人员往来在内的广泛领域的双边合作。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日本高调纪念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希望拉近与东盟关系以配合推进其“印太战略”,并为未来的双边关系提供方向指引。日本与东盟关系的走势对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关系乃至中国东盟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日本对华安全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

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以遏制中国为目标,日本调整安全政策,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支持美在亚太地区谋取核心地位;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着力配合美国共同联合韩菲印澳等盟友遏制中国;拉拢非美日盟友的亚太国家作为外围补充,助推“核心—主力—外围”的遏华结构。日本将中俄朝视为现实挑战,更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通过强化自身防卫能力和日美同盟,构建双边及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着力介入台海问题,加强对华战略围堵。安全战略的调整并不能使日本实现“绝对安全”,其将加大对华干扰,阻碍中日关系发展,恐使外围国家处于选择困境中,严重影响地区稳定。

美日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与日本的角色变化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联合重塑印太地区秩序的步伐加快。日本改变以往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搭便车”的习惯,通过积极的“印太战略”外交,已经逐渐转变为美国重塑印太地区秩序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辅助者。特朗普政府时期,日本影响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拜登政府时期,日本弥补了美国国际领导力的不足。美日在联合重塑印太地区秩序中形成更加紧密的互补关系,美日主从关系地位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日本角色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试图以此留住美国,确保美国安全承诺的有效性,并在国际秩序变革中谋求有利的国际地位。美日在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对华竞争手段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但一系列强化同盟关系的举措只会让日本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更加依赖美国。

迈向“准同盟”:日菲海洋安全合作的演进、动因与前景

2011年日菲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海洋安全合作得以快速发展,在共同身份塑造、合作机制构建、海上演训开展、海洋安全技术与装备援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日菲强化安全合作并非偶然现象,除了受美国同盟体系转型、安全承诺下降等外部压力的影响,也受两国亟须共同应对安全议题,协作推进彼此对外战略等内生动力的驱动。在以上多重因素推动下,日菲安全互动进一步升温,呈现向“准同盟”发展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日菲协同打造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机制的趋向日渐清晰,势必对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外部安全环境带来较明显的负面影响。

从南海到“印太”: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化及威慑效用

在美国联合盟友不断推进“印太战略”和“一体化威慑”以服务其大国战略竞争议程的过程中,一系列“三边”或“四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及其构成的“小多边主义”军事威慑影响力日增。作为新的战略前沿,美国联合日菲两国,共同推进三边合作机制化,试图相对稳定和长久地威慑中国并“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具体而言,随着美日菲三边合作走向机制化,其不再局限于在南海深化对中国的“强加成本威慑”和“灰色地带威慑”,而是逐步强化以中国台湾岛为中心的“第一岛链”并意图通过联合澳大利亚组成“美日菲澳”四方机制等部署与其他“岛链”相链接,提升对华“拒止性威慑”和“韧性威慑”。同时,通过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复合架构,在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加强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威慑信息的“网络化”传递。在此过程中,其威慑效用呈现出从南海向印太地区的扩散趋势。然而,其在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威慑信息的传递等三个方面也将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即便如此,此种旨在严密封锁中国“向海图强”的基于威慑的战略协调,值得中国高度警惕。

“积极和平主义”再认识:从对外政策到国家战略

2013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以国际协调主义为基础的积极和平主义”,并将其写入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22年12月,日本公布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积极和平主义”仍然被置于重要地位。现有研究成果大多认为“积极和平主义”是安倍二次政权期间的对外政策,并未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在梳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提出脉络和概念界定之上,从国家利益、战略目标、政策路径三方面探讨了“积极和平主义”为何实现了从对外政策到国家战略的转变,并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体系刺激、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三个因素分析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的生成逻辑。

澳日印美“印太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概念到战略实践的演进

“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再度兴起并进入澳日印美等国的战略实践,经历了多年的酝酿和发展。澳日印美将“印太地区”视为统一的地缘政治单元,反映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四国就“印太”概念及“印太战略”进行沟通,形成了基本共识——塑造“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建立“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在实施“印太战略”、塑造“印太愿景”过程中,四国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对于四国推行“印太战略”和塑造“印太秩序”的努力,中国需要谨慎看待其中所蕴含的针对中国的意图。

美日菲安全合作:动因、特征及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积极推进建立美日菲安全合作模式,雏形已开始显现。美国为此呈现出极强领导力,促使盟友为其“印太战略”提供更多帮助。日本寻求在配合中发展战略自主能力,菲律宾则试图在迎合中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硬实力。美日菲各界对此反应不一。美日菲安全合作会增强遏制能力,威胁中国安全利益。日菲深度嵌入美国“印太战略”,可能丧失更多战略自主性。美国可能裹挟更多地区国家参与,促使地区格局严重扭曲,而地区热点问题引发局势持续紧张,将影响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国既要保持和相关国家的战略沟通与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做出贡献,也要坚持原则立场和底线思维,避免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损害。

“印太战略”背景下日本对柬老缅越四国的援助

日本凭借资本、技术与管理优势向柬老缅越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以期达到对本国有利的政治与经济效果。2016年日本正式出台“印太战略”后,对四国的援助与“印太战略”中的价值观相关联。一方面,日本援助对促进柬老缅越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日本获得了重要的外交收益。另一方面,日本的重商主义因素和地缘政治考量在对外援助中的比重增大,四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于和日本更深度的安全合作存在不同程度的顾虑,日本很难通过援助手段实现其“印太战略”目标。

新时代中日关系剖析

2012年至今的十年来,中日关系形势可用“四变”与“四不变”概括。“四变”是中日国力逆转、经贸互惠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的作用有所松动、放眼亚太地区构建新型中日关系的必要性提升、日本政局演变对中日关系的负面效应扩大。“四不变”是中日关系发展主要受经贸合作驱动的结构未变、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总体方向未变、中日关系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格局未变、遏制中国在日本对华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未变。中日关系在新时代十年来,既展现出稳定一面,也存在挑战。着眼于中日关系的下一个50年,通过重构中日经济互惠关系、从亚太大格局调和两国政治与安全利益、多轨应对日本政坛的右倾化趋势,中日关系发展仍有广阔前景。

岸田时期日本“印太战略”深化:背景、表现及对华影响

作为安倍的政治遗产,“印太战略”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中得到高度继承与延续,特别是在岸田时期,相关政策的实施力度甚至更加趋于强化。日美同盟基轴、自身战略认知调整以及国内政治变动三重因素,构成岸田内阁深化“印太战略”的政治背景。在政策推进层面,表现在巩固夯实四方安全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域内”和“域外”国家拉拢、牵引的力度,并在“印太”合作框架中更加突出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岸田内阁以加强对华综合战略博弈为指引,加速推动“印太战略”升级版日渐成形,不仅深度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同时也对中日关系形成显著负面冲击。虽然制衡实效不足以及内政不力使岸田的“印太战略”推进面临一定挑战制约,但对于相关外交安全动向,中国需保持时刻关注并做好适时应对。

日本的“印太战略”:形成、动因及收益分析

日本是最早提出“印太”概念并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国家。近年来,日本从多个领域不断推动“印太战略”朝着更加机制化与成熟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出台“印太战略”的动机主要由风险规避与利益驱动两大因素决定,其所获成效可以划分为正向收益、负向收益以及不确定收益。正向收益为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及盟友的支持、深化经济合作并构建合作机制、获得参与印太事务的契机。负向收益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难以把控战略自主性。不确定收益包括同盟关系的不稳定性、印太国家意愿、美日国内因素的影响以及域外大国的干预。受众多因素影响,日本“印太战略”难以完全达成预期收益。梳理日本的“印太战略”,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政策选择的机理及实施成效,从而为中国提供决策参考。

美日跨领域防卫合作评估:战略考量与现实挑战

近年来亚太安全局势波诡云谲,大国摩擦趋于激烈。在此背景下,美日意图融合陆、海、空等传统领域与太空、网络、电磁频谱等新领域,大力推进跨领域防卫合作。两国合作动向蕴含多重战略考量:赋予美日同盟新的战略意涵,强化其遏制能力与应对能力;多维度重塑美日印太安全合作体系,强化对中俄战略威慑能力;日本欲借与美合作构建自身跨领域防卫体系。美日合作也面临制度、法理、经济等多层面挑战。在中美博弈趋于长期化、美日军事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未来美日跨领域协同防卫合作将会继续发展,并将对中国周边、亚太乃至世界安全局势造成明显冲击。

美日菲安全合作剖析

在美国主导的“印太”“小多边”安全合作架构下,美日菲三方安全合作近期表现较为突出。美国寻求整合盟友资源遏制中国,以维系自身霸权;日本期待借助盟友体系力量提升国际地位,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菲律宾希望抓住机遇为经济和军事发展争取外部支持,谋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航行自由”“自由开放的印太”等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引领下,美日菲加快构建各层级安全对话机制,推动常态化军事联合演习,提升联合海上警戒监视能力,并呈现“泛安全化”趋势,探索将安全合作拓展到经济、科技等领域。鉴于美日菲之间围绕战略目标与成本分担方式的分歧,以及各自存在的内部制约因素,短期内三国难以形成正式的安全同盟。

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印太战略视阈下的印度日本清洁能源合作

印太经济框架显著提升了印太战略的经济化程度,赋予了清洁能源以支柱性地位。作为印太经济框架重要成员亦是能源需求大国的印度和日本,在清洁能源领域展现出日益强烈的合作需求。印日清洁能源合作以民用核能、氢能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为主要合作领域,并随着两国的战略趋同、发展清洁能源的共同需求与推动供应链对华脱钩的战略需要而不断深化,日益呈现出泛安全化、供应链化和机制化的新特点,对我国相关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以预见,两国的清洁能源合作将随着印太战略的拓展而进一步深化,但这一议题进程面临着诸如印日战略分歧、供应链对华路径依赖、国内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为此我国一方面要进一步坚实内功,发展好清洁能源产业;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鼓励国内清洁能源企业积极主动参与清洁能源国际竞争,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