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邓小平外交思想,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24年8月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6周年。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并在对日外交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始终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战略全局中来谋划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习近平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擘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大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中日关系的具体实际又决定了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深化务实合作、促进认知重构、增进战略互信是基本思路与内在逻辑。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历程、特点及启示

1949—1978年天津市对日交往是中日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外事服务国家外交工作的典型表现。天津市30年的对日交往,符合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脉络和阶段性特点,也经历了“初始交往”“民间交往”“半官半民”“正常交往”四个发展阶段,体现了和平友好的交往主题和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建立最初联系、推动中日民间往来、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贡献,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天津市对日交往提供了实践经验。1949—1978年以天津市为代表的地方对日交往奠定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基础,为促进中日友好,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了历史贡献。

为了东亚的和平与繁荣:维护日中间的稳定合作

从古至今,日中两国紧密联系,尽管有过战争和教训,但随着日中邦交恢复正常化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两国关系回到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正轨。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中关系出现变化,历史因素产生重要影响,此后两国关系在曲折中走过了40多年。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中关系又迎来新挑战。要实现东亚的和平与繁荣,离不开日中两国的稳定合作,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对话并加深相互理解与信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回望与思考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正式生效,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史上又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符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和亚太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回望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到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曲折过程,“反霸条款”问题成为条约迟迟未能签订的主要原因。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决断下,中日友好终于结出硕果——成功地实现了缔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灵魂是和平友好,中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条约的精神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信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高等教育交流新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研究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大量条约、协定所明确的法律保障,高等教育领域交流人员和层次的不断加深以及一系列交流机制的出现。从北京大学的个案来看,相应地体现在受惠于两国高层交流的"北京大学福田计划"、社会层面主导的"北京-东京论坛"以及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学生自发推动的"京论坛"。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人数在稳定增长,已经与日本很多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交流。从北京大学参与的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尝试来看,两国需要在联合培养人才等领域向纵深发展,不断推动各自内部和彼此之间的学科发展与资源整合,并积极推动两国的合作融入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交流大潮。

毛泽东“中间地带”论与 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对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中日复交前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发生调整,无论是“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还是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确立,始终将原则性贯穿于从《中日联合声明》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之中,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及外交实践的重要范例。

中日关系中四个政治文件的特色及其意义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四个政治文件各具特色,在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联合声明》翻开了中日关系新的一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中日联合宣言》指明了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新《联合声明》对中日关系作了新的定位。今年恰逢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双方只有共同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园田直的中国观与中日缔约

园田直外相在推动中日缔约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和中国观有着密切关系。园田直的中国观体现为:为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应该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因此,在排除苏联干扰,争取美国支持,说服"慎重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园田的政治理念是通过美、日、欧合作的方式帮助中国,将中国拉入西方自由主义阵营,防止中苏接近。园田作为中日友好事业的促进派,为推动中日关系深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

三木内阁试图利用中苏矛盾在两国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一方面表示要全力推进中日缔约,稳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以此提高对苏交涉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想开罪苏联,在中日缔约上施加种种限制,积极推动日苏对话,以增加对美战略博弈的资本,加重对中国谈判的筹码。三木内阁企图从中苏对抗中渔翁得利、两头通吃的作法反而使日本在苏联的压力下陷入被动,也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和否定,从而使其推行的"等距离外交"在实践中四处碰壁,而不得不草草收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之研究——交涉停滞与进展的原因分析

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当时进行得异常艰难漫长。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谈判陷入了长期化。导致这种对立产生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推行对苏缓和政策。缓和不仅打破了美国对中、苏关系的平衡 ,使中、美“准同盟”发生了动摇 ,而且带来了远东地区大国政治构图的变化 ,使中、美对苏联的政治对决重新返回到只有中、苏紧张对立的状态 ;缓和还使日本的对华外交路线发生了改变 ,三木内阁为了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 ,把外交坐标从田中时代的追求与中、美建立两等边三角形关系转变到与中、苏保持等距离的轨道上 。

试论基辛格首次访华的国际影响

1971年 7月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为寻求中美和解 ,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事后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的公告。这一事件震动了全世界 ,它使中国进一步打开了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国际影响迅速扩大 ;它促使了一贯追随美国、坚持反华的日本佐藤政府的提前下台 ,中日关系亦迅速出现转机 ,先于美国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它使前苏联领导人惶恐不安 ,为了早日与美国达成妥协 ,不得不在有关问题上向美国做出让步 ,同时为强化自己的战略地位 ,迅速与印度签订了《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

日本社会丝绸之路文化认同的形成与中日交往的时效

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广泛形成的丝绸之路文化认同与中日交往密切相关。这种文化认同的内涵在于佛教文化以及日本文化的中国溯源,其形成机制则是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前提,以日本现代化发展成熟时期的文化消费方式的革新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条件,通过电视、电影这类新媒体传播途径,以中国佛教传入、融入日本并成为日本固有文化传统的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为基础,以对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新阐释为方式等不同机制的相互作用而促成的文化现象。从中日交往的时效来看,彼时的中日外交关系产生了即时性的效果,为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打开了局面,而中日古代文化交往的结果却早已历时性地为此做好了铺垫。

英国对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的认知

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国长期是东亚地区的重要角色,通过解读英国外交档案关于中日复交前后的钓鱼岛问题等内容,可以发现:一是英国积极关注钓鱼岛争端;二是英国以“避免介入”钓鱼岛争端为立场;三是英国对“搁置争议”的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特定时期内暂时“搁置争议”策略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引入英国因素,将该研究置于更宽广的场域中,从旁观者角度审视钓鱼岛问题,有助于扩展对钓鱼岛争端的历史认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和平共处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然而,尽管中日之间发表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但围绕两国关系的法律基础究竟是什么?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对此,日本同中国的立场观点并不一致,客观上形成了"中日国际秩序观矛盾"。日本政府从未强调遵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处理两国关系和领土问题,而一直坚持以《旧金山和约》作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这必然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确有必要就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做一比较系统的研究与说明。

论日本政府架空、废弃和平宪法的法理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胜国对日本国主权限制的结果,《日本国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宪法第9条被日本政府解释成为其宗旨并不否定独立国家固有的自卫权。然而这样的解释既偏离了宪法第9条的宗旨,也不能满足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强国的愿望。此后,日本右翼势力曾先后掀起过数次改宪浪潮,意欲废弃宪法第9条。2014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本文以《日本国宪法》和国际法为视角,就日本政府和修宪阵营歪曲和平宪法的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就限制日本主权的期限和修改、废弃和平宪法的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论证,阐述了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不属于日本国排他性的主权事项。

试析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1950年尼泊尔与印度缔结的《和平与友好条约》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悠久的文化联系、开放的边界以及密切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是该条约签订的基础。从尼泊尔方面来看,在稳定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发展经济方面求助于印度,是它签订该条约的现实考虑;对印度而言,该条约可用来对尼泊尔国内的政治改革施加必要的影响,进而在地区安全构想方面,让尼泊尔成为其南亚安全框架的一部分,并借此抵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这是它此时对尼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弘扬条约精神,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1978年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确认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并使之法律化,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中日缔结和平条约具有重大国际战略意义,也对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各项原则与精神对中日关系发展、分歧与矛盾的处理具有根本指导与规范意义,同时,又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日关系的实践中得到继承并不断发展,最终汇成"条约精神"的总内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缔结40年,但其重要价值并没有随时光流逝而淡去。相反,条约精神历久弥新,在新形势下更显生机与活力,其深刻内涵有待中日双方进一步共同挖掘、深入领会、忠实恪守、继承发扬。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