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妙绝:日本江户诗坛的宋诗接受——以七绝选本为中心的考察

江户后期诗坛,为了对抗蘐园古文辞派的因明学唐的伪唐诗,宋诗派领袖人物山本北山提出宋诗清新主张,并选定宋三大家诗歌作为清新诗风的代表。北山子山本绿阴、弟子大窪诗佛编选《宋三大家绝句》(1803),北山作序推广,风行日本,是为诗坛宋诗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由是带动了宋诗派另一领袖人物市河宽斋编选续编《三家妙绝》(1807),宽斋成名弟子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柏木如亭作序跋推广。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更绍继其师,编选续续编《广三大家绝句》(1811),宽斋作序推广。连续编刊的三大家七绝,承载着清新性灵的宋诗学旨趣,矫正模拟剽窃的伪唐诗,推动了江户诗坛的宋诗兴盛。柏木如亭亦绍继乃师,编选《宋诗清绝》(1813)、《续宋诗清绝》(1846),将“清绝”作为了选本之名,选诗旨趣承袭北山、宽斋之清新,将选诗目光扩展到了三家之外的宋代七绝,但多选江湖诗人,选诗诗家增多,格局反趋卑狭。

当代日本汉学家中唐诗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川合康三、赤井益久与松本肇为中心

川合康三、赤井益久、松本肇等当代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唐诗风新变的现象有着探赜索隐般的发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新颖与独特方面:他们从中唐诗歌日常生活题材的拓展、风景象征意义的重构,以及对同时代诗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唐诗风新变中个人化、平民化视角所带来的对平淡日常生活的礼赞,以及这种有别于盛唐宏大叙事而关注个人多样性存在的小叙事特点。川合康三认为中唐诗风新变这种文学领域个人化审美的转向,为宋代文学所接受和继承,恰好呼应了史学界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转型说。本文认为,当代日本汉学家的中唐诗研究以小见大,揭示了中唐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而且在中日诗歌比较研究学术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的“蛾眉”“断肠”诗语接受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自《诗经》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继承性且复现率极高的典型意象和诗语,如松浦友久在研究唐代诗学时所论及的“断肠”“蛾眉”等典型诗语意象。学界从诗语使用得失来探讨诗歌作品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像松浦友久这般极尽全力来梳理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某一诗语的形成历程及其他,并且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概括的学者是极少的。作为日本唐代诗学研究专家,他运用跨学科交叉方法探讨了中日古典诗歌对“蛾眉”“断肠”诗语的不同接受态度,以比较诗学视野和极强的诗歌理论功底,挖掘出了中日古典诗歌对同一诗语接受态度的差异及背后原因。

英雄符码及建构:韩国抗日诗歌中的中国英雄形象

19世纪末韩国抗日诗歌伴随着反殖民反侵略的烽火诞生,其呈现的中国英雄符码及建构,凝聚了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想象,体现了民族压迫下悲愤慷慨的抵抗意识,回响着东方弱小民族联合抗日的呐喊。韩国抗日诗歌中的中国英雄形象书写,成为具备世俗化功能的文化符号,更被赋予了拯救民族存亡的特殊意象。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忠臣“东渡”--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作品的刊刻与接受

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接受达到高峰,作品刊刻成为常见的接受方式。这既与汉诗文领域的经世思潮有关,也因为专人选集的文献形态自江户中期蓬勃发展,成为汉诗文传播的重要载体。此时段的文天祥文献也以选集为主,诗选多于文选,选目与刊刻目的基本相符。《文文山诗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它参考了20卷本、16卷本的文天祥文集,以及别集外的部分文献。编者选诗时既考虑到题材全面性、篇目代表性,也对忠臣形象有进一步提纯。发掘文天祥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有鉴于当下,是该时段文天祥接受的特点。他被推举为忠君的象征,其作品也成为日人广泛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日本诗话的文本结集与分类

日本诗话是中国诗话域外繁衍的一大支脉。日本诗话与日本汉诗、中国诗话、中国古诗之间密切错综之关系 ,使其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日本诗话对于开拓我国古代文学的域外追踪研究和汉字文化圈内比较文学研究 ,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但国内迄今尚无专论。实际上《日本诗话丛书》所收日本诗话为 5 9种 ,包括狭义诗话 38种 ,广义诗话 2 1种 ;和文诗话 2 9种 ,汉文诗话 30种。日本诗话可分为诱掖初学之诗话、品评鉴赏之诗话、论述日本汉诗发展史之诗话、诗学论争之诗话等 4大类 ,各有其不同的特征。

日本诗话中的陶渊明论

陶渊明在日本汉诗的创作中影响甚大,也是日本汉诗论中的重要关注对象,这充分体现于日本诗话之中。日本诗话对陶渊明的评论涉及诗歌创作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两个层面,对其"平淡"诗风及其诗史地位有了清晰的确认,对其在日本汉诗创作中的影响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日本诗论界对陶渊明的批评以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之"傲吏说"为代表,对其诗艺也不无訾议。既承继中国诗论中之陶渊明论,又兼有异见,体现了他们在诗歌批评方面极强的自主意识及接受异质文化时一贯的自主性。

训读法:日本受容汉诗文之津桥

汉诗文训读法是一种双向处理汉诗文与和文 ,使二者相互训译转换的语言机制 ,是日本接受汉籍并进而创作汉诗文之津桥。日本对待外来汉字的积极吸纳态度 ,坚持以本国固有语言为本的原则 ,以及灵活的“训读”、“音读”方法 ,是训读法产生的理念基础和技术基础。训读法从产生到定型 ,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嬗变与完善过程。江户时期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训读法反对者的尝试与失败 ,证明了训读法产生的合理性、必然性。从现今日本解读汉诗文所采取的原文、训读文、口语译文的三段式结构中 ,可以认知汉诗文训读法的基本形态与工作原理。向使日本一味用音读法处理汉诗文 ,则汉诗文就始终只能是极少数文化贵族独占的“外国文学” ,不可能出现江户时期的鼎盛 ,更谈不上融入日本文学 ,成为构成日本文学的和汉两大体系之一。

论卢前《中兴鼓吹》的词史价值

卢前以"天下兴亡、匹夫责在"的豪情壮志和"诗有史,词亦有史"的文体观,创作出抗战文学史不应忽视的重要词集《中兴鼓吹》。内容上,它刻画抗战时事最为完整深刻,尤其对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事迹的歌颂成为其开拓新词境的重要特质,使词承担起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这一时代使命;艺术风格上,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用旧技巧写出新意境",一洗词坛严守四声、靡弱不振的"病态"现状,使词坛掀起慷慨悲壮的稼轩雄风。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从稚拙表现到本土化尝试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是日本人最初尝试汉诗文创作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经过长期吸收、消化中国文学之后,日本人在创作汉诗时为了体现民族文学特色,有时故意在诗文中表现日本语的特点即"和习",这应该看成是汉诗日语化(本土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汉诗内容与形式趋于和谐统一。

中日秀句文化渊源考论——以唐诗的秀句传承及其域外影响为中心

"秀句"一语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在六朝文学觉醒的大氛围中,第一批秀句应运而生。唐诗鼎盛有诸多因素,对于六朝秀句文化的承绪与光大,亦为要因之一。秀句具有独立性、典型性、特出性、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其主要体式为五七言二句对偶式。我国最早的秀句集为唐褚亮《古文章巧言语》、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唐以来诸多秀句集的编纂,证明我国秀句文化源远流长。秀句与诗话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中国秀句文化早于千余年前就波传到日本,对于日本汉诗秀句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起过弥足重要的作用。

论虎关师炼陶渊明“傲吏说”

日本五山时期著名诗僧虎关师炼在其所著《济北诗话》中,批评渊明之诗非“尽善尽美”,“不可言全才”,责备渊明之行“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其论陶诗求全责备,已失之偏颇;论陶行“是为傲吏”、“非大贤矣”,尤为偏激之论。虎关之渊明“傲吏说”与中国儒家的出处进退观、中国传统的“傲吏”观乃至中国人的陶渊明观皆大相径庭。渊明“是为傲吏”与其自身“固穷节”的人生定位及其耿介傲然的性格特质有关。渊明诗文早在千余年前就已流传东瀛,深受日本人民爱敬,也曾给予日本汉诗以独特营养,虎关此说在日本学术史上只是偶见的一例。然而,因为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等方面的诸多差异,日本汉学者、汉诗人对渊明其人其诗的体悟与中国人相比有时终不免有一点儿“隔”。

试析日本诗话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文化特性

历代日本诗话是在中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之下流传和演变过来的。尤其是江户时代,随着鉴赏能力的提高和创作水平的提升,写诗话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然而,在文体和格式上却逐渐发生了变化,由此形成的多重身份的日本作家所创作的相关随笔性诗歌评论蔚然成风。其中也不乏一些新内容、新观点、新理论,推导出诸多富有特色的日本诗话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文化特性。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特征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五大特征:一是在研究分布上"南重北轻";二是在研究方向上呈现出专而精;三是在研究内容上重点突出及以考论见长;四是在研究时段上三阶段稳步发展;五是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文本细读与分析。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特点,对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界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

中日文学交流中的诗词唱酬问题

诗词唱酬是传统汉语诗歌写作中富于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方式,它随着中国文化的东渐在日本被接纳。日本诗人与中国诗人的唱酬凸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对相关诗人的崇仰,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水平得到锻炼和提升,促进了日本汉诗发展。同时,两国诗人的唱酬为中日文化交流架起了重要桥梁,并成为不同民族文学互相影响的范例。中日诗人之间的唱酬在晚清达到高潮,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收获作品多,成为中日文学交流史乃至汉语诗歌史上的绝响。东方文化被冲击并趋于式微的焦虑、维护东方文化命脉的祈愿等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重要问题在此时期两国文人的交往和唱酬中都有所反映。

唐诗的时空意境对日本汉诗的影响

日本汉诗的时空意境构成受唐诗影响有四种表现。同“时”异“空”的意境给人以时间绵延背景下的持续感和运动感;同“空”异“时”的诗歌情感又多表现为沿时间流动而不断蕴积的特征。同“时”同“空”关系下的意境显得宁静而安详;异“时”异“空”的意境则是借助时间方向的无序变动和时间属性的频繁转换,全方位地揭示诗人的心灵世界。

论小诗:一个批评的范例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建构的重要型态,“小诗”的写作不仅是新诗这一体裁本身的“历史”,它更关涉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复杂而歧异的思想状态和主体表达方式。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小诗”的命名是和周作人的日本诗歌译介相关的,周作人从译介日本诗歌中发展出“小诗”这一诗学概念。“小诗”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复杂、岐异又激烈的思想状态以及寻找恰当的主体表达方式所致,也是早期新诗内部发展机制的需要。对于“小诗”的论述,涉及到以下几个相关理论问题:一是“小诗”的诗学特征,二是小诗与传统的关系,三是小诗与国际诗坛的关系。“小诗”作为早期新诗中的一种范型,从流行到衰落,集聚了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产生之初的诸多话语特征,对于“小诗”的批评,不仅源于早期新诗的自我设计和想像,更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

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之中国大连源起观——以安西冬卫诗歌创作为证

日本现代主义诗歌源起中国大连,而非日本本土。尽管日本诗史未曾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带有浓厚国际色彩和摩登气息被称作"东洋的巴黎"的中国大连,激发了以安西冬卫为首的《亚》诗人群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灵感和想象,他们在大连的诗歌创作孕育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安西冬卫的诗歌凸现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多元并存、矛盾对立的复杂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