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影响探究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走过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可分为探索启动、加速增长、持续深化、转型调整等四个阶段。通过使用回归与ARMA组合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证实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转型,改善就业形势,增强对日出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扩大了日本的海外资金收益,采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证实其间接推动了日本技术创新及对华出口贸易,促进日本经济增长。随着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有望进一步发展。

新冠疫情下中日双边贸易的特点与趋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日本对外贸易整体下滑,对大多数经贸伙伴的贸易额均有不同程度减少。但中日双边贸易额稳步回升,特别是日本对华出口逆势增长,日本对华进出口贸易额在其总进出口额中所占比重均有所上升。中日经贸关系呈现新的特点,两国经济供需两面联系更加紧密,以中日为核心的东亚供应链彰显韧性。后疫情时代,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背景下,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也对区域供应链稳定与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明治前期日本产人参的输出动向及其出口产业的形成

日本并非人参的原产地,但是人参作为一种常用且贵重的药材,在日本国内对其的需求一直存在。江户初期,为了避免进口人参以及其他药材而造成白银等贵金属外流的问题,幕府就开始了一系列栽培人参的尝试,企图实现用国产人参替代进口人参。人参的栽培直到德川吉宗(1684~1751)时代末期取得成功,并在全国推广,被称为“御种人参”,成为日本产人参的起源。日本的人参栽培成功后,幕府采取了奖励栽培的政策,使得人参的生产扩大,不仅供日本国内使用,还通过当时的贸易机构“长崎会所”出口到中国。但是由于人参是特产物品,幕府对人参的栽培有着严格的控制,当时的出口数量还未达到大规模的程度。明治以后,由于幕府被废止,政府逐渐取消对人参生产、贩卖的限制,日本的人参生产开始急速扩大,而新政府采取的“殖产兴业”“直输出”等贸易振兴政策,也使得人参出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传统的人参消费大国,本国市场上的人参供给量却持续下降,价格不断攀升,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人参类药材的供应者。因而,中日人参贸易对当时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先行研究来看,现有的涉及日本产人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参产业发展史问题上,对明治时期日本产人参出口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战前朝鲜总督府编纂的《人参史》(今村鞆编《人参史》,朝鲜总督府,1935)是人参发展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之一。该书以人参为主题,收集了包含朝鲜、日本、美国等各国人参药材的生产、贸易资料,内容丰富,但对明治时期日本产人参的出口的叙述比较简单,缺乏详细、全面的分析。此外,《日本人参史》(日参连编《日本人参史》,日本人参贩卖农业协同组合连合,1968)对日本的人参种植起源、发展等问题进行了通史性整理,有部分内容涉及明治时期日本产人参出口问题。由于该书具有产业资料的性质,部分观点引用史料有失偏颇,可靠性有待商榷。此外,熊田一编《野州一国御用作朝鲜种人参的历史》(熊田一先生著作颁布会,1979)、小村弌编《出云国朝鲜人参史的研究》(八坂书房,1999)也分别对各自产地的人参种植及流通情况进行详细研究。不过,两者的研究均限于地方研究框架内,缺乏对明治时期人参出口的总体把握。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桐油统制的展开

全面抗战前,作为军事战略物资的中国特产桐油跃居出口商品首位,但中国未掌握世界桐油贸易的主导权。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桐油实施统制,使之为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成为其在国际舞台运筹帷幄的工具。在中德易货借款谈判中,德国向中国提出了大量的桐油需求,国民政府顺势推出桐油统制。全面抗战前的中国桐油贸易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由外商掌控,以出口美、德、英为导向的市场格局。在不彻底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实施统制,意味着政府力量强行嵌入原有的市场格局,势必会触及相关各方利益。为减少阻力增强统制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做了诸多安排,一方面以改良之名,渐行统制之实;另一方面由实业部牵头,联合地方政府与商人,希望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将华商纳入统制体系,以节约统制成本。由于湖北地方政府与汉口中外油商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英美政府不断提出抗议,使得制度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变异。强势政策遭遇弱势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权力只是有限渗入桐油市场结构中,统制成效并未完全彰显。

日本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对华影响

日本出口管制政策是日本经济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出口管制体制可以概括为"法令—政令—省令"三级体系,主要由经产省负责。日本出口管制政策同时受到国内相关法规及国际协定的制约,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管控核心技术及限制产品非法转移三者之间寻求平衡。日本政府在重视国际经贸技术合作的同时,聚焦前沿科技领域,不断增强出口管制制度的动态调整能力。中国是日本出口管制政策的重点盯防对象,未来限制对华高技术零部件出口可能成为日本制衡中国的重要手段。中国有必要尽早谋划,不断提高本国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和高端零部件国产化水平。

中韩FTA对日本向中国货物出口的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对中韩FTA生效后5个阶段中国对韩国的关税减让给日本货物产品向中国出口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韩FTA将给日本货物产品出口带来冲击,使其在中国的出口份额被韩国挤占,其中制造业遭受的冲击将最为严重,农产品、畜产品、渔业、加工食品及采矿业虽然也会受到影响,但影响较小;另一方面,中韩FTA虽并不会立即给日本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但随着中国对韩国降税力度的加大,日本受到的负面冲击将日益凸显,中韩FTA生效的前10年,尤其是第5年至第10年间日本出口将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而后10年则相对较小,尤其是第15年至第20年间出口减少幅度不大,对多数产品的出口近乎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