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的外交转变:从《中日修好条规》看近代早期中国对日外交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同东亚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正式建交条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870年,日本派使臣出使中国,请求订约通商;1871年,中日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正式建立近代外交关系。在谈判过程中,清政府根据日本特殊的地理、文化因素,一改同欧美诸国订约时的被动局面,在“一体均沾”“领事裁判权”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根据国家利益采取不同策略。《中日修好条规》基本符合清政府“和戎”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东亚外交由传统的“朝贡体制”向近代外交过渡。

中外师生关系的演进分析与比较思考

我国高校大都制定了很高的发展目标,瞄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而努力,而建设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必经之路和重要环节。比较西方高校和我国高校师生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探究造成中外师生关系差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理想与现实等方面的原因,有益于我国高校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帝国斜阳下的亲密接触:论朝鲜官员金允植的天津领选

1882年,朝鲜官员金允植受命出任"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朝鲜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来到中国天津,在天津机器制造局展开为期一年的军工制造技术学习活动。在津期间,他作为朝鲜的联络官员,与李鸿章等清朝大员就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问题多次进行密谈,还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状况。其所著《领选日记》、《阴晴史》、《天津谈草》等文献,为这段历史留下了详尽的记载。本文在重新回顾和检讨这段历史的同时,还将侧重以"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关注和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晚清政府对东亚局势的判断及应对,二是朝鲜使者眼中的清朝机器制造业发展实态。

黑川纪章在中国

黑川纪章是日本著名建筑师,其设计作品遍布日本和世界其他城市,他提出的"共生"理论更是影响了几代学人。在其事业处于巅峰的1980年代,黑川纪章来到中国,开启了他在中国20年的设计历程。通过回顾黑川纪章在中国的3个代表性作品,试图为中国和日本当代建筑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佐证。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

论晚清地方外交礼仪及地方官的态度

晚清中外约章对地方外交礼仪的规定包括三部分:与外国官员往来礼、与传教士往来礼及与其他外国人往来礼,其中与官员往来礼仪规定最详,涉及公文格式、称谓等方面。这些规定从礼仪方面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局势的深刻变化。地方官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将其作为处理地方交涉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借助外交礼仪抵制列强索取约定之外的外交特权,借助外交礼仪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他们重视和运用礼仪的表现。地方官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外交关系模式的应对和适应。

东亚秩序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本文梳理东亚秩序变迁,以此为线索探求中日关系的演变历程,评估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分析其症结所在,并就如何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提出建议。作者认为,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相互影响巨大,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消除或缓和长期政治冲突的部分后果,如何避免两虎相争的困境依旧是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议题。作者建议,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大国风度处理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构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框架,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的关系,把共同利益追求提升到战略层次,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加以推行。

中原王朝同高句丽的关系不是中外关系──对现行高校历史教材的一点看法

本文就一些现行高校历史教材中把唐朝以前中原王朝同东北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关系当作“中外关系”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高校历史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涉及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的部分，必须慎之又慎。

明代宣德时期的中外关系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大体上调整了永乐时期的对外政策,从安南撤军,与朝鲜和东南亚等国保持友好关系,密切了同日本的经济往来,并派郑和第七次远航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东北非一些国家的交往,使中国保持了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5月在中国海洋大学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建设、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及政策、中国与东亚的关系、航线变迁与中外经济社会的交流共生、宗教与文化交流、青年学者论坛等多个专题展开了一场高水平的学术对话。

《中国科学通讯》与大后方的对外科学交流(1942～1945)

《中国科学通讯》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创刊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报道大后方科学之进展,由中华自然科学社于1942年开始编辑,先是由该社自行对外发行,后于1943年交李约瑟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发行,直至抗战结束共刊行10期,在当时的中外科学交流中发挥了与Nature相似的作用。依据新发现的刊物文本及相关史料,文章发掘了该刊的创办史实、编辑与发行情形、学科布局等情况,首先指出该刊是在战时中外科学交流日渐停滞的背景下创刊的;进而揭示创刊经过与发行渠道的建立过程;然后通过阐释征稿情形与统计学科布局,说明该刊主要反映了基础科学方面的进展。文章最后基于具体案例呈现该刊所发挥的对外科学交流作用。

论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以德川幕府外交为中心

日本于17世纪30年代构筑起自己的华夷秩序——大君外交体制,日本型华夷秩序以与中国华夷秩序相对抗为特点。实际上,日本型华夷秩序是否真正存在,至今仍无定论。分析江户时期日本的对外意识变化和华夷秩序观,可以说明,日本的华夷意识和华夷秩序观是存在的,但不能称之为"华夷秩序",称之为"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会更为恰当。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关系及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交往,是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俄两国、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国共两党一段纵横交错复杂关系的缩影。破解孙鲍交往,对于合理解说国民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本文分析了孙鲍交往的背景和前提,论列了鲍罗廷的工作方式和策略,阐释了孙鲍关系的丰富内容,揭示了这种关系对国民革命兴起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同时指出这种关系与国民革命后来的失败又未尝不存在某种内在关联。

敌国留学——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群体考论

1937年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即便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动乱年代,日本外务省、文部省、东方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和部门依旧向中国派遣了数量可观的学术型留学生。他们带着明确的研究课题和任务来到中国,然而其在战争年代的留学生活充满了诸多变数,参军入伍者有之,潜心学术研究者有之,部分留华学生还与留守北京的学者有交往,同时某些人不乏骄奢淫逸的生活。留学结束后,他们就职于中日两国的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成为全面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支活跃力量。根据中日双方现存档案、日记、回忆录、著作等文献史料,对全面抗战时期的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群体进行探讨,可以辨明全面抗战时期中日两国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史实以及日本对华侵略本质。

抗战时期“近卫声明”的来龙去脉

1938年的三次"近卫声明",都是日本政府为找到一个代表中国的谈判对手达到其侵略的目标而发布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打开了诱降的大门,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声明则是在日本大规模侵华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和汪精卫暗通日本的情况下发布的,完全体现了政治谋略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国民政府。三次近卫声明之中,以第二次近卫声明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

论21世纪日本共产党外交政策及对华政策展望

日本共产党作为日本政坛上重要的在野党,善于继承马克思主义自主和平的国际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原则,注重构建对等平等的国际关系,扩大党际交往的对象和范围,并通过创新外交政策影响日本右翼政党的外交工作,不断开辟在野党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日本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国家内人数最多的非执政共产党,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合作与交流,对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原则和时代任务,分析21世纪以来其外交政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在此基础上展望中日两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的未来发展动向,对正确把握中日两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与亚洲诸国宗藩关系的历史渊源探析

历史上,中国与亚洲诸国之间的宗藩关系是中国王朝内政在国际舞台上的延伸,是封建君臣关系在外交上的投影与折射。它的基本轮廓肇始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及藩服制度,其基本精神来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华夏中心主义"意识,并最终从汉唐时期的"华夷秩序"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外交关系。

“超级第三者”:日本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

日本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超级第三者",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要高度重视日本变量。日本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存在防范与顾忌心理,将之更多解释为中美军事新型大国关系。日本的悲观派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危及日美同盟和日本对钓鱼岛的占领,但是乐观派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日美关系、日俄、日英关系。日本强调发展新的外交智慧,改善中日关系,呼吁中美关注日本第三方立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加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管理,建立三边对话机制,以实现中美日在亚太地区的良性平衡互动关系。在三边关系中,充分发挥日本"超级第三者"作用,让其成为中美两国沟通的桥梁。

日本汉方用药用量特点研究

日本汉方医学源于中国并在长期发展中结合自身实践有所创新,分析汉方用药特点对我国中医学发展有借鉴意义。本文对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布的常用汉方的组方药味总数、全方总量、平均用量、全方最大用量及全方最小用量进行梳理统计。结果显示,日本汉方多源于经方;组方药味数较少,多为4~9味;全方总药量较小,多为15~25 g;平均单味药用量为3.16 g。日本汉方用量较小,其原因与汉方发展的历史沿革、服药习惯、国民体质等诸多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