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

对井真成墓志研究表明,他应该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到来的日本遣唐使团准判官,到长安后旋死去,而不是在唐朝19年的留学生。其墓志为我们研究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例,进而可以对唐朝和日本授予遣唐使官员官阶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古代东亚世界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形态。

明州与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的开山传说

大唐明州,今日宁波,自遣唐使以来成为中日交往的重要口岸。804年,空海入唐留学,得到密宗七祖惠果和尚的真传。空海欲提前回国,护国济民,弘法利生。但其归国的路线,史料缺载。后世传说,空海在明州海边向日本方向投掷的三钴杵,落到高野山的一颗松树上,成为日本密教大本山高野山的开山缘起。此传说同时也暗示空海从明州返航归国的可能性。

日本唐乐古谱与中国宫廷燕乐——刘崇德先生日本唐乐研究述评

日本唐乐古谱是中国唐代音乐的异域留存,学界对其研究和解译非常关注,限于种种条件,多年来少有突破。词曲学家刘崇德先生此次将日本唐乐古谱十种整理出版,在对其进行基本文献研究和整理的基础上,对日本唐乐与我国唐代宫廷燕乐的直接关系、性质、乐律、曲型和结构等重要问题都做了深入研究。为我们深刻的揭开了日本唐乐古谱的神秘面纱。并借他山之石,为我们唐代宫廷燕乐、词乐、词体研究了、开辟了宽广道路。

日本雅乐溯源

研究日本雅乐的渊源以及与唐代俗乐的关系,对研究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燕乐,是有极大帮助的。尤其是研究那时的主奏乐器——四弦琵琶上的燕乐调布局、定弦变化、音阶时应等,可以为解开燕乐之谜打开有效的通道。

来自国外的秘书监:晁衡

晁衡（日名阿倍仲麻吕,698—770年）是日本著名遣唐使,在唐历任校书郎、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阙（从七品上）、秘书监兼卫尉卿等职,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唐代的秘书监犹如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馆长,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又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一般都由学界名流出任。晁衡凭借自己的正直和渊博学识,以一个外国人升任秘书监,实属罕见。晁衡担任秘书监期间,不仅积极进行唐朝馆库的藏书建设,而且引领遣唐使密集接触唐朝的国库文献和汉籍佛经,有力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鉴真大师得以成功东渡日本,晁衡也起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今天,回顾这位友好使者及其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不仅可以看到唐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开放和博大胸怀,而且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仍具有深层的现实意义。

天宝末年的阿倍仲麻吕及相关诗文研究——以名号和官职为中心

唐代是东亚各民族间交往空前频繁的时代,也是中华文化大规模对外输出,对周边民族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中日文化交流是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赴唐留学生的杰出代表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华居留超过五十年,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成为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缩影。但关于这位中日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有诸多问题依然晦暗不清,或者不如说关于他的在华经历已经形成了一套陈陈相因的叙述话语,从而遮蔽了许多有价值的细节。以天宝末年晁衡与日本遣唐使团的事迹为研究的切入点,以这一期间的相关诗文为具体研究对象,围绕着晁衡的名号和官职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力求还原出当时中日交流中一些历来为人所忽视的因素。

论日本遣唐使团在唐代文明传播中的作用

唐代文化闻名遐迩,吸引着周边国家派遣使团前来学习,尤其是日本国。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日本派遣大规模使团赴唐学习,汲取唐代先进文化,并将中华文明带回日本,不仅使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天文历算以至衣食住行、风俗娱乐等发生了诸多变化,而且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这场持续了两百余年的文化往来,对推动中日文化的交流互鉴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唐代扬州成为中日经济交流中心的内在成因

唐代时期,中日两国以遣唐使为纽带进行了频繁的文化交流。扬州一跃成为中日交流的中心。许多学者都认可扬州的中心地位,但都认为是外部环境导致,忽视扬州的自身优势。笔者根据扬州的地位进行探究,从扬州自身优势出发探寻成为中日交流中心的成因。

域外文献视阈下的明代朝贡礼仪——以紫禁城礼仪空间为中心的分析

朝贡礼仪既是明朝与其朝贡国之间关系的呈现方式之一,也是明朝用来规范朝贡国行为的手段之一,其在现实中的施行受到明朝内政以及宗藩关系的影响。聚焦于紫禁城这一朝贡礼仪发生的核心空间,通过将日本使节、朝鲜使节的朝贡记录与明朝文献相对照,一方面可以复原出外国贡使在明朝期间所履行的广义的朝贡礼仪的全貌;另一方面可梳理出在明朝的不同阶段,朝贡礼仪实际的举行空间、施行频率和具体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借助中外文献互证这一重要方法,不唯能够揭示出礼仪的实际展开与文本上的制度规定之间的差异,亦可窥见中朝、中日间的外交互动对于礼仪运行情况的影响,进而揭示出朝贡礼仪在现实中的运行曲线与明朝的内政外交之间的紧密关系。

汉籍东传日本之路探析——以日本遣唐使对唐朝宫廷典籍的搜集活动为中心

日本遣唐使在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的同时,还通过接受唐朝廷的赐书,以及在唐留学和任官期间的见闻等多种途径,对唐朝宫廷典籍展开了搜集。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为重要参考资料,通过对传入日本的具有代表性的宫廷典籍进行梳理,分析其在中日两国史料记载中的特点,对遣唐使搜集宫廷典籍的方式进行说明。现阶段中日两国对于唐朝典籍传入日本的途径和方式的研究并不充分,本文在参照中日两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聚焦于现有的史料展开合理的论述,以求尽可能地还原唐朝宫廷典籍东传日本的真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