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合规管理的基本原则

为有效地预防企业发生违法违规行为,避免企业遭受重大的系统性合规风险,需要确立一些基本的合规管理原则,使之成为指导企业建立有效合规管理体系的基本准则。企业无论是搭建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还是在危机发生后进行合规整改,都应遵循“风险导向原则”“相称性原则”“高层承诺原则”“权威性原则”“业务流程渗透原则”“可持续性原则”等方面的要求。这是避免纸面合规、形式化合规或无效合规的制度保障,也是企业实现有效合规管理的最低要求。

智能时代《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之必要与展开--由ChatGPT引发的思考

ChatGPT应用于创作领域所产生的各种欺诈现象和伦理风险引发了在理论上思考《著作权法》规定诚信原则的必要性。在作品创作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实现对人工智能所使用版权数据的合理保护,并且保障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的信息真实性、伦理正当性和机器创作事实的公开性。在版权交易领域,诚信原则可以从交易客体、内容、结果和环境等方面保障交易安全,并且维护版权人、消费者和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在交易中的公平利益。在版权行使领域,诚信原则可以帮助确定版权保护的合理范围,并有效规制版权欺诈和版权滥用行为。因此,我们应当像《商标法》和《专利法》那样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比例与预防原则关系理论对气候变化立法的阐释效应

为加快中国气候变化立法步伐,妥善处理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在气候风险规制领域的控权与保权问题上存在的抵牾、混用,采取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二者的适用关系进行立法论和解释论相结合的研究。研究发现,学界对该两项原则的关系存在三种理论主张。其中,取代关系说易引发气候风险的过度预防问题;限制关系说可能会消解预防原则,致使气候风险规制难以有效开展。相较而言,协同关系说更适宜指引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建构路径,有助于贯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国家政策中的协调式新发展理念,同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的国家自主贡献主张理念相吻合。通过进一步的学理、事理和法理阐释发现,气候变化立法有待将“双碳”等议题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环境法规范体系。协同关系说对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指引包括:①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适度风险预防原则全面融入气候变化立法,推进气候风险规制的规范解释、气候变化法治原则与制度体系融贯;②促进气候变化减缓性工作的循序渐进、气候变化适应性工作的防微杜渐,优化减缓与适应兼顾并重的气候变化因应制度体系;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构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及央地政府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气候风险合作治理与责任分工体系;④缓解气候风险规制中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间的紧张冲突,强化行政法与环境法的沟通与协调,推动环境法律规制实现由基于确定性的传统秩序行政和福利行政向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行政转型,从而促进气候法学的发展。

体育科研方法思辩:随机原则在体育科学实验设计中的问题审视与应用规范

随机原则是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控制选择偏差、分配偏差,提高实验可比性的主要方法。违背随机原则,将给实验效度带来威胁,进而影响研究质量。在体育科学实验中,应用随机原则的常见问题主要包括滥用“随机抽样”一词、随机分配方法缺失、随机分配程序不详、忽视分层随机分配、忽视随机分配隐藏和随意安排实验顺序等6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给体育科学实验研究带来偏差,进而影响研究质量。为合理把握随机原则,提高体育科学实验研究的有效性,从基于随机原则设计实验、使用正确的随机分配方法、清晰交代随机程序3个方面提出具体应用规范。提出从随机抽样、随机分配序列产生、分配隐藏、实施过程4个方面编制体育科学实验设计中应用随机原则的自检清单,旨在为体育科学实验研究者提供检查指导,进而提高实验设计的有效性和研究质量。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诊治流程及物理治疗康复临床应用——康复流程、原则及智能诊疗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FPFD)发生机制复杂,专科的临床医师往往无法覆盖妇产、泌尿、肛肠、影像等各专科全面的医学专业信息,限制了对于该疾病的系统、全面诊治。FPFD的治疗需要遵循康复流程,制定个性化物理治疗干预措施,同时结合其他方式制定综合性治疗策略。人工智能在盆底领域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医生诊断效率,还可以为综合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实现智能诊疗与精准医疗。本文从FPFD康复流程出发,分析康复原则及内容,探究人工智能在FPFD诊疗中的应用现状,旨在为实现盆底疾病智能诊疗提供参考。

政府开放数据平台FAIR原则评估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目的/意义]评估政府开放数据平台FAIR原则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平台规范标识符、统一元数据标准等,增强政府数据的发现、共享和重用。[方法/过程]采用网络调研法,借鉴国际代表性评估框架,结合调研构建面向政府开放数据平台的FAIR原则评估指标体系,并选取国内外8个样本平台作为案例,从可发现、可访问等4个维度展开评估分析,比较FAIR原则实施状况和差异。[结果/结论]从永久性标识符方案、元数据标准规范、数据使用许可等方面提出相应改进策略,完善国内政府开放数据平台数据管理规范,为后续相关平台的建设与利用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论公立医院机关党建“3W”原则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全面推行机关党建与医疗服务的深度融合,经由高质量党建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是公立医院机关党建工作必须探究的课题。公立医院机关党建有其特殊的职能定位,面对新时代党建工作的要求和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公立医院机关党建需要从思想层面、顶层设计和实践层面分别解决机关党建“做什么”(WHAT)、“如何做”(HOW)和“如何做好”(WELL)的问题,称之为“3W”原则。

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

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需要应合特定的题旨情境,朝着既定的修辞目标预期而努力。为此,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有三项最基本的原则,是修辞主体必须要始终牢记并遵循的,这就是:“增量达标”原则、“减量达标”原则和“调控适变”原则。

网络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及保障机制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了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空间和精神家园。当前,切实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是一项紧迫且艰巨的任务,要在探求网络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确立网络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把握网络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构建网络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等方面下功夫,做到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文明新风尚。

基于SMART原则的三阶段教学法的中医院神经外科规培护士培训评价

目的探讨基于SMART原则的三阶段教学法对神经外科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护士的教学效果。方法选择2020年1月—2022年7月在广东省中医院神经外科规培的护士80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40人)和观察组(40人)。观察组采用基于SMART原则的三阶段教学法,对照组使用常规规培方法;培训结束后比较两组理论考试、临床实践考试成绩及护士核心能力测评结果。结果观察组规培护士理论知识考核及临床实践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在评判性思维/科研、临床护理能力、人际关系、专业发展能力、教育咨询能力及总分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法律/伦理实践、领导能力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基于SMART原则的三阶段教学法更有助于提高神经外科规培护士的综合护理能力,尤其是在神经外科急危重症护理方面;另外,规培护士的领导能力培养易被忽略,今后应加强相关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路径探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竞争资源,数据的互联互通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当数据的缺失阻碍了市场竞争时,数据的强制开放成为摆脱数据困境的首要选择。从数字经济背景下关键设施原则适用的可行分析中可以发现,关键设施原则契合数据开放的现实需求,且数据开放共享具有现实可行性,关键设施原则的认定要件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现有竞争法规框架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具有合理性,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封锁带来的竞争损害。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适用关键设施原则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增加关键设施原则认定要件的相关规定,为其适用提供规范依据;二是明确关键设施认定要件,从规则层面实现制度适用的可操作性;三是对于关键设施原则适用中的隐私保护和对价确立问题给予充分考虑,坚持个案分析原则,立足于行业发展整体目标,平衡公共利益与创新发展之间的矛盾。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

税收法定原则若要落实到位,必须准确把握税收法定原则的“质”与“量”。目前,各方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质”即内涵已经达成高度共识,但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量”即强度尚存较大争议。从税收立法的“公—公”维度和涉税契约的“公—私”维度考察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可知其并非全有全无或非此即彼的状态,而是一种从刚性法定到弹性法定渐变的状态。对税收法定原则“量”的如此把握,将有利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细化落实。

法治与形式原则的性能:以形式与实质关系为中心

法治理论的争论主题之一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其中涉及形式原则的性能。形式原则的性能可以从三个方面检视:形式性、自足性、充分性。形式原则具有形式性,但是并非纯粹,它们可能关涉法律规范的内容安排以及实质价值在规范内容上的贯彻效果,它们的解释适用也会受到实质价值的影响。形式原则具有指引法治实践的能力,但是并不自足,其自身无法解决遵守程度和例外问题,也无法消弭不同原则间的内在张力。对于有限、抽象的法治构成目标来说,形式原则可以作为构成条件,然而对于更具实践性的法治实现目标而言,就不敷其用了。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相互联系,相互塑造。当法治对法律的形式提出要求,实践这种要求难免会牵连法律的实质。法治不可缺少形式原则,但是形式原则并非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纯粹、自足和万能。

平台数据垄断规制中“必要设施原则”的合理适用

数字经济作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其高速发展使得数据资源成为平台企业重要的竞争要素,并逐渐成为其在市场竞争中赢者通吃的核心竞争力。但数据成为平台企业核心竞争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垄断的风险。平台企业为了自身竞争优势从而拒绝数据抓取、拒绝数据交易,不仅不利于数据流通,更破坏了竞争秩序、抑制了市场竞争活力。由此,发端于美国的“必要设施原则”能否在平台数据垄断中适用,成为当下平台数字经济领域关注与探讨的焦点。论证数据资源的核心化、平台市场的无界化、寡头垄断的凸显化以及数据的特性说明将“必要设施原则”适用于平台数据垄断规制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数据权属、数据安全、数据成本,以及竞争关系、必要数据、垄断控制、共享可行等四个要件则是有效防止该原则滥用的必要考量因素。

文学史上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以元末明初代表性作家为例

文学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并不一定会按照朝代更替而改变其发展路径。然而,文学史家又不能不将文学的历史发展分为若干段落来加以描述,以便呈现出各个朝代的独特文学风貌,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于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与朝代更替就不能不产生联系,跨代作家的属代问题也就成为文学史家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都会对跨代作家进行属代处理,但却很少有人对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以致出现同一作家在不同文学史著中归属于不同朝代或同一时期的作家在同一文学史著中被分属于不同朝代的现象。跨代作家的属代处理应该遵循作家自愿归属原则,这不仅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而且容易与其创作实践相关联,有利于确定此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在此原则指引下,寻找作家自愿归属的文字材料,发现作家进行创作的情感动因,发掘作品呈现出来的时代风貌,就成为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有效方法。

差别原则、平等主义与优先主义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学者从优先主义的视角阐释差别原则,认为差别原则在将绝对优先性给予处境最差者时,未顾及处境较好者可能遭受的较大损失,从而导致“向下拉平”现象的出现。实际上,该问题主要源自对差别原则的优先主义的不当解读,并不是差别原则本身的问题。差别原则与优先主义之间存在差异,前者在界定处境最差者时主要采取一种比较性的标准,后者则关注人的绝对水平。人们不应该对差别原则进行优先主义的解读,应当将差别原则视为一种义务论平等主义。

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