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译官金指南的《北征录》与穆克登定界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鲜译官金指南跟随清朝乌喇总管穆克登调查中朝边境地区,留下了记录全程的日记《北征录》,这是研究穆克登定界的重要资料。金指南本人因年老的关系,未能登上长白山亲历查水源、立碑定界的过程,但他记录了朝方亲历者的驰报、报状,由于这段记录不是他的亲身经历,内容难免模糊不清,加之地名信息简陋,因此单凭《北征录》来判断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水源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参考其他文献特别是双方的地图资料方能搞清全貌,分辨出穆克登定的“大红丹水上流”实指红土水而不是指今红丹水。《北征录》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中方隐瞒了制作地图(《皇舆全览图》)的最主要目的,而强调长白山定界,这是为了吸引朝方的关注,抵消对查界的疑虑,以完成边境地理调查和地图制作,反映了双方对查界关注的不同侧重面及宗藩关系下相互交往的实态。

从善竹桥诸碑看朝鲜王朝对郑梦周认知的演变

郑梦周是高丽末期的杰出政治家,他在李成桂篡权时被害身亡。朝鲜王朝建立之初,为论证“易姓革命”的合理性,将郑梦周视为逆贼。随着朝鲜国王对忠君意识的提倡,及士大夫对纲常节义的推崇,郑氏被树立为忠臣典范,其遇难地善竹桥亦成为特殊追忆场所。自16世纪始,官府在善竹桥竖立多方碑铭,士人亦在此吟咏歌颂,二者共同造就了独特的“回忆空间”。该空间加速了郑氏由受难者向殉道者的转变,其为纲常节义而死的形象愈发鲜明。郑梦周之气节,因朝鲜官方尊崇而愈发高尚;朝鲜官方倡议的德义节操,因尊崇郑氏而愈发光大,二者关系实现了巧妙的互相成就。

丁若镛“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探析

丁若镛的自主之权通常被解释为利玛窦式的自由意志或康德式的道德性自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自由地在善与恶中选择其中之一的能力,后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战胜恶的自我约束能力;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预设了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同时也预设了人具有客观判断善和恶的超验能力。但通过诠释学以经解经法对文本中的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发现:(1)丁若镛的自主之权是以善为目的的行为规划能力,既不承认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也不承认人具有判断绝对的善和恶的能力;(2)恶源于“不思考”;(3)善是“符合情境的行为”。这意味着丁若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并未简单采取直接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而是在扬弃中积极发扬儒学精髓。

“筮法”与“经旨”之间:试论朝鲜丁茶山的易学

朝鲜儒者丁若镛(茶山)在继承中国象数易学传统的基础上,由“筮法”而推“经旨”,形成其体系性的《周易》新解。筮法的基本逻辑是,在占筮过程中通过观察卦象系统的内在变动,来排除“人意”、敬承“天命”。以此筮法逻辑为前提,《周易》解释学的不少难题均可得到较清晰的解决方法。例如,由筮法逻辑可以明确推出,最严格的象辞相应论才是《周易》解释的正当原则,这就为象辞关系这一易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难题带来了曙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茶山以筮法为根基重解《周易》的尝试,源自朱子“《易》本卜筮之书”命题而又有所推进,是中国易学在异域的一大发展。

试论余光中与郑芝溶的现代乡愁诗之异同

中韩两国自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甚深。在诗歌方面,中国古典诗歌对韩国诗歌的创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韩国诗的形式、内容、技巧等深受中国诗的影响。中韩两国诗学的承传踪迹是余光中、郑芝溶二人"乡愁"意识生发的背景,他们同有"失国"感,但在精神层面上的感受却又有不同,前者是"有国不能归",后者是被异族殖民的"亡国"。因此,二人的"乡愁"主题中"寻根"与"无根"是他们的精神源点,但二者在"失国"的精神状态中对乡愁的表达和乡土的想象却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在《乡愁》作品中通过意象实验、语言运用以及诗情内蕴的营造,来表现出"乐观"与"悲伤"两种相异的诗学风格,是他们乡愁诗的气质和基调。

金正恩时代朝鲜政治体制的特征与前景

自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根据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发展,比较自主地、灵活地选择实行了能克服自身困难和僵局的政治体制。在指导思想上,确立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在权力结构上,强化党—国家机构体系;在党军关系上,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这是目前朝鲜政治体制建构的内在逻辑和表现特征。今后,在指导思想上,朝鲜政治体制将继续坚持主体思想的理论性创新和发展;在权力结构上,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金正恩的唯一领导体系;在党军关系上,将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下的向导与支承作用。现阶段,国际社会要推进朝鲜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方案和策略并非是封锁和孤立,而是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坚持外部世界的"多助",坚持对朝鲜实行"两个有限"政策,做到使其能够自己主导,并自主地、创造性地实施相应的体制改革。

金正恩时代朝鲜的经济改善政策及其评价

2012年起朝鲜正式步入金正恩时代,为改善民生问题,金正恩于2013年3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向企业推行了以"经营权下放"和"按劳分配原则"为核心的"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向农场实施了"分组管理制"下的"包田担当制",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和管理的主人翁,从而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积极谋划对外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于2013年11月和2014年7月在与我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和朝鲜沿海地区建立了19个经济开发区。其结果,带来了工人、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的由"点"向"线"扩展的新格局,说明金正恩式经济改善措施正式拉开了序幕。不过朝鲜今后还将面临着计划、价格、财政和金融等综合性配套改革问题,以及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将19个经济开发区引向全面成功等难关,金正恩时代的朝鲜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

朝鲜《东文选》诗体分类与编排溯源

本文旨在溯源《东文选》的诗歌九体分类与编排方式，认为中国唐诗选本《唐音》的分体收录方式直接影响并启发了《东文选》。同时，徐居正本人的文学活动、朝鲜选家的特殊心态等文化背景又促成《东文选》在六言诗问题上与《唐音》有所不同。

试析高丽末期文人郑梦周对屈原及其《思美人》的接受——以《思美人辞》为例

高丽末期,郑梦周的《思美人辞》标志着朝鲜文人开始用骚体写作汉文学作品。纵观郑梦周的一生,他的境遇与屈原十分相似,都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没落王朝而坚定地选择了"殉节"这条路。为此,他们都留下了千古忠臣的美名。郑梦周在他的《思美人辞》里也鲜明地表现出希望君主能够尽快悔悟,采取贤明政策的迫切心情。二人相近的审美取向,体现出共处汉文化圈背景下的中韩文人文学价值取向的契合。这些必要因素都为屈原及其作品的接受做好了心理准备。

许三观的银幕“回归”——韩版《许三观》改编的突破与局限

韩国电影《许三观》基于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而改编,特殊的出身决定了其特殊的命运。观众总是习惯性地将电影与原著相比较,甚至把是否忠实于原著作为衡量电影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但这种评价体系忽略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性,不利于对改编作品做出客观评价。突破这种束缚,将文本与电影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来比照,将为解读《许三观卖血记》以及改编的电影作品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域外汉诗:论郑梦周的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郑梦周是高丽后期著名的性理学家,又是著名的汉诗作家,他一生写了不少诗歌,《东文选》收有他的诗歌38首,现在对于其汉诗和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大都以使行诗为主,其实其诗歌创作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诗歌内容反映了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性理学、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理解,语言使用上经常借用中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典故以及文人墨客的诗语,使自己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诗歌形象含蓄的艺术特点。这是中国古典文化在域外延伸的重要事实依据,也是世界汉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可谓在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韩愈与朝鲜朝李廷龟山水游记创作之比较

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廷龟的山水游记创作受到了韩愈的明显影响,其主要表现在选景的设置、描写手法、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但是李廷龟又能够有所变通,别出枢机,将韩愈山水散文的各种创作方法活用在自己的山水游记创作之中,表现了他在山水游记创作上的高超技巧。同时,也说明了韩愈散文在韩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朝鲜文人申靖夏的诗学理念

“宗唐”还是“宗宋”?这一追问曾一度贯穿东亚汉诗界,朝鲜肃宗年间的知名诗人、诗论家申靖夏参与其中发为议论,并结合当时朝鲜诗坛大为流行的“性情”之说与“真诗”创作,推行“诗本忠厚”的主张,追求“冲和简淡”的诗风,于诸家中特为尊崇陶、杜、韩、苏、陆诸家,偏于宋调,同时其论诗又兼采众家,融通唐宋;其诗学理念表现出对中国诗论的借鉴与新变,既承续中国诗学之长,又内生出朝鲜本国特色,自具一种敢破陈见、标举“我东”的强烈自信。

接受与转化:论韩国诗人郑芝溶对古典意象的处理

韩国诗人郑芝溶被誉为韩国现代诗歌之父,于1941年出版了其第二本诗集《白鹿潭》,学界以此为界称其之后的诗歌为后期诗。《白鹿潭》收录有25篇诗歌与8篇散文诗,若说前期诗集着重凸显“大海”之意象,而后期诗则倾向于“山”之意象;诗歌形式上,散文诗的比例增多,汉字和古词的运用亦占据较大比重。郑芝溶的自然诗本质上有别于韩国传统的自然诗,形式上虽保有儒家山水诗的特点,但是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诗人,郑芝溶的诗以对古典诗歌意象或接受、或扩延、或转化的方式不断适应现代诗内在的变革诉求,使古典意象在现代传承中成为创新的酵母。

高丽使节郑梦周明朝外交活动分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改变了元朝穷兵黩武的军事侵略政策,颁布政令,以朝鲜周边十几个国家为不征之国,主张和平外交,从而奠定了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相对友好的对外关系。高丽王朝的政治家郑梦周,从最初担任高丽使团书状官,到先后多次任正使,十几年来多次拜见明太祖朱元璋,其外交政绩有:促使明朝政府免除高丽王朝五年的岁贡,请求明朝允许高丽穿着其官服和便服式样,使高丽王朝换服易裳等。在明太祖朱元璋与高丽使节郑梦周十多年的外交活动中,朱元璋起初对高丽使节产生怀疑,到对郑梦周等高丽使节的逐步了解,后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是郑梦周外交活动成功的最好注解。

朱熹、毛奇龄和丁若镛的《周易》占筮观比较研究

朱熹、毛奇龄和丁若镛都以《易》为卜筮之书,但他们的思想在产生背景、具体象数理论的展开以及对揲蓍法的理解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首先,在思想的产生背景方面,朱熹占筮观的思想背景是性理学,他试图把道家的自然观结合到以人为中心的儒家思维中来,要把局限于义理框架的《周易》拓展到象数领域,恢复其象数的内容。毛奇龄则从"事功"与"实事求是"的观点上批判理学,集中声讨宋明理学中的道家内容,以使《周易》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原始儒家视域。而丁若镛则以阐明经典之原义为研究《周易》之目的,认为朱熹的理法之天与三圣作《易》之本来意义相违背。其次,在具体象数思想的展开方面,朱熹以卦爻辞为卜筮而设,非为论理而设,因此研究《周易》要先理解象数。与朱熹一样,毛奇龄也重视《周易》的象,但他认为朱熹不知正确的取象方法,并提出"五易说"作为解释《周易》的新框架。丁若镛一方面肯定毛奇龄的"推易"对卦爻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批评其不知爻变、卦变之说。第三,在对揲蓍法的理解,如"大衍之数五十"的问题、"挂一以象三"的问题、"再扐而后挂"的问题、变爻个数的问题等等方面三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试论朝鲜王朝茶山丁若镛对王阳明“心学”之融合与发展

茶山丁若镛作为朝鲜王朝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术体系宗于孔孟,将自身之理论学说标榜为“洙泗学”,并构筑了体现其时代要求的经世哲学。从朝鲜王朝的社会现实出发,吸收了西学、考证学中的积极因素,对宋明理学思想作了最新诠释,从其“性嗜好说”“权衡”“知则必行,行则必知”等理论出发,亦可验证丁若镛的经学思想中含有诸多王阳明“心学”的思想内涵。可知,处于朝鲜王朝“异端”论打压下的王阳明“心学”对其末期实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亦做出了积极贡献。

论训民正音和八思巴文字的关系

针对训民正音的起源,韩国学术界一直坚信发音器官象形说。但是2001年中国学者照那斯图提出了训民正音的辅音与元音的基本字母模仿八思巴文字的主张,此主张引起了韩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对训民正音和八思巴文字的创制、字母体系、字形进行比较后认为,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字在创制、字母体系方面存在密切关系,但字形特别是元音字母的字形并不存在相似之处。

从赞美自然、融入自然到批判社会——论韩国诗人辛夕汀接受道家思想的变化过程

辛夕汀是韩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自然派诗人,其诗歌创作表现出鲜明的道家色彩。其诗歌中的道家思想经历了赞美自然、融入自然、批判社会的变化过程。早期主要表现在赞美自然美景上,后期则发展成以道家思想为武器,反抗朴正熙军事独裁政权,批判经济第一主义对生态的破坏,为人类社会发展指出了方向。鉴于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变化,因此本文拟对这一变化过程做出清楚阐述,以期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吸收道家智慧提供一个具体的参考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