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戏曲家周之标性别、交游、著述考

周之标是明末清初活跃于俗文学领域的戏曲家、出版家。周之标确为男性无疑,《吴姬百媚》记载了大量周氏与吴姬交往的细节;附于《兰咳集》出版的《古牌谱》,出自周之标妻子胡贞波之手。周之标有交游的人物多为吴地名士,其文人身份得到当地士绅阶层认可。《赛征歌集》不能判定为周之标编选,《吴姬百媚》可以判定为周之标创作的咏姬别集。周氏著述自明万历晚期始,至清顺治中后期止,在江南文士群体中造成一定影响。

论程鹏举故事的戏曲改编

程鹏举故事以叙写夫妻离合之情而广为人知,元代以来流传四种相关戏曲,分别为青阳腔《易鞋记》、昆曲《分鞋记》、梨园戏《程鹏举》和京剧《生死恨》。明清时期《易鞋记》与《分鞋记》多有讹误现象,其中《易鞋记》现存全刻本,《分鞋记》留有九出残曲。《程鹏举》与其他三种戏曲剧情和人物塑造多有不同,应分属另一种故事系统。两种故事系统并立发展,出现了情节融合的现象。此外,四种戏曲发挥剧种优势,彰显了不同剧种的艺术表现力。

蚓激酶治疗急性脑梗塞的疗效与机理

选用蚓激酶胶囊对60例急性缺血性脑梗塞病人进行治疗对照观察,结果显示用该药后病人的红细胞压积和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降低,凝血酶原时间延长,3项指标变化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而血沉,出血时间和凝血时间则无明显变化.此外,蚓激酶组治疗后改良SSS评分的改善较对照组明显(P<0.05)疗效总体评价显示蚓激酶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证实该药是治疗急性脑梗塞的有效药物.

从官办到民营——日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方针的演变

本着民富国强的原则 ,明治政府从早期的官办为主 ,迅速转变到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阶段 ,为此他们采取了官办示范、官督民办、官助民办等多种形式并举的政策 ,多方扶植诱导。在民营经济成长壮大之后 ,他们又果断地低价出售国企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缔造了明治维新的奇迹。

滦州影戏剧本《红梅阁》初探

明代传奇《红梅记》为滦州影戏剧本《红梅阁》提供了良好的题材和基础,影戏对传奇多有借鉴和参考,但又在传奇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再创作,将其发展成为一部风味独特的民间小戏剧本。影戏对传奇的改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双线结构的沿袭与突破,二是重要情节的点化与改写,三是谐趣成分的添加与借用。

清代笔记小说对文字狱的述载——以《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吕留良案为例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也是清代最著名文字狱中的主要人物。在《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中都有表现吕留良的笔记,但袁枚和纪昀对吕留良的态度有所不同:袁枚重点叙述吕留良对佛教的态度,而纪昀则痛骂吕留良对朝廷不忠。因为身份和地位不同,导致两人对同一事件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也即袁枚认为吕留良案件是一个学术问题,而纪昀则认为是政治问题。

王渔洋《唐贤三昧集》选诗特征探微——兼与《唐诗别裁集》比较

《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两部选本都是清人唐诗选本中的佳作,学者们往往将二选割裂进行研究。其实,二选的编选者王士禛与沈德潜年代接近,两人又皆为清代诗歌创作与选本编纂的大家,沈德潜虽受过王士禛诗学观的影响,但《唐诗别裁集》与《唐贤三昧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唐贤三昧集》是规模较小、选盛唐而不选"李杜"、独尊"诗佛"王维、注重"神韵"意境的极富特色之选本。通过《唐贤三昧集》与《唐诗别裁集》二选差异的比较,能够更清晰地窥见《唐贤三昧集》中这些具体的选诗特征。

霉滴洗剂体外抗阴道滴虫实验研究

利用不同浓度的霉滴洗剂药液分别与不同虫株的阴道滴虫做体外实验，观察其体外抗阴道滴虫效果。作用２４、４８ｈ后观察结果显示，该中药方剂对不同虫株的阴道滴虫的作用无明显差异。最低杀虫浓度为１∶４。以上结果表明霉滴洗剂在体外有较强的抗滴虫作用。

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

本文先从“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特征———“自我的发见”入手,探讨龚自珍思想与其相通之处;再由《病梅馆记》与俞平伯《花匠》的比较,揭示二者在反对个性束缚上的近似性;并就对独立人格的悲壮而执著的追求研究其与鲁迅的异同;最后对其爱情诗中的新因素进行剖析。全文主旨在于证明龚自珍作品中已含有“五四”新文学的若干萌芽。

施济美小说与现代文学传统

施济美小说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学新旧融合、雅俗互动语境的产物。其创作与现代文学的新文学传统、通俗文学传统和海派文学传统均有复杂关联,对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拒俗求雅、反抗绝望上;对于通俗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感伤言情、道德救赎上;对于海派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凸显末日意识和颓败意识、构建人性传奇上。

20世纪40年代海派女作家张爱玲与施济美作品风格比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坛除了左翼小说的活跃、繁盛外,还有与其形成鼎足之势的海派小说。这个这文学流派中,40年代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在这批"小姐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张爱玲和施济美。张爱玲的小说更多表现的是人生的无奈,任何诗意的东西在张爱玲这里都是荡然无存的。而施济美的小说却始终保持着对理想、爱情、信念不懈的追求。

《寄梅记》作者考

目前所见《剪灯新话》的最早版本中没有《寄梅记,》它是后人在校订时加入的,故研究者对此篇多避而不谈。本文从《剪灯新话》版本的流传、写作风格以及瞿佑的经历等方面考证,推断出《寄梅记》是瞿佑晚年重校《剪灯新话》时补作的结论。

柳如是《我闻室梅花集句》辨伪

《我闻室梅花集句》旧题清初才女柳如是著作,但此书作者却并非柳如是。该书与童琥《草窗梅花集句》内容编次大致相同,今从二书的成书、刊刻、著录情况及异文进行考察,所谓柳如是《我闻室梅花集句》作者原系童琥。究其原因,清人误以柳所抄童琥《集古梅花诗》为其所集,著录于陈揆《稽瑞楼书目》、《(同治)苏州府志》、《(光绪)常昭合志稿》,后人未加细察,以讹传讹,亦见载于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及《江苏艺文志》中,乃至《清代闺秀集丛刊》等书皆误系作者姓名。

沈璟《义侠记》与《金瓶梅词话》

沈璟《义侠记》和《金瓶梅词话》皆是在《水浒传》广泛、深入流播背景下的创作,两者皆取材于《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并按照各自的意图对其作了适当的改造,其中有五处改造存在着具体的对应。参照《词话》在当时文人群体中的流播情况,《义侠记》的这些相对于《水浒传》的变化之处乃原于《词话》的首创,后又被《义侠记》加以熔炼;同时也说明沈璟确曾阅读过《金瓶梅词话》,而且其中的情节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使他在编创这部取材于《水浒传》的戏曲时自然而然地引入了《词话》的材料和艺术构思。由此可进而管窥《词话》对明代戏曲创作的影响之迹,以补助认识《词话》对当时及后世文学创作的启发、泽溉之功。

忧愁满纸发人深思——读刘基《犁眉公集》中的诗歌

刘基于明初所写诗文收在《犁眉公集》一书中。其中大部分是诗歌,而诵读之会深感大多情调低沉,充满忧愁。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其时刘基的政治生活坎坷不顺。他为人一心为国,坚持法纪,不徇私情,在用人上不看亲仇,坚决反对非德才兼备者担任重要职位,由此得罪了权相李善长、胡惟庸等,从而在政治上大受排挤,不仅不能安于其位,甚至病中被药中下毒,最后郁闷而死。面对此情此景,刘基心绪忧愁伤感,《犁眉公集》中的诗歌大多充满忧伤,正是其真实心境之反映。刘基的遭遇使人感叹,在封建社会中一心为国者竟不得好报。但刘基一心为国的言行毕竟被记录下来,从而使之成为流芳千古的人物,由此说来,即使在封建社会中,一心为国者最终并不吃亏。

张鹤鸣简谱

颍州人张鹤鸣不仅是晚明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而且富有较高的文学才华。张鹤鸣在天启、崇祯两朝两度出任兵部尚书,与当时的重要军政事务密切相关;他的文学创作在当时亦颇获好评,所著诗文集《芦花湄集》一直保存到今天。为其编制一份年谱,有利于推动相关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版本考补叙

南宋初期诗人周紫芝的诗文集《太仓米集》七十卷,在流传中多有残缺、脱略,考察南京图书馆藏八千卷楼丁丙跋影宋抄本可补今人整理本《全宋诗.周紫芝集》之不足,有重要的校勘学价值。

《病梅馆记》的多重象征意蕴解读

按照从个体——群体——整体的象征型作品的解读方式,清代文人龚自珍的散文名篇《病梅馆记》具有多层次的象征意蕴。从个体层面来看,它是龚自珍自身遭遇的写照;从群体层面来看,它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遭遇的反映;从整体层面来看,它具有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病态美的哲理意味,确实是一篇语约意丰的佳作。

虞美人杂考

现今虞姬墓在安徽灵璧。但从文献资料来看,虞美人自刎处有安徽灵璧和淮南定远两说,因此,虞姬墓历史上实际两地皆有。美人死后,鲜血化为原上之草。这是一种能应曲而舞的独特的草,并非现在所见能开鲜艳之花的虞美人。虞美人草本花卉明代以来才从欧洲传入我国,历史上庞大的歌咏虞美人的诗词,也就经历了由咏草到咏花或花草兼咏的过程。《虞美人》曲流行于唐代,也与这个悲艳动人的故事有关。第一个以该曲填词的是唐代的无名氏,五代时《虞美人》词已多见。历代书面文学中的虞美人形象经历了从同甘共苦到贞节烈妇的演变过程,而在一些民间传说故事中,虞美人却是一位巾帼英雄。

陈继儒与《金瓶梅》的作者

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金瓶梅》的成书方式、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的交游厚密关系、《金瓶梅》的创作风格等可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是陈继儒从吴越间延招来荟蕞成书的"穷儒老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