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征信功能:《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中“书誓符檄”的类从标准

“类聚”“并类”或“以类相从”,是在古代文体分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文选序》中“书誓符檄”与《文心雕龙·定势》中“符檄书移”以类相从的标准,是文体共同的征信功能。而文体的征信功能之所以能够成为类从标准,则源于古人“体用不二”“异中见同”的文体归纳类从方式。而又由于“体用不二”“即体成势”,共同的功能对语体特征产生了制约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使得“符檄书移”的类从有着共同的“明断”之势。《文心雕龙》在将文体归类时,类从标准的优先度是以“文笔”之别为第一,功能形态次之;唯一的例外是以“宗经”为目标的归类,其类从标准是以文体与五经的客观联系为第一优先。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鹖冠子·世兵》篇非抄袭贾谊《鵩鸟赋》辨

《鹖冠子.世兵》篇有些句子和贾谊《鵩鸟赋》相同,柳宗元就认为是抄袭《鵩鸟赋》,并而断定《鹖冠子》是伪书。本文从文体研究、编纂者的思想背景、撰写手法三方面来论证《世兵》篇与《鵩鸟赋》都引用先秦秦汉的典籍,不能证明《世兵》篇抄袭《鵩鸟赋》。相反,两者所反映的思想却有共同的时代背景,且思想重点不同。另外,《世兵》篇前部分记载曹沫一事,与后部分内容无涉。本文考证曹沫一事,推论本篇写成于战国末期与汉初之间。

论《京氏易传》与后世纳甲筮法的文化内涵

《京氏易传》是《易》与阴阳家相结合的产物，京房在这部书中极富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系列新的易学条例，丰富了卦气说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京氏易传》将五行机制输入卦爻之中，以定占断的吉凶之义，从而革新了先秦以卦象与卦爻辞释占的方法，开创了《周易》占筮的新局面。作者还对《京氏易传》与后世纳甲筮法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

儒家和兵家治道思想的整合及其历史影响——从“儒兵家”看《十一家注孙子》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11位注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关于治国之道,孙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同时又各有侧重、各有特点。11位注家在注释《孙子》过程中,既阐发了孙子的原意,又融合了诸多儒家的思想观念,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虽早已有之,但《十一家注孙子》的形成无疑又加强了这种倾向,它对历史上儒兵家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

文论史上的“义熙诗风”与“元嘉诗风”,人为地把浑然为一的诗风演进按照朝代一分为二。其实,晋宋之际,由作者构成而论,超凡脱俗的名士群体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正是才艺出众的文士群体的天下;据审美趋向而言,名士钟情于清谈,争胜于谈锋,大都重理而轻文,而诗人钟情于吟咏,竞逐于才藻,往往重文而轻理。晋宋的诗运转关,使“情”、“采”向文学复归,体现出诗骚传统的归位,意味着中古文学在晋宋之际的新生,为南朝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方向性的保障。

《论语》“绘事后素”章释义考辨

"无所与杂"谓之素,"不亏其神"谓之纯,"素以为绚兮"是对庄姜纯素美的概括。"绘事后素",典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句,指绘画中最后施以素功(用白彩等去其渍污),修整画迹。"礼以节人",礼的作用可比于"素功"。"礼后乎"指恭慎勇直等需要礼随其后节之,以避免过或不及。"起予"指"发明我意"。

张惠言《周易虞氏消息》研究

《周易虞氏消息》一书,是张惠言对孔子—商瞿—田王孙—孟喜—虞翻一系"易阴阳大义"发掘的代表性成果。其内容主要描述了以"乾元"为源头和动力的阴阳流转的过程,即"乾元"的潜存、展开和回归。该书的价值,本文认为,在于启发我们看到虞翻易学的两层结构:"取象释辞说"与"卦变消息说"。不足之处在于,虞翻释《易》的重心是放在对"观象系辞"思路的逆向呈现上,由此以见"辞"与"象"的关联,"卦变消息"仅是实现这一探索的工具。而张氏为了阐述虞翻易学与孟喜易学的一脉相承,则以"卦变消息"为虞翻易学的精髓。两者的不同,反映出清人的汉易研究与汉易本身的区别。

论《南部新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的价值

《南部新书》是北宋初钱易编撰成的一部小说选集,其内容和文字绝大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杂史、杂传以及正史等书籍,该书对于整理唐代小说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通过此书可发现一些失传的唐代小说佚文,一些仅有节录本传世的小说可在此书中找到一些较完整的文字。在唐代小说以及《太平广记》等书的文字的校勘方面,《南部新书》

陈寿祺生平及著述考

陈寿祺是清嘉道年间的代表学者,学通汉、宋,世称“通儒”,因其早年学历、交游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辑佚方面尤为突出。考证陈寿祺生平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学风衍变的基本过程,并且简略地考释了《尚书大传》、《五经异义》、《三家诗遗说考》等其在辑佚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高丽文人笔下的“虎溪三笑”典故——以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为中心

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三位文人生活在高丽后期武臣乱政后的黑暗年代。他们通过承袭了从新罗末开始的解读陶渊明的传统并通过留学中国的高丽僧人亲身耳闻以及当时文坛刮起的苏轼热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三位文人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倾向性有所不同,但其诗文都阐明了儒、释、道合流的观点,赞扬了典故中表现出来的旷达的人生态度,表达了对脱离世俗的向往,肯定了陶渊明与慧远法师的人格。但文化冲撞中的误读现象也很突出。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清代医家史以甲生平与伤寒学术考

清初江苏医家史以甲 ,字子仁 ,著有《伤寒正宗》。对其生平与著作进行的考证与研究表明 ,史氏为清代江都 (扬州 )县甘泉邵伯镇人 ,生活于明崇祯末至清康熙中期。通过对现存孤本《伤寒正宗》的成书、刊刻时间、版本著录情况的研究 ,认为本书刊刻时间不早于清康熙十九年 ( 1 680 )。其伤寒学术思想 ,主要继承了方—喻的“重编整理”观与“三纲鼎立”说 ,并主张以证为纲 ,对《伤寒论》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从宋代义利之辩谈起,叙述叶适对朱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批评。兼及南宋温州商业社会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和重商思想,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及其重商思想对温州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子略》评议

《子略》是南宋时高似孙编撰的一部专科目录,孙诒让、余嘉锡等人曾指出该书有剽窃前人、著作草率、体例雷同等问题。本文以追溯史源、分析文意、比对同类著作的方法对孙、余等人的意见提出商榷。

试析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中的方言现象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其中的方言现象反映着客家方言定型早期的特征,既保留唐时旧音,同时又含有近、现代客家方言的音韵特点。

理学家《诗》论的主旨

通过与孔子和汉儒论《诗》主旨的比较 ,论述了理学家解《诗》的目的和宗旨在于涵养性情 ,修身养性 ,即感发善心 ,因此特别重视《诗》之兴 ,由对《诗》的解读 ,进而分析《诗》的创作 ,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诗》的文学作品的本质 ,这是《诗经》

萧顗的生平与思想探析

萧顗是"闽学鼻祖"杨时的弟子,又是"闽学"创立者朱熹之父朱松的老师,考察其生平思想有助于了解早期闽学的发展状况。由于史料稀缺、分散,诸家所记有关萧顗资料非常简略,内容大同小异,且有诘误之处。今笔者多方查检史书、文集、方志等材料,将散落其中的关于萧顗的记载搜集整理,辨析去伪、爬梳成文,分别就萧顗受业于杨时之门,与朱松、朱熹父子的关系及其思想进行探析。

新发现的农占书——《六十甲子农事喜忧图》的整理与初步研究

《六十甲子农事喜忧图》是流传于湖南民间的、与士大夫的农占著述不太一样的民间农占文本。这是一种全新的农占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以比较浅显、通俗的韵文写成,按六十甲子顺序,显然便于记忆和流传。对这类资料予以关注探讨,应是农学、农业文化研究的侧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