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末竟陵派诗风中的“贾岛现象”

中唐诗人贾岛、姚合是著名的“苦吟”诗人,他们在创作中对铸字炼句的刻意求工以及对幽僻诗境的醉心独好引得后世众多文人、尤其是封建王朝末世境遇坎坷的文人在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的认同和共鸣,此种“贾岛现象”在明末竟陵派诗人中也具有突出的体现,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诗人尚“清”崇“静”,追求孤寂的诗境,具有典型的贾、姚特征,这既打上了明末社会的时代烙印,也与钟惺、谭元春等人的创作探索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

贾岛“推敲”考

贾岛"推敲"故事纯系后人创作。但为何选定贾,为何用"推"、"敲"二字作素材,均事出有因。

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

包世臣对鸦片之害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就论述过鸦片引起的社会问题。就他对鸦片问题的认识来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最早认识到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是引起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二是他虽然主张通过“撤关罢税”严禁鸦片,但他并不主张断绝与外国的一切往来。他也是鸦片战争前当朝野上下都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时极少数留心夷务、关注夷情的思想家。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承认“英夷”有“战舰”和“火器”的“长技”,并先于魏源提出了类似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还主张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抵抗英军侵略,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对中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既不是船炮,也不是军民,而是那些愚昧无知、自毁长城的清朝统治者应对战争的失败负责。

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

晚清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曾对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政治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嘉道经世思想家就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过批判,鸦片战争后他们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又介绍过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的批判和介绍,推动了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在经济上,嘉道经世思想家于鸦片战争前即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政策对人们的禁锢,充分认识到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他们不仅萌发了重商主义的意识,而且还提出了发展民族主义工矿业的主张,这对后来的洋务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思想和学术上,经世思想家批判"宋学"、"汉学",主张学术经世,提倡一种注重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对中国思想和学术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贾岛现象与“晚唐体”

"贾岛现象"体现了一个时代末期大众诗人的创作心态,其创作趣尚集中体现为不染尘念的孤寂情怀和清新尖巧的艺术锤炼。这种创作趣尚影响了北宋初期的文学,但北宋初期的"晚唐体"却不等同于晚唐诗风。北宋初期的时代特征与晚唐有着质的区别,北宋初期的"晚唐体"作家的精神面貌也不是苦闷孤寂。不能把"晚唐体"简单地视为承袭晚唐诗风,它是唐诗向宋诗过渡的必然结果。

论姚合《极玄集》

姚贾诗人群体是中晚唐间重要的诗人群体和文学流派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 ,这个群体往往被韩孟诗人群体所掩盖 ,它的独立性和意义一直为人所忽视。姚合《极玄集》为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重要的选本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显示出选者对前代文学的认识 ,更在于它揭示出姚贾诗人群体的独特风貌 ,即苦吟的文学观念、五律的体验方式。

二十年贾岛研究述评

贾岛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近二十年来贾岛研究更成为唐诗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无论在生平事迹的考证、诗集的整理、作品真伪的考辨以及关于贾岛诗歌的渊源影响成就地位的探讨、五言律诗的艺术特色、苦吟的解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贾岛研究也流露出热点过于集中、论辩夹杂意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前人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陈旧、论题简单重复等不少问题。贾岛研究依然拥有广阔的前景,有待于学者去发掘和探索。

孟郊、贾岛经济状况对其创作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影响精神生活。诗人的经济状况如何,对其诗歌创作和诗风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概括论述了孟郊、贾岛的经济状况,分析了诗人的经济意识、经济活动及其谋生能力与诗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进而探讨了诗人的经济状况对其诗歌创作和诗风的影响。

唐末诗坛的追慕之风及其评价——以“贾岛格”诗人为例

唐末诗坛追慕之风盛行,多数诗人都是前一时期某家诗风的追随者,他们大抵可被归为学白居易的通俗浅易、学贾岛的清奇僻苦、学李商隐的艳典丽三个大的群体。通过对"贾岛格"诗人及其创作这一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出唐末诗人对前人的诗作因袭多,创新少;重形式的模仿,轻精神内蕴的传承,因而没有大的创获,只是在艺术细节上有所发展。追慕之风盛行是导致唐末诗坛既没有出现开宗立派的大家,也没有形成领导潮流的诗派,整体创作呈现衰退之势的重要原因。

唐人“寻隐”之冠走向现代之路——兼谈唐人“寻隐”诗

古代隐逸诗经历了从"招隐"到"寻隐"的转变,唐代名家于"寻隐"诗几均有所作。贾岛《寻隐者不遇》作为唐人"寻隐"之冠,受到古今选家、评家和哲人的关注。将《寻隐者不遇》置于唐人"寻隐"诗和历代阐释史的双重视野中,对其走向现代之路作了全面考察。这对于让古典诗歌走进现代人的心灵,永葆其诗意青春,不乏启示意义。

论贾岛、姚合的时代归属

文学史界对于贾岛、姚合的时代归属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他们看作中唐诗人,有的认为他们是晚唐诗人,还有的认为他们是中唐向晚唐过渡的诗人。贾、姚二人的生活既然跨中、晚唐两个时期,那么,其诗风形成时期便成为判定其所属时代的一个重要条件。经笔者考察,认为二人诗风均形成于中唐时期,理应将二人作为中唐诗人看待。

阮元与嘉道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

阮元是清代乾嘉道时期的名臣、著名学者,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1817年)至道光六年夏(1826年)任两广总督。其间又多次兼任广东巡抚、学政以及粤海关监督等职,对清代嘉道年间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抵御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加强海防、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方面;而最重要的是对岭南地区教育事业的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学海堂的创立。学海堂继承两汉以来的学术传统,在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上均有许多创建,它不仅是一所"专勉实学"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发表学术成果、促进学术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出版机构,对岭南地区的教育、学术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从寒士精神到隐逸情怀——晚唐五代学贾岛一派诗人思想境况的变迁

贾岛是中唐著名诗人 ,他的诗歌在晚唐五代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从中唐到晚唐五代社会境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必然会影响学贾岛一派诗人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他们对贾岛诗歌的取向。因为作家心理情感的改变与诗风的流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

乾嘉易学与“道论”形上学之重构

基于由《易传》与《太极图说》而形成的本体论之不同,宋明儒学大凡可以分为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三系。到了清儒尤其乾嘉诸儒那里,则通过重新阐释《易传》与《中庸》中的道体论述,结合气本论,提出了一套能够兼摄"理"与"气"的新"道论"哲学。本文以王夫之、惠栋、戴震、焦循等人的易学思想为主线,通过分析清儒针对宋儒而提出的太极即道论、道一理殊论以及道赅理气论等观点,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复兴《易大传》"弥纶天地"之道论传统的。清儒解构"天理",重构"道论"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一理殊"的"察分理"学说,为乾嘉智识主义的思想转型与典章度数之学的张大消除了泛道德主义的束缚;二是"道赅理气"的道本论,为"理存乎欲"的新理欲观及"达情遂欲"的道德形上学重构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充分诠释和接续了"继善成性"、"赞育天地"、"生生不已"的大易精神。

“池中树”还是“池边树”——兼谈名篇的误读、篡改和“他本误,不出校记”的危险性

贾岛"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之"中",今日从大、中、小学教材,到社会上最流行的唐诗选本,皆作"边"。其实,贾诗本来作"中",明仿宋本以前的本集保持着这个真面。1148年成书的《渔隐丛话》前集转引之黄朝英《缃素杂记》(成书于1136-1148年)作"边",是最早作"边"的征引著作。其作"边",当是黄氏转述推敲故事时误记。由于《渔隐丛话》前集的广泛影响,作"边"的黄氏版推敲故事逐渐流行。1289年成书的《诗林广记》前集选录了《题李疑幽居》,作"边",这是最早作"边"的全诗。其作"边",应是选录者据全诗下附黄氏版推敲故事校改的结果。《诗林广记》等书的加入更加壮大了"边"的阵容,使其最终取代"中"在本集获得正统地位。明仿宋本是可考最早作"边,一作中"的本集。由此本孳生或参校此本系统的版本多作"边,一作中",这些本集明、清以来最为流行。由于"边"在明、清乃至今日影响很大,人们翻刻、传抄、整理前人征引著作时,往往将"中"校改为"边"。通过对"中/边"的甄辨与梳理,可得以下启示:要充分认识名篇接受、流传中的误读、篡改现象,要充分估计校勘惯例"凡底本不误而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的危险性。

论九僧诗——兼论五言律诗在宋代的衰落

"九僧"是北宋初期的一个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是典型的僧人之诗,擅长写景,境界清淡静谧,不乏警句,但往往有句无篇。九僧诗学贾岛、姚合,其作品几乎全是五律,句法单调。杜甫之后,作五律者只能于风格上求变,发展到晚唐便已是穷途末路。如果风格上也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这样的作品只能与前人陈陈相因,九僧的诗歌创作颇有启示作用。

刻意造平淡:贾岛诗风综论

在对贾岛的研究中,其独特诗风历来是学界关注焦点,研究成果斐然。但各家观点也存在较大分歧,且多比较研究而少整体综合论述。本文立足于对历代评述及贾岛诗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诗体选择、苦吟态度、取景视角、诗境构造、审美目的等多角度进行观照,以对其诗风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和梳理总结。

街头布道家杨格非及其汉文小说

对英国基督新教公理宗牧师杨格非及其所著汉文小说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他街头布道家的传道特点,以及这一特点与他汉文著述所运用的语体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着重分析了他的代表作《引家当道》所展示的理想的中国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影响。

“衲子”未得衲子心欲矫“浮艳”落“苦”“僻”——贾岛入出佛门的尘俗遭际及其诗风的成型

中国文学史上,唐代诗人贾岛似未悬疑什么公案:衲子出身、壮岁还俗、屡试不第、“举场十恶”、贫困终生;诗歌创作以“苦吟”名世,“推敲”锻炼痴撞韩愈“节仗”,诗风可以“苦”、“僻”、“清”、“瘦”涵盖之。然而,其诗风成型的佛因俗缘,惜少揭示。在社会生活中,他得韩愈“怜惜”返还尘俗后“日日攻诗”、“年年名场”却终身不第,困顿潦倒又被讥“衲气终身不除”,究其根本,贾岛乃典型的“初心”未宁———“衲子”未得衲子之心,这是贾岛诗风形成的外缘。“诗的原因”则由于诗人欲矫“浮艳”诗风、时风的大愿和艺术实践所造成。欲“矫”之,则必示范之,诗人只能诉诸“苦吟”,渐次形成了以“苦涩”为核心,逐而蔓延开来的“险僻”、“清奇”、“淡瘦”之个体风格。

贾岛姚合诗风成因初探

中唐时代的贾岛、姚合两位诗人因交谊密切、诗风类似而被后世并称为“姚贾”。由于成因不同 ,两人的诗风是同中有异的。贾出身僧人 ,数十年困于场屋 ,故心境抑郁颓废 ,又受到韩孟诗派追求奇险审美意趣之影响 ,其诗便常于深沉哀怨中回旋拗峭不平之气。姚虽沉沦下僚 ,颇感寂寞无聊 ,却养成喜爱山林闲适生活的性格 ,故其诗透露的是高人隐士清静无为的避世情绪 ,与元白诗坛的闲适浅易情趣有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