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展

近年来的鲍照研究非常深入。谈到鲍照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乐府诗,至于他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展却从未涉及。鲍照诗具有慷慨悲凉的风格,抒情气氛浓郁,感情真挚动人,富于创新精神,这些都与建安风骨有着渊源关系。

建安代言体诗赋论略

代言体诗歌与辞赋创作繁盛、作品数量显著增加是建安时期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的文学现象。重新界定代言体诗学范畴的基本内涵,分析狭义、广义两种代言类型的基本特征,探究并阐述代言体诗赋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内在原因,梳理代言行为与创作发生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六朝为文造情现象普遍出现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建安文学的深入研究。

论建安士风之嬗变

在汉魏转捩之际相关社会诸因素发生剧变的情形下,建安士风相应地实现着自身的嬗变,具体表现出三大趋向:一、建安士人继承弘扬了汉末的党人精神,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基础上,追求自主自强、变革社会、重建天下以立不朽之功,形成了昂扬进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主流风尚;二、纵情任性之风在建安时代继续蔓延,给士人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以明显的影响;三、生逢乱世的社会现实引发了建安士人希企隐逸的箕山之志。后二者在魏晋士风中进一步膨胀,但此时还只是支流、潜流。建安士风嬗变的三大趋向,是促使建安时期诗歌风格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论建安士人心灵重负的类型特征及其超脱方式——建安时期诗歌创作时代风格形成研究之二

对社会现状的深切忧虑及强烈的功业意识，对生命短促、 死亡必至的清醒认识而导致的焦虑紧张，以及个体生命自然的精神需求与不能满足之间的矛 盾，构成建安士人心灵上的沉重负荷；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体现个体价值、怡情悦性的宴 饮游乐及对虚幻的神仙境界的着意创设，则是主体寻求超脱重负的主要方式。此种心态与行 为模式使得建安诗风呈现为内在的慷慨悲凉与外在的华丽富赡并存的时代特色。

创作、批评与传播——论建安同题共作的三重功能

建安文人同题共作的意义与作用是多元的。就创作而言，建安同题共作导致了题材选择的日常生活化、赋的体制的抒情化、推动了建安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时代特色的形成。就批评而言，同题共作不仅促进了批评的深化，而且推动了批评重心的转移。就传播而言，同题共作实现了集体传播，确立了经典作家作品的地位，形成文学传播的集团优势。

先秦两汉文人“立言”内涵的历史考察

建安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人的立言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表现在于:其一,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郁,这主要缘于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其二,立言的内容逐渐丰富,就其包含的文献典籍来说,大致经历了由春秋中叶之前的经、史,到春秋中叶至战国后期的子、集,再到两汉时期的经、史、子、集的变化过程。不过“立言”作为对有关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之言辞的记载这一主旨在文人心中仍占主导并贯穿该期始终。

气乃人之灵魂——由《文心雕龙》论气与作家主体

气是中国文论的基本范畴,古来对"气"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孟子"浩然之气"说、曹植"文气"说、刘勰的"守气"说最为著名,使得作家主体在创作时更加关注"气"的影响。同时"气"与风骨又有着紧密的关系,气化为风,风骨并重,气为风骨之本源。这就要求作家主体修"气"、养"气"、守"气",作家是"气"的展示者,表达者,"气"是作家的灵魂。

论古诗“建安曹植”说的学术史承续

现当代的古诗十九首学术史,从徐中舒的建安说到梁启超以东汉含有建安的折中说法,再到罗根泽的建安说,是一个渐次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其中梁启超探索十九首等问题的方法论,为后来者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宇文所安先生新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为汉魏古诗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笔者的古诗建安曹王说,提出古诗不仅仅是建安时期的作品,而且是曹植甄后不伦之恋的结果;这一结论,正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成的。

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嬗变大势的初步确立者——曹植

"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和以《庄子》、《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中国诗歌长河的大势流变为"二源"合"一流"。曹植诗櫽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这"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

论建安动物赋的兴寄

汉代动物赋不重体物,或纯粹说理,或在体物的同时有所比兴寄托。东汉末年,赋家多以动物寄托身世之感。建安动物赋一方面承继了汉代动物赋有所寄托的传统,同时将这寄托深化,融入身世感怀,抒情性增强。建安动物赋有情感,有辞采,蕴含着理性的思考,表达着人生的感慨,摇曳着文学的风姿,影响着六朝咏物赋的发展。

雄浑二重奏——古罗马“崇高”与建安“风骨”的比较

中国汉末魏初时期文学所特有的"风骨"风格与古罗马时期所崇尚的"崇高"都体现了中西方人民对雄浑的阳刚之美的崇尚。他们时代接近,风格相仿,可谓是世界文学史上早期的"雄浑"二重奏。但是在追求雄浑的道路上,中国古代文论家远没有古代西方学者们的论述严谨缜密。由于地域、文化、社会背景的不同,他们在描写内容、表现形式上都有差异,但是对文质合一的文学之美的追求却高度一致。我们发现阳刚这种雄浑之美除了是古代先民在生活中所共同向往、追求的可与自然环境相抗衡的力量外,我们还找到了在公元前后通过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的实证。这无疑又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在探索中西文论的比较中加入二者文化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重要因素。

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作品目的性的差异

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文学作品的目的性截然不同。建安七子的作品多以社会和他人为观照对象 ,是为社会的文学 ;竹林七贤的作品则多以个体和自我为观照对象 ,是为个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