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蒋介石与川政统一

1934年底和1935年初,在四川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即四川军政领袖刘湘初次出川、晋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四川新省府成立和蒋介石首度入川。这几件大事的直接影响就是四川终于打破防区制,实现了川政统一,更深远的影响则是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能基本掌控川局,奠定了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基础。

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蒋张在东北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问题上的争斗，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双方的争斗是在统一与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政治权力上的分配与争夺。其影响是相互的和多方面的。

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国民政府抗战

文章回顾了抗日战争时期老舍的爱国精神,分析了他的《四世同堂》以及其他有关作品对全民抗战尤其是当时国民政府抗战的表现,也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四世同堂》未能出版,以及老舍因此不愿出文集的原因,并指出了新时期出版的《四世同堂》鲜为人知的被删改的情况。

《开罗宣言》及其拘束力——写在《开罗宣言》签订60周年

中国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历史是丧权失地的屈辱历史,但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在开罗积极笼络蒋介石,并许诺帮助中国收复失地、获取世界强国地位。详述1943年开罗会议的召开经过和《开罗宣言》的内容,着重讨论《开罗宣言》在国际法上的拘束力问题,并揭示二战期间美英两强对中国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

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

本文以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 ,研究了 1 93 1年后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的三个阶段 :激烈反张、拉拢联络与松散结盟 ;揭示其关系演变的历史线索及其原因 ,指出胡汉民等人的争取工作对张学良的影响 。

“九·一八”至“八·一五”: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十四年中,毛泽东对国民党政权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从反蒋、逼蒋,到联蒋、拥蒋,直至后来的批蒋。毛泽东对蒋态度转变的原因就国际原因而言,主要取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以及美国对国共政策的影响等;就国内原因来说,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抗战派的联动。基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毛泽东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以及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领导集体成员纵论时势的交流和启发。

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

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 ,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 ,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崇禧 ,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 。

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吗?——与杨天石先生再商榷

杨天石先生说,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是西南"反蒋降日"的领头羊,这是站不住脚的。龙云作为地方实力派,是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大多能顾全大局,以民族、国家为重,投入战斗,并非没有"是非、正义、民族、国家"观念的。龙云坚持抗战,是其一生的第一大功绩,他有着"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的声誉。1940年龙云希望从江西撤军,不是为了"拥护汪伪政府""通电主和",而是实施滇南抗战,拒敌于国门之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日战争。龙云所写《抗日战争前后的回忆》一文,并未"说谎",总体上是可信的。例如,汪精卫说,龙云"完全同意"其"和谈"计划。而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记载,龙云曾"婉言相劝",以至"言之泪下"。龙云不愧为坚持抗战、功勋卓著的爱国民主人士。

民族的友人—赛珍珠

赛珍珠一方面与陕北的中央政府没有直接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对新中国的某些做法不满,她及她的作品由此一直不被中国人所接受。本文通过对赛珍珠生活史实的查证了解,展示出赛珍珠对中国人民的真实感情。

论华莱士1944年访华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实现其关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设想,维持战时盟国之间的合作,确立战后以大国合作为基础、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于1944年6月派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华莱士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调解国共矛盾与中苏关系。这次访问,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巩固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对二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宋子文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子文在事变后初次赴陕,即坚定了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信心,再度赴陕,则在事变各方间极力斡旋,以其高超的谈判能力和务实的政治风格推动着事变走出险象环生而朝着有利于和平解决的趋势发展。事变后,宋子文又尽己之能善后西北,最终使事变和平解决得以完成。但宋子文的这一作用不是孤立的,没有周恩来在事变中所起"谋主"的作用,宋子文是无法"树柱壁"的,而历史选择周、宋充当和平谈判的主角,则是由许多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因素决定的。

蒋介石登临鸡公山有关史实考释

蒋介石是与鸡公山文化相关联的重要人物。关于蒋介石与鸡公山的关系由于无人专门进行考证以致长期处于传说层面。根据近年来发现的有关资料可以证实,1938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登临鸡公山。其中第2次到鸡公山,蒋介石在山上待了3天,并且是与夫人宋美龄同行的。蒋介石到鸡公山的目的有三:一是为避暑纳凉;二是为纾解郁闷的心情和紧张的工作压力;三是为静心考虑大局及外交问题。根据《蒋介石日记》及有关资料,所谓蒋介石在鸡公山召开"中原会议"或军事会议之说,应属猜测。

抗日战争时期中德关系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德关系经历了由冷淡和破裂的演变过程。中德经济、军火贸易是中德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中德之间的矛盾是中德关系演变的直接动力:德国内部的斗争是中德关系演变的间接动力:希特勒和蒋介石在两国关系演变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冯玉祥与于右任的恩怨

冯玉祥与于右任都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在几十年间,他们之间基本上是合作的、友好的。但是,在靖国军的问题方面也曾发生矛盾。在中原大战期间,于右任也不赞成冯玉祥要把军队集中于陕西的主张。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都与近代的大局息息相关,很值得认真研究。

冯玉祥集团与西北地区人士之恩怨

冯玉祥集团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蒋介石则背道而驰。冯玉祥打算将西北作为根据地,大力联络西北地区人士,西北地区人士也积极靠拢冯玉祥。蒋介石认为是割据,也极力拉拢西北地区人士。几经争夺,有一部分,投靠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与蒋介石同归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述评——兼论“五院制度”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之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建立于1928年,它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渊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但在本质上与五权宪法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蒋介石和戴季陶之政治关系探察

蒋介石和戴季陶早年都曾投身于民主革命大潮,对资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所贡献。他们后来却先后背叛革命,在政治上相互提携,在理论上同流合污。这与二人亲密无间的私人关系密不可分。不同的是,戴季陶尚有一些民主主义的政治追求,蒋介石却强调极端专制独裁。这与其个人基本属性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