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5年江淹赋研究综述

1979年以来,江淹赋的研究逐渐繁荣,取得了诸多成果。作者对有关江淹赋的内容分类、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与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江淹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后认为,尽管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依然有不少分歧和空白。

论刘禹锡对江淹的创作接受

从文学渊源的角度看,研究者多注重刘禹锡与诗、骚及杜甫的关系,而较少谈论其与六朝诗文之关联。具体到江淹这一家,刘禹锡不仅多在诗文中提及江淹及其作品,运用江淹的典故,还多有对江淹作品的拟写和词语袭用。《望赋》在学习江淹赋作结构的基础上继承了其以悲为美的审美意识。刘禹锡接受江淹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三:一是二人经历相似,且都受楚地文化与文学之影响;二是刘禹锡有较强的六朝情结;三是《昭明文选》在唐代的流行促进了江淹作品的经典化。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江淹《别赋》《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

自江淹《恨赋》、《别赋》被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之后,遂作为江淹辞赋之代表作广为人知,其次第也多从《文选》编排,先《恨》后《别》,钱钟书先生更以为"《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并结合江淹仕宦经历的考察,认为《别赋》先出《恨赋》后作的可能性更大。《别赋》所写并非简单地按类排比,而融入了江淹本人与亲友、家人辞别的感受;《恨赋》也不仅仅是代古人申恨,其中秦帝、赵王等人都寓有特定的指向;故《别赋》或作于江淹赴吴兴途中,《恨赋》当是江淹自吴兴返京口后所为,二赋之写作动机及命意均与江淹特定经历,尤其是江淹与建平王景素的关系密切相关。循此入手,不但可以对《别赋》为何而别,别者何人,《恨赋》为何而恨,恨者何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别》、《恨》二赋之写作特征及在江淹诗赋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

边缘化的江淹——江淹“才尽”原因新探

江淹“才尽”与永明体的产生是同步发生的 ,其“才尽”与南朝诗歌的这种“新变”有直接的关系。江淹无法适应新的文学环境 ,也无力改变这种环境 ,更无意去适应它 ,于是便有“才尽”之讥。远离文坛主流的江淹 。

江淹“才尽”时间考辨

“江郎才尽”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搞清楚江淹“才尽”的时间对探讨江淹“才尽”的原因十分重要。江淹在永明前或永明初已经“才尽”,至永明中有“才尽”之恶谥,到建武年间江淹方以托梦之说来解释自己“才尽”的原因。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书写——以江淹为考察中心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江淹就颇具代表性。江淹一生历仕宋、齐、梁三朝,以文章诗赋见重于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与佛教相关,仔细考察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佛教思想及其生存背景可以发现:江淹对佛教的尊崇主要表现在玄理和宗教信仰两方面。在玄理层面,江淹受到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学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其对《法华》《涅槃》"法身常住"学说、《般若》"离着"思想的爱乐,并以之构建《无为论》中的"大人"境界,处理仕隐实践;在宗教信仰层面,因历仕南朝宋、齐诸王的特殊经历,江淹接触到当时盛行于荆州地区的禅法,有坐禅与诵经的修习。这种玄理与信仰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了中古时期中国士大夫的一种文化风尚。

江淹《恨赋》别解

江淹《恨赋》为何而作,作于何时,长期以来一直是江淹研究中的一大难题。结合江淹他作及其仕宦经历来看,《恨赋》之作当与建平王景素被杀有直接的关系,赋中秦帝、赵王等六人均有所指代;江淹实非代古人申恨,而是借写古人之恨来表达自己不便明言的现实感受,正是这一动机决定了《恨赋》在用语及写作手法方面的特色。

《文选集注》中江淹杂体诗的研究价值——兼论先唐文本的研究方法

先唐经典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和衍生性,需要利用诸多版本及注本的比较与互参进行综合研究。以《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为例,其序文及注解、正文的异文、篇题的变化、李善注及各家注本的多维诠解、注本所引亡佚文献等,不仅对于勘定原文、补充文学史料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探寻汉晋诗歌艺术风格及其经典化进程也颇有裨益。通过《文选》早期钞本、刻本的比勘,可以尽量追溯文本的原貌,利于整理并校订中古集部文献,同时也应当尊重文本的开放性及多样性,注意文本形态流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关注文本流变及其生成机制,充分利用集注本及历代注评本,并从多元开放的视角重新审视正文、注文及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楚辞》语言;二是学习《楚辞》结构;三是学习《楚辞》艺术手法。江淹模拟《楚辞》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江淹长于拟古,喜欢拟古;二是汉魏以来有模拟《楚辞》的传统;三是江淹的身世遭遇与屈原有相似之处。

试论江淹诗赋的“爱奇尚异”

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是一篇独特的五言诗专论,《别赋》与《恨赋》,亦为抒情小赋中的“创格”。江淹在藻饰方面比前人愈加追求新奇。佛经中多姿多彩的神幻素材,为江淹的作品也平添一份奇异。

论江淹青年时期历仕刘宋诸王之时间及始末

探讨了江淹先后进入刘宋始安王子真、新安王子鸾及建平王景素幕的时间及其过程 ,对历来的各种说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辨析 ,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江淹拟古诗新审视——从文献学与写作学角度考察

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以擅长拟古而闻名千古,代表作《杂体诗》三十首,集中体现了他拟古的独特技巧,素为诗人与评论家所重视。本文从文献学角度入手,澄清一些收录之误,并以《杂体诗》三十首为主要观照对象,分析江淹拟古诗的写作技巧,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借鉴。

从南朝模拟诗作看其对建安游宴文化之接受——以谢灵运、江淹诗作为例

建安文学以其强烈的时代色彩、浓郁的悲情、张扬的个性在中国诗歌史上辉映千古,建安时代的游宴文学活动亦令无数文人向往。魏晋之后,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模拟非常盛行,特别是谢灵运和江淹,他们以拟古形式体现了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初步奠定了建安文学之于南朝文学的典范地位,在整个建安文学接受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对原作的因革看南朝诗学观念的变迁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是汉魏六朝拟诗的杰出代表,江淹在模拟的同时从"意象"、"句法"、"诗歌体式"、"声律"等角度对原有诗作进行多方面的因革和创新,从而实现了诗体由"复"而"变"。这些创新性因素同时体现了南朝文学观念和诗学思潮的变迁,成为文人引领文风变革的有效手段,也预示了文学变革时期的到来。

江淹的文学批评观及对《诗品》的影响

南朝作家江淹以善于拟古而著称 ,其《杂体诗三十首》包含着独特的文学批评见解。诗前小序体现了他“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文学批评要旨。三十首拟古诗以其特有的诗人序列显示了五言诗从汉代至晋宋的演变过程。江淹的文学批评观对后世的文学批评著作特别是《诗品》

浅析江淹《杂体诗三十首》

江淹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著名文学家,其诗歌创作重视模拟前人但又有很大发展,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诗风。其《杂体诗三十首》选取了自汉至刘宋三十家诗人的诗体作为模拟对象,通过这种模拟创作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文学观点。这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批评方法。

王俭、钟嵘与江淹关系考

王俭和钟嵘对江淹的评价有许多不实成分；在诗歌创作上，钟嵘主张树立“准的”，江淹主张“兼爱”，二者观点相悖；在《诗品》中，钟嵘对“江淹才尽”事件的记载有着十四年的偏差．存在自相矛盾现象。

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

江淹是南朝的重要作家,他的<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受后人评价极高,本文将从其成文时间、写作目的、语言艺术及其反映的文学思想观念等方面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