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5年江淹赋研究综述

1979年以来,江淹赋的研究逐渐繁荣,取得了诸多成果。作者对有关江淹赋的内容分类、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与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江淹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后认为,尽管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依然有不少分歧和空白。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炎姜族由农业衰变为半农半牧部落的环境考古学探索

古史传说时代的农业文化圈最早起源于黄土高原,这一时代从事农业的圣人——"神农"、"后稷"都出自炎姜部族,这说明传说时代炎姜部族是以从事农业生产而闻名于世的。其原因是从炎帝到四岳帮助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到前2000年。这时正是全新世中期,是全球气候最为温暖的时期,故炎姜部落所居住的陕甘青一带大约相当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仰韶文化,当时正好为农耕文化区。但从距今4000年以来,全球气候转凉并干旱化,陕甘青一带已经转而为以畜牧业为主的卡约、辛店、寺洼文化以及刘家文化,不再适宜于农业生产,从此也就变成了"西戎牧羊人"。此即炎姜部族从最著名的农业部族变为畜牧业文化的原因。

《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

长期以来,古小说《燕丹子》的成书年代一直令学界感到困惑并不断引发争议,由此牵涉到《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定位等相关问题。事实上,《燕丹子》并非出自秦、汉人之手,更非先秦古书,而是南朝江淹假托史事讽喻建平王景素的拟作,其写作时间当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吴兴之前。至于此事不为世人知晓,主要是因为江淹碍于现实因素有意隐瞒了自己的作者身份,从而导致了一千五百年来《燕丹子》成书之谜。

六朝梦得文才说透视

六朝梦得文才故事都宣扬文才神授 ,这一思想源于梦通神灵的观念和神理为文的观念 ,《文心雕龙》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六朝梦得文才故事反映了六朝以诗文为“文”的观念 。

边缘化的江淹——江淹“才尽”原因新探

江淹“才尽”与永明体的产生是同步发生的 ,其“才尽”与南朝诗歌的这种“新变”有直接的关系。江淹无法适应新的文学环境 ,也无力改变这种环境 ,更无意去适应它 ,于是便有“才尽”之讥。远离文坛主流的江淹 。

江淹《别赋》《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

自江淹《恨赋》、《别赋》被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之后,遂作为江淹辞赋之代表作广为人知,其次第也多从《文选》编排,先《恨》后《别》,钱钟书先生更以为"《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并结合江淹仕宦经历的考察,认为《别赋》先出《恨赋》后作的可能性更大。《别赋》所写并非简单地按类排比,而融入了江淹本人与亲友、家人辞别的感受;《恨赋》也不仅仅是代古人申恨,其中秦帝、赵王等人都寓有特定的指向;故《别赋》或作于江淹赴吴兴途中,《恨赋》当是江淹自吴兴返京口后所为,二赋之写作动机及命意均与江淹特定经历,尤其是江淹与建平王景素的关系密切相关。循此入手,不但可以对《别赋》为何而别,别者何人,《恨赋》为何而恨,恨者何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别》、《恨》二赋之写作特征及在江淹诗赋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

“清空”“骚雅”内涵新释——以张炎与姜夔之词学为中心

"清"、"空"在张炎词作中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二者分别有着道家与佛家思想的质素,"骚雅"作为一种带有儒家色彩的词学范畴,在一定程度上矫济了"清"、"空"的疏弊。"骚"、"雅"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想与传统,其间有着复杂的互动与互渗关系,"骚雅"决定了姜夔词的独特抒情方式,也塑造了姜夔狷洁的文化人格,对后世词学创作与词学思想均有重大影响。

西府社火民俗及旅游开发对策

伴随着炎帝开创农业和利用火而祭社祭火产生的保留在西府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府社火民俗是以姜炎文化、周秦文化为品牌的宝鸡旅游文化产业中最具潜力的旅游文化资源之一。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具有迎神、祈福、喜庆、娱乐、宣德、明智等突出的文化功能,但存在着内容形式陈旧、资金人员不足、重视保护不够、研究开发不力等问题。建立机构、筹措资金、树立品牌、改旧布新、塑造明星、制作光盘、加大宣传、产业运作等是保护开发的对策。

姜之炎温潜法调治幼疾膏方经验

本文结合案例介绍姜之炎教授采用温潜法调治小儿疾病经验。针对幼疾,姜教授治以温潜、调以膏滋、酌用附子,重视阴阳调摄。

江淹“才尽”时间考辨

“江郎才尽”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搞清楚江淹“才尽”的时间对探讨江淹“才尽”的原因十分重要。江淹在永明前或永明初已经“才尽”,至永明中有“才尽”之恶谥,到建武年间江淹方以托梦之说来解释自己“才尽”的原因。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书写——以江淹为考察中心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江淹就颇具代表性。江淹一生历仕宋、齐、梁三朝,以文章诗赋见重于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与佛教相关,仔细考察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佛教思想及其生存背景可以发现:江淹对佛教的尊崇主要表现在玄理和宗教信仰两方面。在玄理层面,江淹受到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学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其对《法华》《涅槃》"法身常住"学说、《般若》"离着"思想的爱乐,并以之构建《无为论》中的"大人"境界,处理仕隐实践;在宗教信仰层面,因历仕南朝宋、齐诸王的特殊经历,江淹接触到当时盛行于荆州地区的禅法,有坐禅与诵经的修习。这种玄理与信仰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了中古时期中国士大夫的一种文化风尚。

姜之炎教授运脾化痰通窍方治疗小儿腺样体肥大经验

腺样体肥大属于中医"痰核"范畴,本病主要为"痰"所致,姜之炎教授认为"脾病湿胜"为痰之本源,提出"运脾治鼻"的新理论,并根据此理论基础上,结合长期临床实践经验,形成运脾化痰通窍方治疗本病,临床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从对《文选》作品的接受入手难断其编者是谁

《文选》所录者多为已有定评之精品,而对这些前代精品的接受并非限于"昭明太子及其身边"的刘孝绰、谢举、张率、王锡、张缅、王规、到洽、张瓒、王筠,故局限于这一范围的考察,对确定《文选》的实际编撰者所"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况且,选不选某作品与写作时是否接受其影响,两者并非完全一回事。迄今为止,否定"萧统个人独力编纂《文选》"的种种理由,均难以成立。

《文选集注》中江淹杂体诗的研究价值——兼论先唐文本的研究方法

先唐经典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和衍生性,需要利用诸多版本及注本的比较与互参进行综合研究。以《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为例,其序文及注解、正文的异文、篇题的变化、李善注及各家注本的多维诠解、注本所引亡佚文献等,不仅对于勘定原文、补充文学史料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探寻汉晋诗歌艺术风格及其经典化进程也颇有裨益。通过《文选》早期钞本、刻本的比勘,可以尽量追溯文本的原貌,利于整理并校订中古集部文献,同时也应当尊重文本的开放性及多样性,注意文本形态流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关注文本流变及其生成机制,充分利用集注本及历代注评本,并从多元开放的视角重新审视正文、注文及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女子竞走运动员蒋秋艳竞走技术的生物力学分析

采用摄像及录像解析等研究方法,对天津师范大学优秀女子竞走运动员蒋秋艳的技术进行生物力学研究与分析。研究表明,蒋秋艳的步长、步频、足触地角度及支撑腿各阶段的膝角合理,单步腾空时间在模糊腾空时限,但身体重心上下起伏偏大(>5cm),容易造成犯规,需要在以后的训练中予以纠正。

姜炎崇羊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

汉字以其丰富的承意载物功能记载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华夏文化的瑰丽宝藏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代表姜炎崇羊文化的"羊"字字群,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承载了远古"亲孝贤羔"伦理道德思想,反映了神农始祖"祥和美义"的初级社会人际互动理念,揭示出民族"德善翔志"文化心理演进的轨迹,是我们弘扬优秀文化、追索人文精神、继承民族传统的信息宝库。

读《文选》诗札记(二题)

札记分别对《文选》诗中的两个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辨:1.江淹是否随建平王刘景素入湘州;2.曹植《朔风诗》的写作背景及其解读。

江淹《恨赋》别解

江淹《恨赋》为何而作,作于何时,长期以来一直是江淹研究中的一大难题。结合江淹他作及其仕宦经历来看,《恨赋》之作当与建平王景素被杀有直接的关系,赋中秦帝、赵王等六人均有所指代;江淹实非代古人申恨,而是借写古人之恨来表达自己不便明言的现实感受,正是这一动机决定了《恨赋》在用语及写作手法方面的特色。

论“江鲍体”的审美差异

江鲍体的审美差异分诗歌和辞赋论述,诗歌方面,鲍诗反映社会面深广,江诗思想内容相对贫乏;鲍诗带有民歌气息,流畅自然,多用对答体结构篇章,江诗过于追求语言奇采,字句雕琢的痕迹明显。辞赋方面,江赋"以景化心",鲍赋"以情为里";江赋主旨显得单一,鲍赋则呈多元格局;鲍赋发扬魏晋赋抒情言理特色,多有创新,江赋多模仿骚体赋或汉大赋,创新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