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西南学”——江应樑先生西南研究的学科构建历程及其当代意义

民国时期的西南研究经历了政策、民族、边疆、文化等发展阶段,但未形成学术研究“区域”。1948年年底江应樑先生提出“西南学”,代表了一代学人对西南研究的思考和努力,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建立区域专门学问的先行者。20世纪80年代,江先生主张“人类学与民族史结合研究”并积极实践,对西南研究方法论意义的反思影响重大;90年代,从传统“西南观”转到现代“西南学”,是西南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建立“西南学派”的倡议也被提出。受西方“东南亚”概念及其研究,以及华南研究、区域文化研究、族别文化研究等的冲击,西南学研究范围有所收缩,只与“少数民族”和“边疆”两个领域重叠较多。新时代的西南学研究要淡化各种界线和比较,借鉴“纠结的历史”方法,将传统西南历史视为一体进行研究,并关联亚洲史、全球史,重新出发。

“西南学”考论

作为学术概念的"西南学"的文字表述,最早见于1948年11月20日和12月4日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编的《中央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第十二期和第十三期连载的江应樑《西南社会与"西南学"》一文。这一概念应是岑家梧在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第九届年会召开之前私下提出,并建议江应樑撰文予以阐述。通过在对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素具注意"的中山大学师从对西南民族颇有研究的杨成志学习人类学,江应樑奠定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的基础和方向,掌握了将人类学和民族史相结合,把民族调查资料、体质测量数据、考古学论证、民族语言记录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并精耕细作,收获了累累硕果,能够胜任且乐意阐述"西南学"。江应樑对"西南学"的阐述吸收了陈序经的学术思想。"西南学"适用于所有参与西南研究的学科,在中国史及中外交流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佘贻泽与江应樑的土司制度研究

佘贻泽和江应樑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1.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2.土司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思想根源;3.改土归流;4.云南边疆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原因以及土司的"内""外"区分。他们的这些研究被学界誉为标杆性的。当然,由于时代局限性,其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如所用史料基本限于正史、对地方志及档案等利用不足。不过瑕不掩瑜,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具有开创性的。

国难时期边疆知识分子从政的心路历程——以江应樑为中心的考察

全面抗战时期,民族学家江应樑先出任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又远赴车里任县长,试图将其边疆开发思想付诸实施。江应樑的从政经历,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从政范围始终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边疆民族问题领域;二是一直努力寻找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希图达到政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从江应樑的从政经历中,不仅可以发现国难时期知识分子从政的一些特征,还可以从中管窥边疆知识分子从政的心路历程。

江应樑边疆建设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江应樑的边疆建设研究始终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他认为边疆建设是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差距,是发展生产而不是掠夺。首要任务是改革官吏,建立政府威信;其次是开化民智,提高边民文化水平;最后是进行经济开发,造福边民。这些思想也集中体现在其车里施政计划中,是将理论施于实践的先行者,他的边疆开发方案内容全面,切合实际,对今日的边疆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

论江应樑先生的史学思想

江应樑先生作为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先驱之一,耕耘少数民族史五十余载,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他的史学思想包含了强烈的经世思想、深刻的民族平等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主张、多学科结合研究的理念、求真的史学追求。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边疆内地化与历史整体性:论江应樑的民族学与边政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由传统政治结构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巨大挑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性政治的要求下实现多民族整合。江应樑的边疆内地化及其历史动力学的研究致力于探索出一条消除边疆特殊性并规避民族分离主义危机的现代化方案。通过与民族主义的辩论,江应樑转向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期解决传统政治结构与现代性要求之间的张力,并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这对于当下思考边疆民族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江应樑人类学民族学跨学科方法及其新时代意义

江应樑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跨学科方法实践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将跨学科方法思考与实践置入他学术生命延续,推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学科建设以及西南边地开发的重要位置,这个过程中,孕育了他独特的跨学科方法实践观。对江应樑人类学民族学跨学科方法实践思想的梳理是我们回顾和检视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下,对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