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推步法解》述要

清代经学大家江永的西学著作《推步法解》,可作为研究西方天文历法在中国传播本土化历程的重要案例。该书是以《历象考成》为原本的一部天文算法注解性著作,反映了江永西学著作中所应用的传统注经方法以及西学思想特点。对《推步法解》的编撰版本、内容与编著特点、成书年代争议与流传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发现《推步法解》体现江永对待科学原理秉持公平公正的学术观,他的研究工作并无中西偏见,可见江永对科学知识的尊重和追求。

论江永与西学

在清代数学和天文学史上,关于江永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其贡献,历来颇有争议。及身而至的便有梅瑴成的不满、钱大昕的批评,其后更有钱熙祚的指责、钱宝琮的肯定。综观后人评说,大半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而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其中,"三钱"对江永的评判,就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文章通过江永《翼梅》对梅文鼎学术的批评与总结,借以纠正人们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进而发掘出江氏在清代天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由此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江永《古韵标准》方音审取古音说

江永借助方音审音和古韵分部,提出了《诗经》合韵为“方音近同‘偶借’而合韵”说,提出了“上古方音‘偶借’而中古成正音”说。由方音审取古音,有种种不适应性和复杂性,重要的是要从本音考论上古韵部,下酌古沿今的工夫。“方音转”也能促成语音的发展。

梅文鼎与江永的平气、定气之争

西方天文历术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其中"平气注历"与"定气注历"的争论是清初中西历争的焦点问题之一.在钦天监内,这场争论以南怀仁大获全胜而尘埃落定,但在民间,争论却仍在继续,其中尤以梅文鼎与江永的争论最具代表性.通过史料分析,力求展现梅、江二人的不同观点,以及乾嘉学者的相关评论,通过分析,认为平气、定气之争的主要矛盾源于社会文化.

朴学宗师之承接——江永的音乐史学研究

江永为清代皖派经学宗师,其乐学著述以《律吕新论》、《律吕阐微》为著,其音乐史学思想则主要集中于《律吕新论》一书中。江永不仅对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予以细致衍算,深入阐发,还就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趋势提出"俗乐可求雅乐"、"声音自有流变"等富于真知灼见的学术观点,形成其独到的音乐史学思想体系,也为今天的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与理论依据。

梅文鼎和江永的回归年消长法

我国宋代《统天历》中提出了回归年消长的思想.西历东来后,我国学者开始用西方天文体系对这一问题重新做出解释.介绍了清代著名学者梅文鼎与江永关于回归年消长问题的研究工作,以及乾嘉学者的相关评论.

江永古韵分部对祭部独立的影响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rhymes in Gu Yun Biao Zhun (Standard Archaic Rhymes) and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 of Yin (the first tone) and Ru (the fourth tone) reflected in Si Sheng Qie Yun Biao as well as the theory of “Several Rhymes plus the Fourth Tone”, Jiang Yong created his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in which, he found, Yin, Yang (the second tone) and Ru stand in complementary relations and Ji, Tai, Guai and Fei have become independent categories due to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fourth tone. His discove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 Tai,Guai, Fei and the fourth tone exercised a direct effect on Dai Zhen, Wang Niansun and Jiang Yougao’s theories that all regard Ji as a separate category.

论江永的审音方法及其在古韵分部中的应用

在江永音韵学"三书"中考察审音,可更加清楚地看到审音在古韵分部中的突出地位。在全书皆审音的《四声切韵表》中看江永的古韵分部,可以分出平声(赅上去)十三部,入声八部,各部内容更为详尽。详考江永的审音,可知审音与考古互补。经审音而得的入声韵是独立的分部,但没有形成综合性的"阴—阳—入"三分相配的音转系统。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初探

同吴绂的相互问难触发了江永撰作《周礼疑义举要》的热情,该书在《周礼》的军事研究、赋税研究、礼典研究方面多有收获,是江永《周礼》研究的最终成果。其中《考工记》研究成就最为突出。采用文法分析、民俗民风实证是研究特色。注意吸收西学知识,适当使用常理推测法。江永的《周礼》研究为金榜、程瑶田、戴震、孙诒让所发扬光大。

复古与通变:清中叶礼乐诠释的两种路向——以汪烜、江永为中心

随着清代学术的转型,考据学成为清中叶一种新的学术形态。清代的一批儒者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流弊进行反思,形成了一股新的学礼、习礼的社会思潮。清中叶徽州婺源二儒汪烜和江永皆为徽派的代表人物,然两人的学术取向有所不同,对于礼乐的解读,汪烜表现为复古,而江永则表现为通变。由此,通过此二人的个案分析,可以窥探其礼乐研究的异同,同时亦可见出清中叶的礼乐学术发展态势以及徽州礼学的研究特点。

关于“江永《近思录集注》乾隆七年原刻本”的正误

南京图书馆所藏(清)江永《近思录集注》"清乾隆刻本"的著录,《江永〈近思录集注〉版本源流考》一文关于"清乾隆七年江永《近思录集注》原刻本"考订有误,此刻本与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嘉庆十二年刻本江永《近思录集注》,应是同一版本。

江永《乡党图考》考释三则

清代学者江永著述丰富,尤精于礼学,《乡党图考》作为其礼图文献之代表作,流布较广。结合相关文献、出土实物等,对其内容进行考释辨析。可以发现,它对前贤之论有所修订。同时,其观点既有失当之处,亦有独创之处,实为礼学史上的重要论著。

戴震与江永交游考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一大公案,"戴震是否背师"长期以来为学界所争议。综合考察这个问题,可着重考证戴震与江永交游时间,戴震本人对师友的定义和江永对戴震的称呼,以及其他学者对江戴关系的论述。研究清代以来诸家主要观点及这一问题的新进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是:江永与戴震属于师友关系。这一结论对客观公正地评价戴震,以及对戴震思想的整体性研究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江永、方苞京师之会的书写与汉宋之争

乾隆五年,江永尝至京师,与方苞论学三礼,此事后世书写不断,成为清学史上一大公案。汉学家们称方苞为学自负,大折服于江永;桐城派人则认为双方皆畅然满意。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苞本人未有相关记载,而江永视之为人生大事。对各方观点影响最大者为戴震,其褒汉贬宋之意,或可视为清学史上汉宋之争的滥觞。正是通过持续的历史书写,江永、方苞京师之会彰显出恒久的学术魅力。

江永的古音学开创性辨析

江永是清代有名的古音学家之一,但是前人的研究大都认为他是继承顾炎武而来的,通过分析江永的声、韵、调研究来探究他的古音学思想,考察江永在古音学上的开创性,认为江永对古音的研究是古音学研究上的关键。

《朱子家礼》在清初的困境与出路——兼论江永《礼书纲目》的编撰和刊行

明代以来流行的《朱子家礼》及其改编本存在问题,清初学者主张习礼、考礼,回归《仪礼》研究。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成于晚年,可以订正《朱子家礼》,但《仪礼经传通解》体系前后矛盾,且是未成之作,这导致重编此书之风的盛行。江永《礼书纲目》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徽州的理学背景和民用礼书编撰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条件。江永礼书凡三易稿,按计划欲增入唐宋义疏与古今诸儒议论,一直未有刊刻。本书初以钞本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乾隆初年征选礼馆,后又重征入选四库馆,始有完整钞本。江永去世后,金榜和程瑶田谋刻此书,得到婺源俞氏兄弟襄助,于嘉庆十五年(1810)刊成。光绪间,广雅书局据嘉庆婺源刊本重刊,为该书通行版本。

论江永对中古音声类的分析

清代学者江永在传统音韵学的三大领域——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中都有建树。他对中古音声类分析最重要的成就是借助等韵分析和审音的办法,给反切上字作了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已经触及到高本汉式"逻辑系联法"的边缘。江永排列同类反切上字次序,依据的是该字所属《广韵》韵目的顺序。

清代学术嬗变中的徽州乐学——以江永、汪绂为中心

礼乐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与乐素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清代徽州为人文渊薮之地,徽州学人在重视礼学的同时,也没有迟缓对乐学的研究,江永和汪绂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但由于二人乐学思想的异同点众多,促使差异形成的原因复杂,随之带来的影响深远,使得此时期徽州乐学呈现出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对二人乐学思想做比较研究的同时,亦为观察中国传统学术由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转变时学人们治学取向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论江永《学庸图说》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

新近发现的安徽省图书馆馆藏清代徽州学者江永所著《学庸图说》一书,采用图、说并举的方式,诠释了《大学》《中庸》深厚的思想意蕴,这种图象诠释法为世人解读经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诠释方式、理论依据和实际效验三方面,对《学庸图说》一书"以象求理"的诠释法予以梳理、分析与探究,借以考察江氏对乡邦先贤朱熹理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周代裼袭礼辨疑

裼袭礼是周代典礼中常见的仪节之一,涉及周代贵族穿着裘衣之法、裘衣与裼衣色泽配合原则以及裼裘与袭裘的礼义等问题,《礼记》等屡有提及,而语焉不详。两汉以后,此礼亡佚,学者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礼有“盛礼”与“非盛礼”之异,前者要求“充美”,后者则要求“见美”。裘衣之外加裼衣作为文饰,谓之“见美”;在裼衣外用另一件衣服覆盖,称为“袭”,谓之“充美”。裼袭乃是专为裘而设,因裘而有裼与袭,绝非专为聘礼而设。春、夏行礼,葛衣之外加罩衣,虽或有裼袭之义,但不得蒙裼袭之名。学者分歧之根源有二,一是郑注“裼者,免上衣见裼衣”与“凡襢裼者左”,所指非一,贾疏误混,并以为吉凶皆袒,后儒遂以丧袒、射袒、罪袒与裼袭之袒为一,致使经义淆乱。二是文字讹误,裼袭礼之“袒裼”当如段玉裁之说作“但裼”,如此则经义自清。《玉藻》入公门的规定可证表裘、袭裘乃未与裘服配合使用的裼衣、袭衣,袭衣确为充美之衣的专名。周代君臣礼服于细微处见名分,两国交聘,君臣同服麛裘,而主国之君以素衣为裼,使臣以绞衣为裼;裘服君用纯色,袖口处臣用杂色。三年之丧,丧服亦有相应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