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的经济现代化思想与实践

从教坛到政界,蒋廷黻始终怀抱一颗忧国忧民、强国富民的心。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军事等方面,提出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他极力主张实行经济复兴计划,强调走一条以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道路。在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特别是"行总"署长期间,为践行其经济现代化思想,他做了不少的探索和努力,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以所受“新史学”及马士的影响为中心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受美国“新史学”诸大师的影响不小 ,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美国汉学家马士的影响。此种影响 ,主要表现在对近代史的分析框架和某些重要论断上 ,但不是简单地承袭 ,而是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进行了相应的改进 ,并在档案文献的使用等方面补正了马士的缺陷 ,为此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试析胡适与蒋廷黻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胡适以世界大同主义为指导,坚持个人自由与民族复兴并重,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蒋廷黻则以民族危机为逻辑起点,坚持民族复兴优先于个人自由,主张暂时搁置自由主义,在中国实行专制政治.他们各自执持的世界大同主义、民族主义,都形成于留学美国期间,是引发论争的根本原因.

丁文江、蒋廷黻“新专制主义”思想浅析——兼论20世纪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

20世纪初期,“德先生”作为一剂改造中国旧有的专制政治制度、拯救古老帝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最佳良药被请进国门,一时间“民主”的呼声四起。而仅隔十几年之后,思想界出现了一种与之似乎针锋相对的主张,这就是丁文江、蒋廷黻等人提出的震动当时思想界的“新专制主义”。丁、蒋等人作为当时知识界的巨子、言论界的领袖人物发出如此声音,是在“权威真空”时期对真正权威的呼唤,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表达,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是,其中所发生的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也是难以避免的。

胡适与蒋廷黻的政治主张之比较

胡适与蒋廷黻都是20世纪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留美学者,都曾经十分关心现实的政治,也曾不同程度地参与政治活动,虽然同样受过西方教育,他们的政治主张却有很大不同.

蒋廷黻对创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贡献

蒋廷黻作为战后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领导者,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联总协定》的签字仪式、出席联总成立大会、积极递交议案、参加座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广播演讲等重要活动,并通过不同方式,阐述了有关的主张,包括联总的使命、战后中国的需要、动员美国多出力等方面。蒋廷黻为联总的顺利诞生及促使它对中国进行大力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书写中的康有为--以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为中心

现代化叙事和革命叙事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书写中的两种代表性范式。到三四十年代,学界的中国近代史书写范式日渐形成,出现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等著名近代史学者。由于政治立场、分析方法、理想追求及所处环境等不同,他们书写的近代史有很大差异,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判也褒贬不一。即使同为现代化叙事的陈恭禄与蒋廷黻的近代史书写之间亦有差异存在。康有为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书写晚清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形象和对他的评价自20世纪初已出现,或褒或贬,历经演变。本文通过三四十年代三位重要史家的康有为书写,一面深化对康有为的认识,另一面通过历史书写的差异加深对史学特点的认识。

蒋廷黻对清华大学历史系专业改革之贡献

蒋廷黻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对该校历史系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史学教研方向与方法以及育人理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的史学研究和教学风格,为清华历史专业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许多改革理念和做法对当今中国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从联合到控诉:蒋廷黻对苏外交思想变迁的根源及影响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初次发表关于中国对苏外交立场的言论,到20世纪50年代卸任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的对苏外交思想发生了从积极联合到不偏不倚,再到坚决反对的变化。推动这些变化产生的根源,主要在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变化与“中国”的相对位置、苏联的反应以及蒋廷黻个人所持有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三方面。蒋廷黻的对苏外交思想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新疆问题的解决并为抗战初期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创造了条件,以及从侧面推动了苏联二战后在国共内战上态度的演变,最终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独立评论》派对共产主义革命认知差异的原因——以蒋廷黻、胡适为中心

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在对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的身份认知上,《独立评论》阵营中产生的主"剿"观与政敌观的争论。认为此差异性既是现实政治具体作用的结果,又是人物思想性格、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等因素所致,其歧见尚未对当时的政局走向造成深刻影响。

蒋廷黻的外交理念略论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蒋廷黻外交理念的基本内核,其具体表现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实现外交的相对独立,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外交的多元化主张与注重外交与内政及文化间之关联。

抗战胜利后“行总”粮食救济活动述略

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百姓由于战火的破坏而食不果腹。在"联总"的援助下,"行总"对部分遭受战乱地区的灾民开展了粮食救济活动,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行总"将"救急不救贫"、"急则治标"确立为粮食救济开展的两大原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它们分别是设立粥厂、直接供应粮食、直接发放现款。"行总"通过这种救济活动,使数以百万的灾民得以存活。但是,这场活动也存在着分配不均、工作效率不高及浪费严重等问题。

蒋廷黻的善后救济思想与实践

为了推动战后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开展,蒋廷黻以"寓善后于救济之中"的理念为核心,就交通、农业、工业、医卫等领域的善后救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设想,并强调了应该注意的诸多问题,从而形成了他的善后救济思想。担任"联总"、"行总"领导工作期间,为宣传、践行自己的思想主张,他在国际国内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工作,对指导和推动善后救济事业的开展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蒋廷黻善后救济思想述论

抗战胜利后,在主持中国善后救济事业时,蒋廷黻系统提出了善后救济思想。内容包括:强调战后善后救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寓救济于善后之中"的理念,规定救济活动要从急赈、特赈等方面进行,从农业、交通、工矿业等方面开展善后活动应该采取不同的模式进行,政府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注意防止舞弊行为。它的特点包括:形成的基础具有广泛性,其内容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创新性和理想性。形成的原因包括:少年儿童时代的家庭熏陶与受人救济的经历、湖湘文化与基督教等的深刻影响、对联合国救济善后原则及政策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外国经验的借鉴与利用等。

蒋廷黻的“三农”思想与实践述要

从教坛到政坛,蒋廷黻都十分重视近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围绕当时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问题,他不但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和许多可行性建议,且身体力行,力图在实践中通过国民政府去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从“旅俄游记”看1930年代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态度

1930年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到苏联旅行,写下了许多游记。这些对苏联的感性认识,加上理性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知识分子对苏联态度的很好的视角。他们震惊于苏联的计划经济和新国家制度,并在民族主义的塑求下,要求借鉴苏联的某些经验。但他们反对中国的共产革命,认为照搬苏联的模式是行不通的。

蒋廷黻与南京国民政府联苏制日外交(二)

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苏大使为蒋廷黻外交生涯之重要一章。作为临危受命的外交官 ,蒋廷黻衔令谋求推进南京当局联苏制日外交方略之实现 ,且衡诸情势变迁 ,试图谋求该方略之内涵与外延得以拓展 ,彰显出其独特的外交误解见与公忠谋国之心。

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看其“韬光养晦”策略

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近代史》算是蒋廷黻的一篇政治演讲稿。文中,他通过对中国近代史实的叙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及对对外战争的看法。蒋廷黻所要表达的主题就是:中国现在是弱国,正在积极进取之中,争取早日富强;但在还未强大之时,应该尽量避免战争,立志改革,韬光养晦,以待将来与敌人抗衡;国力衰微之时,战必败,历史上的许多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

蒋廷黻农村问题思想探析

蒋廷黻对农村问题非常重视,他认为农村问题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对中国的近代化至关重要。蒋廷黻主张改革农业行政机构,建立权责明确的农业机关,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国民政府应转型成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建立新型的国民关系,进而团结农民提高国力;国民政府须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采取缓和的方式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认为农村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其手段主要是运用近代的科学和机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资源利用研究——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例

生命成长历程对蒋廷黻近代史学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其中童年记忆、启蒙教育及留学经历对蒋廷黻史学观念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蒋廷黻史学思想兼具革命、外交及近代化三重叙事结构,体现挫折疏导教育、民族振兴情怀和个人理性启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