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调查”的历程、传承及“江村学”的创建

"江村"是费孝通两次学术生命的起点,社会学、人类学的实验室,世界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费孝通开创的江村调查将社会学和人类学融为一体,研究本民族的文明社区,开拓了人类学的新领域,打破了西方人类学固化了的"文明"与"野蛮"之别,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江村调查成就了费孝通的事业,也使费孝通的事业遭逢挫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学重见光明,费孝通获得新生,重回江村,又走出江村,并延伸到小城镇、大中城市和经济区域等宏观领域,使江村调查更加兴盛,为人民生活富裕和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江村调查事业后继有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创建"江村学",是历史的使命,这将有利于促进江村调查研究的深入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凸现。

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的思想梳理

本文从费孝通在1936年江村调查之前的作品入手,通过细致梳理文本,力图为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的思想动态做一简单勾勒。从早期思想出发,本文发现,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平衡的思考,乃是费孝通早期学术思想的核心关注。社会变迁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状态,也是费孝通思考的基本出发点,而社会平衡则是他在早期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所提出来的社会变迁的目标。尽管费孝通在江村调查及其后来的《江村经济》一书中以社区研究闻名,然而社区研究只是其核心关怀的载体。应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平衡的思考,费孝通发展出了关于社会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论。这都在后来的江村调查与《江村经济》的写作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本土化问题意识与文化自觉--从费孝通江村调查谈起

本文以费孝通先生成名作《江村经济》序言为切入点,首先概括了费老的导师马林诺斯基对其江村调查的定位和评价;接下来讨论了费老同门埃德蒙·里奇对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包括江村调查的两个质疑与费老对此的回应;再次梳理了费老恢复学术工作之后的两大本土化研究问题,即"小城镇建设"和"边疆地区发展";最后展示了费老晚年的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旨在通过看似跳跃性的解读,串起费老学术研究的特点和成就,通过重新回顾和认识江村调查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争论,对我国社会科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