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运河船行波波高计算方法研究

船行波是运行限制性航道的主要水流动力,掌握运河船行波要素特征,可为护岸结构设计提供决策支撑。以江淮运河引江济巢段规则渠道特征断面为原型,采用室内水槽开展了船行波模型试验,率定了Delft水工研究所船行波波高公式,并提出了适用于江淮运河船行波波高的计算方法。研究表明:根据试验数据率定的Delft水工研究所船行波波高公式对近岸船行波计算结果较准确,在计算近船处波高时存在较大误差;推导得到了近岸处及近船处的船行波波高公式,与试验数据一致性较好;江淮运河极限船行波波高为1.10 m,可作为运河沿线护岸设计的动力要素。

水系变迁与合肥城市发展关系研究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城市水系与城市发展过程中,合肥因水得名,生于水,兴于水,秉承了水之性,在古代城市营造和建国后的城市规划中充分利用了城市水系的作用,也因水系的变迁、河道的淤塞造成了城市的衰落。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合肥市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如何做好"水"文章,保护好城市的母亲河,这对合肥市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大儒学重铸:全球化的人文信仰

在西方"上帝死了"的宗教危机与民粹主义思潮的连绵起伏中,儒学则在全球化中步入世界性的大儒学阶段,其根本动力在于它独有的非宗教的人文信仰。人文儒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列世界四大信仰,并因其"世界大同"、仁义礼智信、道学心学等思想为21世纪社会所接纳,成为世界性信仰。儒学的人文信仰经过严峻的历史考验从汉代开始在中国成为主导信仰延续二千年,经历过中古以来的亚洲传播、17到19世纪的欧美接受等不同阶段,现在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化进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儒学(马儒)作为后工业化社会世界性信仰重建的主要资源,受到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民族的广泛接纳,也是当代大儒学的主流之一。大儒学对全球化有信仰宇宙观、文明体系、社会经济和人生价值确立四大领域的人文精神参照性,必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信仰之一。

里河探源

里河,也称里运河,是指大运河江淮之间的一段水域,其前身是春秋末期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里河名称最早出现于五代末,所指为西汉吴王刘濞所开之运盐河,即通扬运河。宋代里河,系汴河至长江北岸瓜洲、仪征之东南运道。元、明、清里河,所指即今江淮运河,为淮安清口至扬州瓜洲、仪征之京杭大运河河段。

以大运河文化带为核心的三大战略协同建设研究——以探索大运河文化带扬州段建设为例

当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正在从提高思想认识阶段开始向战略规划阶段过渡。如何以系统性思维和协同发展的理念,通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各地区域发展战略的结合,推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当前理论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扬州作为大运河文化带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及是江苏省唯一一个大运河文化带、扬子江城市群和江淮生态经济区三大战略叠加的城市,研究扬州如何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其他省级战略协同规划建设意义重大,它的先行先试可以为全国其他运河城市的统筹发展和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范例。

文化空间视角下大运河江淮段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研究

现阶段,对于大运河“江淮段区域”(江苏省内)的研究基本散见于历史文化地理、城乡规划发展、江河海流域变迁等领域而以完整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的成果不多见,梳理区域内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分析其历史文化资源特色、评估其历史文化价值不仅可以推动区域内文物资源的整合规划、保护与利用还能划定更高价值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区域。

基于遥感图像处理对“古江淮运河”的研究

长江水系和淮河水系一直为江淮分水岭所隔开,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存在着沟通江淮的一条运河,但具体位置不是十分确定。综合历史资料、遥感图像处理解译和野外考察等基础上判断,安徽肥西县将军岭附近的一段河道遗迹(曹操河)即为古江淮运河一部分,其变迁研究对于该区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相互关系提供很好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