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侨日僧的中国叙事——以日本“唐绘祖”江南禅僧逸然为例

日本“唐绘开祖”逸然明末东渡,任兴福寺住持期间精研佛法并暗中支持明末志士。退隐后,他潜心习画,兼收并蓄中日画风,200余幅藏品以中后期佛画人物居多,有效弘扬中华佛教美学精神。其门下谱系一派繁荣,聚多社会角色跨界艺术家,生发出“若芝派”“渡边派”两分支,画风承传二百余年,绘写和传播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故事。

论“梁溪诗派”的生成及诗学倾向

清初江南的无锡形成了以顾贞观、严绳孙、秦松龄为代表的“梁溪诗派”,一般认为该诗派在民国期间被提出,实际上就目前资料来看,该诗派载之典籍是在嘉庆年间。梁溪诗派诸成员的诗学倾向具有趋同性,冲融、闲雅、清澹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顾、严、秦等人因词的创作成就而被学界归为“梁溪词人群体”,故揭橥“梁溪诗派”不仅对了解顾贞观等清初典型文人的创作全貌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反映清初梁溪的诗歌创作状况、江南文脉滋养下的家族艺文创作盛况有着积极的意义。

鲁迅的新学学历

用世俗的目光看,鲁迅的新学学历和旧学学历一样令人遗憾。他的旧学是用了11年时间做准备,最终却未能在科举考场获得证明;他的新学竟然也是认真研读了11年,最终也没拿到一份体面的文凭。鲁迅手里唯一能够证明他的新学学历的凭证,是1902年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获得的毕业《执照》。学者们对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的情况关注甚少,但对于鲁迅的成长,这4年无疑是重要的。进入历史现场,对鲁迅接受新学教育的过程和表现做些必要的考察,为深入了解鲁迅和他的时代提供并核实一些细节是必要的。鲁迅的新学学历是从江南水师学堂开始的,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就退学了。在鲁迅的回忆中,退学的原因是该学堂“乌烟瘴气”。但在事实上,退学也有他个人方面的原因。所以,鲁迅退学并不说明江南水师学堂本身真的很差,学术研究不应将其污名化。周作人关于水师学堂学制和班级差别的说法也与学堂留下的文献多有不符,而且不能自圆其说,真实情况还需要考证核实。鲁迅与江南水师学堂无缘,却与矿务铁路学堂有缘。矿务铁路学堂附属于江南陆师学堂,在这所学堂,鲁迅成了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并且开始广泛地接受新知,在思想上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但是,关于《时务报》的记忆以及俞明震在马车上读《时务报》的说法,虽然被学界作为史料采信,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却非常可疑。作家可以想象,可以随意采用各种传说,学者在使用时却不应该不加核实即作为史实使用。

江南史研究的“新”与“旧”:从华南学派的启示谈起

对于已经果实累累的江南史研究而言,近年来生机勃勃的华南学派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历史人类学视野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是区域研究范式的重要参照。江南史研究应当广纳"新"、"旧"诸法,兼顾大问题与小问题、新材料与旧材料的关系;立足于与国家史进行区分的"江南视角",在整体史视野下,勾画区域社会的内在结构、历史过程及其反映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

江南与上海互动关系研究

江南与上海始终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关系。上海一直是江南的一部分,上海人口主要是江南移民,江南与上海的文化基本特征相同。从公元10世纪的聚落到国际大都市,上海经历了一个不断开发、不断发展的过程。开埠后,上海弘扬江南文化的优势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模式、先进文化相结合,形成更有特色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基础和母体,而海派文化为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同时,又得到了新的提升。

陈澧《忆江南馆词》简论

陈澧是清代词史上的一位重要词人。参加越台词社对陈澧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为陈澧词突破了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此说不确,事实上陈词正属浙西格调。陈澧词向有"学人之词"之誉,无论是从岭南词史还是整个清词史来看都值得重视,且这种特质还有功于清词词境之开拓。另外,考察陈澧词有助于对浙西词派后期的发展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晚明松江园林的诗性阐释与士林风尚的变迁

受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晚明时期松江地区掀起了修建园林的高潮,这些园林是江南诗性文化的产物和载体,体现了鲜明的审美自由精神,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资源。由于这些园林的主人多为文人士大夫,所以它们表现出浓厚的文人趣味和诗画情趣,折射出晚明松江士林风尚的变迁。

贾而好儒——从教育和文化活动两方面探析18世纪扬州盐商“从儒”现象

18世纪以"盐商"为主体的新兴商人阶级在思想、文化方面对18世纪的中国起到里程碑式的影响。盐商的"从儒"现象客观上促进了18世纪中国社会"官、商、儒"的联系、拉近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距离,导致社会"贾而好儒、儒而尚贾"风气的繁荣。本文将从"贾而好儒"的角度为切入点,从教育和文化活动两方面剖析18世纪扬州盐商的"从儒"现象。

清代中叶江南下层士人的社会文化交往圈——以《吴门表隐》作者顾震涛为例

通过考证清代苏州顾震涛所作《吴门表隐》一书内602名题诗作序者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江南下层士人顾震涛的社会文化交往情况,以此为个案,分析清代中叶江南下层士人社会文化交往圈的特点。对顾震涛等江南下层士人而言,文化交往是主要的人际交往方式,而这种文化交往是融合血缘、地缘、业缘和趣缘等关系形成的综合型的社会交往方式,稳定性和文化性强。

梁溪诗派成员的心路历程——以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为例

清朝定鼎之后,士人中存在“迎清”和“拒清”两种常见的人生取向。江南梁溪诗派的核心成员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均走上了与清廷合作的道路,并承担了相应的朝廷事务。他们时常与朝廷要员、皇家权贵交游宴集,不仅仅为了诗文激赏,更有现实的功利目的。但是,或因性格原因,或因心理落差,他们最终回归乡里,悠游山林,埋首典籍,诗风转向冲融澹逸。他们所呈现的阶段性人生特征,既是个人心路历程的展示,又是清廷最终被天下士人接纳的印证。

江南储材学堂发端及办学特色探略

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后的进入转折期,对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以培养直接服务于社会各业人才为任务的实业学堂这一新式教育机构,江南储材学堂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的培养目的聚焦实业人才;稳定多元的投资为江南储材学堂提供了经费保障;高质量生源为江南储材学堂提供了发展基础;严格师资管理为江南储材学堂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全方位的学生管理是江南储材学堂发展的前提;先进丰富的教学内容为江南储材学堂提供了发展动力,对以后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映现于山光水色中的家国情怀——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暨中国江南电影学术讨论会综述

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围绕电影的研究形成了相互独立的学科,如电影叙事学、电影美学、电影社会学、电影伦理学等。这些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十分高,因而似乎难以综合。中国电影学派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而且是一种文化思潮。"中国电影江南美学"作为一个有机的体系,将中国学者研究电影的不同方法整合起来,试图建立一个中国江南电影研究的独特模式。

明清时期常州庄氏家族的家风研究

明清时期江南文化家族诗书传世、德才兼蓄的家风成就了传统社会宗族发展的高峰。以常州学派而闻名的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江南文化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一,树立了家学传承和家训教化并重的优良家风,家学通过承载、延师、弥新进行沿袭;家训通过诫勉、薪传、践行进行传承。既延续了庄氏家族的谱系和文脉,又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筛检和扬弃:近代江南女校教育中的传统文化

鸦片战争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引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大转变,而女子学校的出现则突出反映并加剧了这种变化。在得风气之先的江南地区,女校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办学宗旨大相径庭的中西人士通过各种课程,向女学生乃至全社会传递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知识与东西杂糅的价值观念。不断发展的女校及其培养的渐趋成长的女学生,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改造,同时亦大力推动了江南社会的变迁。

从董源到黄公望:“江南画派”的传承和发展

董源与黄公望,两位都是我国早期杰出的山水画大师。董源生活在五代,其《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等都是我国美术史上少见的珍品。他在艺术上的创造及主张,对后人影响颇深。宋代米芾对其推崇备至,元代赵孟頫、高克恭及“元四家”几乎都从董源那变化出来,而最能将董源的江南画派发扬光大的则非“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莫属。黄公望遵循董源以造化为师的创作道路,以笔墨精湛,苍茫秀逸,澹远宏浑的艺术风格被董其昌称为“元四家”之首。黄公望彻底改变了南宋后期画院陈陈相因的积习,开创了一代风貌,并拓展出一个学董为风的时代,不但发扬光大了江南画派,而且彻底变革了南宋院体的画风。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诗学胜境与衍生路径——以京口鲍氏父女为例

有清一代,以地域为标识、家族为本位的文学集群纷纷涌现,尤以江南地区蔚为大观。京口鲍氏家族“以文学世其家”,其中与主流文坛联动最为密切者,当属雍乾之际名士鲍皋及其次女鲍之蕙。鲍之蕙女承家声,呈现了江南文化家族发展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征象。此外,她紧随时变,转益多师,其诗作不仅呈现了江南地区独特的山水景观和人文蕴涵,还展现了江南文化家族在突破性别及观念界域之后,在衍生路径上的多种可能性。

江南何氏世医流派(镇江支)的学术观点浅析及传承思考

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传承是中医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传承体系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时,中医发展就会顺利且平稳;当其发展规律违背自然现象时,则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或干扰。江南何氏世医绵延数百年,历经宋、元、明、清至今,家族行医的历史长达800余年,目前共有30代,为中医世医绵延之最。目前其在上海地区仍有传承,但镇江地区学术传承出现断档。本文总结概括了何氏流派的相关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探讨了如何建立有效的传承模式,提高传承质量,推动该流派的传承发展。

上海市中小学江南丝竹教学的问题与对策

中小学开展国家级“非遗”江南丝竹教学工作存在如下问题:学校忽视江南丝竹教学,缺乏系统的教材;民乐专业师资匮乏,教学交流平台较少;学界缺乏对中小学江南丝竹传承综合研究。基于此,策略如下:通过校园江南丝竹文化建设,实践文化传承;通过开展音乐课程改革,进行教学传承;通过江南丝竹教师乐团带动学生乐团发展,开展师生共学;通过推进市级江南丝竹教学科研团队和平台建设,实现联动发展。

论泰州学派“平民儒学观”对通俗文艺思潮之影响

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推动了晚明儒学平民化时代通俗文艺思潮的形成与流行。具体到泰州学派产生、流行的核心地区——泰州而言,明清以来泰州戏曲“倍盛于前”,成为“江南文脉”视域下地域文化的突出代表,也成为“江南文化”渡江北上的现实体现。泰州戏曲文化的勃兴,一定程度上根源于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平民儒学思想和“言情”文化思潮。从泰州戏曲文化的繁荣,可见泰州学派的文艺思想深刻影响了晚明以降诸多艺文活动,是社会转型时期启蒙思想积极、主动推动文化发展的生动实践,在社会教化和文艺发展进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音乐、性别与教育:以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女校乐歌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随着天演论和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兴建了三类女校。一类由教会所创建,一类由国内有识之士所创建,一类是清末新政清廷颁布女子学堂章程后由官方所创建。这些女校大都进行了音乐教育。女校乐歌作为一种新事物,随着女学的兴起应运而生。如何对女性进行音乐教育,女校乐歌咏唱哪些内容,以及如何通过乐歌表现女校的教育理念,是当时人所要面对的问题。女校作为女性接受教育的场所,不仅是妇女解放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妇女解放宣教的重要场所。女校乐歌以音乐的形式展现、传达、咏唱将女学生培养成切合时代需求的新女性的教育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