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文中的“江南”与诗性文化

随着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日趋繁荣的城市生活成为晚明社会的时代表征。江南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时期,市民阶层也日益壮大,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在这种富足环境中孕育生长的文学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晚明小品文家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真实又具体的“江南”城市形象,写出了江南士人的生活情调,也勾勒了一幅全民的城市娱乐盛宴。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暴露了“江南”颓废化和精致化的一面。在江南的繁华和奢侈的背后,实际是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和情感的自由宣泄,体现的是一种诗性的生活智慧。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衰落”的浙、吴后期绘画与晚明江南画坛

晚明初期,精英文人逐渐掌握审美风格的诠释权,符合他们审美趣味的吴派(前中期)和松江派山水画几乎成为晚明至清代的主流。大部分研究者以这些作品为切入点,自然而然地得出浙派与吴派后期绘画衰落的结论。然而,在松江派崛起的16世纪,浙派与吴派后期绘画不仅在艺术风格上有陈淳、徐渭等画家承继,而且在艺术市场上仍占据重要位置。这一持续繁荣的局面引起董其昌等精英文人的嫉妒,他们在黄公望山水观念的影响下,以“甜邪俗赖”“吴门习气”等词语抨击浙派与吴派后期画家,公开否定两派风格中的浙派成分。最终,在这些精英文人的抨击下,浙派与吴派后期绘画被贴上“衰落”的标签。

云光落茗杯:晚明文人尚茶之风对园林的影响

瀹茗作为晚明江南文人闲雅园居生活的重要内容,对文人园林的物质空间、园居活动及精神意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大量涌现的晚明茶书、文人小品及日记为据,概述了江南文人的尚茶之风和造园情况,着重分析文人园林中专设茶寮、书斋茶寮、厅堂亭榭等饮茶空间的经营布置和不同品茗环境的营造选择,总结晚明文人茶艺与茶道"清""雅""趣""隐"的内涵,并论述了文人茶道与园林精神意趣的渗透和共通之处,揭示茶饮与园林之间的深层联系。

论晚明文士对江南私家园林建筑及家具的影响

晚明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政局腐朽动荡、经济发展繁荣、文化交流密切,郁不得志的江南文人士大夫们积极参与到私家园林设计及家具的艺术创作之中,将文士特有的文质融入到江南私家园林建筑与明式家具之中,为这两个建筑与家具历史上的高峰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研究

清末民初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和嬗变期,新与旧的剧烈冲突,使得这一阶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婚嫁服饰同样经历了由传统至现代的过渡。江南地区作为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重要阵地,其婚嫁服饰变革特征明显。以相关画报等资料为线索,对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进行研究,并将其重要历史特征及变革过程进行分析,从而为研究婚嫁服饰的历史衍变提供参照。

晚明寄畅园水池“锦汇漪”及其周边复原研究

无锡寄畅园有着近500年的历史,一直以来是园林历史领域的关注焦点。经历历次改建后,与晚明时期相比,今天的寄畅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水池"锦汇漪"及其周边布局已截然不同。将使用池底遗构、改建档案和考古报告作为基础材料,结合图像、文字文献,通过现状整理、遗构定位与辨析、推测复原3个步骤展开晚明锦汇漪及其周边的布局复原工作。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与发展

自利玛窦开教南京以后,天主教在江南地区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南京、上海、杭州、松江等地的天主教传播相当繁荣。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播的宽松环境,江南地方官绅的支持和帮助,一批素质极高的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利玛窦传教策略的贯彻执行以及适应本土特点的传教方式的不断探索。

闲隐与雅致:明末清初江南士人鲜花鉴赏文化探论

鲜花的鉴赏品评乃是晚明清初江南士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曰其生活的一个面向。科举仕途的挫败感导致其退而追求一种隐逸闲雅的生活方式,鲜花鉴赏是其媒介之一。在鲜花鉴赏的特定场域中,士人们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借由对鲜花的鉴赏品评,达到情感表达、物我交融的生命自足状态,并体现其人文关怀,寄托人生理想,营造闲雅的休闲文化。凡此种种,形成该阶层普遍的生活哲学,由此折射出明末清初江南社会和士人价值观念的嬗变。

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

明代福建与江浙之间区域贸易相当发达。江浙向福建输出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商品 ,福建向江浙输出荔枝、龙眼、柑桔、木材、夏布、纸张及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白银。双方经济的发展 ,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和资本。而其依赖程度之深 ,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 ,我们已可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

晚明江南造园中黄石叠山的兴起及其原因探析

晚明江南园林开始兴起使用黄石来叠造假山,明末清初以后,黄石被大量运用到造园中,形成了与太湖石分庭抗礼的局面,这是晚明至清初江南造园的转折中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变化。梳理其兴起的过程和影响,并从多方面来探究这个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除了石材资源与成本的影响外,晚明造园画意原则引导下叠山技法的变革是主要的原因,其背后还有当时社会审美思潮的推动。

明代江南治农官述论

明代治农官制创始于永乐初年,经宣德至成化间添革往复,由江南一隅推广至全国大部,并基本完善了司府州县各级治农官建置。正嘉以降,江南治农官不断遭到裁省,权力收缩、下移,由官到吏。终明之世,江南治农官先后经历了三次职能转变:宣德二年初次复设后,在永乐以来单纯的提督农田水利基础上,统摄粮长、职兼催粮;宣德六年开始全面负责秋粮的催征解运,但仍保有治农本职;成化九年再次复设后,又基本恢复到永乐旧制。明人对江南治农官的存在价值与实际效果的认识有很大差异。总体看来,治农官在"财赋尽出于水利"的江南地区看似不可或缺,但事实上并未发挥应有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沦为病农、逋赋的负面因素。

明清江南地区农村牙行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介绍了明清江南地区牙行组织概况,并尝试用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

拟入画中行——晚明江南造园对山水游观体验的空间经营与画意追求

晚明江南园林的营造,不仅在景物形式效果方面有着重要改变,而且在山水游观体验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呈现出空间经营的新意。这样的转变也与画意宗旨息息相关,山水画意并不只是静止的画面欣赏,还在于时间性的动态游移。对此的理解,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晚明江南园林中复杂而综合的空间经营特点。

明清通俗小说江南传播及其经典化进程

明清通俗小说由作者笔下自在状态的文本,到成为审美对象的小说"经典"作品,只能发生在小说"尊体",打破了以"小道视之"的传统观念以后。但明清通俗小说在江南的首刊和精刊,使得具有经典意义的创作文本,得以及时以相对定型的审美客体呈现于世人面前,进而成为"经典"存在;"奇书"概念在江南出现并广为人知,标志通俗小说"经典"作品被明确发现,同时暗含小说"尊体"的萌蘖;江南通俗小说精批精选,对作品博大意蕴、艺术奥秘的阐释,对其卓越创造、伟大张力及范式意义的揭示,则意味着小说作品"经典"地位初步确立。明清通俗小说的江南传播,成为其走向经典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的绍兴及其地域文化——兼及江南区域视野下之吴越比较

明清两代,绍兴既属浙东,又属江南。至清代,绍兴酒、绍兴师爷、绍兴话已是通行海内,成为绍兴地域文化的标志。绍兴酒风行天下,理应在清代中期以后。由于地窄民稠、识字率高、科举竞争加剧等诸多原因,绍兴人外出游幕、处馆、经商成风,足迹遍布各地。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造就了绍兴人的内在性格处于多面性的矛盾状态,即俭啬、刚崛与狙狯并存。若是以江南区域为视野,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

上医医国:一位晚明医家日常生活中的医疗与政治

本文试图以晚明儒医缪希雍行医交友处事的日常生活,揭示江南文化、政治生态与生活际遇间的紧密联系,展现晚明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路径,探寻儒医在政潮风云中的济世之道。缪希雍由儒入医,虽未涉事政坛,但因医病关系、医学传承,不自觉卷入晚明政治风潮中。参与《嘉兴藏》的编纂,与万历太子案关键人物均有交涉,后世所传天启年间阉党所编《东林点将录》中"神医安道全"甚至疑为缪希雍本人。在冯梦祯、高攀龙、钱谦益等名家士吏之笔下,留下医术高明、义侠云天、亦儒亦医亦侠的至情至性形象。借由此种"反向投影"式的聚焦,可以看到缪希雍作为医者之外的"良相"之举。缪希雍以"觉休居士"、"海虞遗民"自称,自我放逐;江南名士却呼之以"海内奇士"、"义侠"、"布衣韦带",引为同道。缪希雍的医术、性情、行事,堪为"上医医国"理想的典范诠释。波云诡谲的晚明政治变动之下,立庙堂之高者尚难独善其身,处江湖之远者也难免受到波及。晚明的江南与朝堂之间实有切不断的经济、文化、权力与人际关联。"上医医国"既是医者的自我期许,也寄托着士人的天下理想。

明后期的边镇将门

明朝长期实行边将选于本土、就近升转、久任其地的政策,与恩荫、家丁制相结合,到明后期,各边镇陆续形成了十余家几世为将,甚至一门同时为将的"将门"。"九边"中高级将领多出自将门,拥家丁为私兵,侵膏腴为己业。明廷对武将的控驭力渐被削弱,军阀势力萌芽,最终形成了武将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之势。

明清之际西方“三际说”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

三际说是西方近代以前用以解释各种大气现象最为重要的理论,明清之际经传教士输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的气象知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章梳理了利玛窦等人所译介的三际说,分析士人面对这一学说的新奇,他们多以传统的元气说或阴阳理论加以理解,产生了三际范围扩大、"三际无定"等认知。揭暄在此背景下绘制的"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是当时中西科学交流中新知产生的一个范例,亦是我国古代气象理论的一项重要成就。

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