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

从起源角度看江南文化精神

江南文化的源头是江南文化精神的逻辑起点,从起源角度看江南文化精神,可以在"物质的遗存"的基础上对江南文化的"精神遗留物"加以大胆的审美想象。其中,江南文化之源中对女性和玉石的崇拜意识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江南文化精神。在精神生产的逻辑起点上,二者奠定了江南文化儒雅细腻、浪漫神奇的元结构;在精神生产的成熟形态上,二者彰显江南文化审美诗性的本质精神。

江南文化的区域界定及诗性精神的维度

当前学界对江南文化在区域、界定上过分强调地理学的意义,忽视人的主体性中“内在尺度”的作用,造成江南元叙事中的人文精神的流失和区域范围的狭隘。江南文化体现了中国民族独特的诗性精神,其维度有二:一是自由审美的维度,既不同于北国政治伦理之美,也有别于江南其他区域文化的浪漫之美;二是宗教的维度,其生产于本土巫风和外来佛教的双重基因。

论江南认同之四要义

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是在文化融合的明线与地域认同的暗线相互纠结、冲突之中,往前走的。江南认同便是在这一文化融合与冲突的一个重要现象。江南认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教认同、移民认同、审美认同和自由精神的认同。它关涉到中国自身的历史社会生命脉络,内发的现代精神,特殊的普世价值,以及扎根于本乡本土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的时代,江南认同对于我们重新连接土地、乡亲、历史、意义与生命,无疑具有现实的功用,而江南文化与中华精神的关系,也有待发之覆。

《望江南》:江南与茶人精神的文学书写——王旭烽访谈

2022年初,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出版最新长篇小说《望江南》,作品中对杭州与杭州西湖、茶人命运在历史中的沉浮以及茶人丰富的精神世界等层面的文学书写值得特别关注。在访谈中,王旭烽表示书名、故事人物名字对于构建小说世界至关重要,是衡量作家创作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这部小说之所以取名《望江南》,不仅是出典于苏轼诗词,更重要的是这个词语中包含了明知生活艰辛却要直面生活的勇气。“江南”不仅是故乡,更是一种审美化的存在方式。小说写茶不是知识罗列,而是用茶来构筑文化小说。茶人应该有分寸、不狂躁、不懦弱,这是一种承担苦难的和平态度,杭嘉和身上体现出了茶人的精神特质。王旭烽还对当前新一代茶人的成长有所期许,并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和教育教学等多种方式推动茶文化的普及。

论花家舍的变迁

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花家舍作为"乌托邦"精神的象征在三部小说中出现且发生变化。论文试图通过探索花家舍的变迁蕴含的时代内涵,以花家舍为中心进一步解读三部曲。

试论江南文化的启蒙精神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乡江南,其文化富灵性与诗意,在独抒胸臆中,也往往洋溢着理性品格、批判意识和启蒙精神。对社会俗见、对经籍、对圣贤成说,江南智者常持反思的态度,独立的见解,显示出可贵的自由思想的风骨。

江南精神的核心是创时代之新——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到海军江南造船所

首先回顾了江南造船厂84年(1865～1949)的发展历程,然后总结了江南造船的历史经验和办厂特色,并相信江南精神必将继续发扬光大、与时俱进。

远近高低 各尽其妙——《江南时报》的“中国诗歌地理”扫描

《江南时报》的五期"中国诗歌地理"充分展示了五个省市短诗创作的实力与实绩,题材与风格多样化,异彩纷呈。既有对现实的关注,面向民生的关怀,也有对历史的沉思与反思,还有对内心的自省。访谈和综述对诗歌现象、诗歌群落的分析评价十分到位,对诗歌精神的重构与诗歌本体建设的见解,给我们启迪。

唐代江南地区顾氏家学精神与文学创作

唐代江南地区顾氏家族作为传统的文化世家之一,家学传承极为丰富,有经义、诗文、书画等。与其他传统世家相比,顾氏家族中高逸清狂者数量甚多。顾况的祖辈、顾况、顾非熊都有"清狂"之举,他们精神中的共同点就是对自由个性的张扬和自我价值的体认。他们诗文创作中的个性色彩,正是其承继了家族传统中不断超越自我、寻求自由个性精神的人生哲学的自然流露。

论侯方域入清后的江南情结

侯方域的一生和江南关系密切,这直接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内容和风貌。入清后他的心中一直有着浓厚的江南情结。他时常追忆江南并于顺治九年秋再访江南,先后创作了大量与江南有关的诗文,寄托其复杂深刻的思想情感。剖析其江南情结的内涵,可以更深入了解易代文人的情感意识,准确认识明末清初江南文化的特质及其影响。江南情结在侯方域的文学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名节意识、浓重的兴亡之感和对江南精神的热情礼赞。

明末清初秦淮诗妓与文人之“诗交”

明末清初的"十里秦淮"不仅是商业繁华之地,也是江南文人士子的一方精神和艺术净土。他们在秦淮河文会征歌,并不是单纯地纵情于声色,而是一方面在此进行艺术化的生活审美体验,一方面把青楼画舫作为他们议论时政、同道相聚的政治空间。在文人与秦淮诗妓间相交相惜的过程中,他们相互唱和,互相影响,诗妓通过与文人交往,既提升了诗妓的文学修养、精神气质,也激发了诗人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审美热情。在秦淮河诗妓家院的私密性空间里,牢固根植于文人心中的诗性精神获得了最合适的滋生土壤。他们把自身的生命活动升华为一种对自由和审美的自觉精神需求,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政治、经济等实用主义的框架,变为一种人的内在需求的延伸。

古风新韵 诗乐江南——“春韵·江南”音乐会评析

“春韵·江南”主题作品音乐会中有一组由精选的八首古诗词谱就的“江南风格新曲”,其作曲家在遵循原诗词基础上,根据当代人的审美情趣进行了创作,使得作品既有古风,又有新韵,再经歌唱家石春轩子运用声音及形体的二度创作,将歌曲的情绪给予了充分演绎,使听众欣赏到的不仅仅只是诗中的江南,更是音符和声韵里的江南。从“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两个方面对音乐会展现出的“江南”及“新韵”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其中“一度创作”聚焦于旋律、和声、配器三个方面,而“二度创作”则围绕声音、情感以及肢体语言等角度给予展开。

青花山水的意境美和人文精神——江南小景为例

山水画是我国重要的三大画科之一,在隋唐时期,展子虔率先以独立的山水画形式开始画出著名的青绿山水《游春图》。从此以后,山水画在我国艺术之中开始确立,并不断不断的发展。山水画有工笔山水,也有写意山水,有水墨山水。也有青绿山水,这些山水画的发展推进,也不断的使我国艺术变得丰富。在清末民初时期,以珠三八友为例的文人画家开始率先以国画入瓷,在陶瓷上开始创作山水画,主要以汪野亭为代表。汪家山水在陶瓷山水画中可谓颇具影响力。自从珠山八友开创了国画入瓷之后,山水画在陶瓷艺术开始崭露头角,青花山水也逐步成为主流。本文主要论述青花山水的意境和人文精神,主要以江南小景为例展开简述。

一往情深——张岱及其《陶庵梦忆》所包蕴的诗性精神

张岱是明朝中后期具有独特风格的江南文人之一,其著作《陶庵梦忆》更是散文翘楚,文字清新,内容雅俗并盛。张岱成其文作风格有其工艺审美方面的成因,与他注目和投身世俗生活有关,更是其骨子里一脉相承的江南诗性精神的折射。

论葛亮小说的新古典主义追求

葛亮作品始于家族渊源和民国想象,"城市系列"书写喧嚷市声的纷繁驳杂;"民间系列"还原宏阔时代下微渺众生的求生万象。他擅长"造境",语言兼具现代汉语的流畅之美与古典语言的雅致之韵,在静穆纯净的江南文化空间里挖掘古都南京沧海桑田变迁中始终延承的"旁逸斜出"的精神气质和隐忍执着的精神底蕴,表现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葛亮味"。他的"新古典主义"可以看成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大潮的回应,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回望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不仅是文人对和谐静穆传统文化空间的一种怀念,也是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恰当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邦关系的文字密码。

“存在”于江南传统语境中的场所 西塘古镇民俗文化馆

文章主要介绍了日清设计在嘉善高铁新城内的项目——西塘古镇民俗文化馆。以项目为基础,从建筑现象学的角度,探讨了传统文化特征显著的江南水乡建筑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如何成为参观者记忆中的"场所"。文章从六个传统建筑的语境出发,一一回应其在西塘古镇民俗文化馆中的投射要素,以期实现其在参观者知觉体验中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