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特派员群体的历史考察(1924—1927)——以豫陕区委为中心

严密的组织是共产党能够存在并拥有强大力量的关键要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借鉴共产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向各地派遣了一批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干部组成的特派员,以期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力。溯源党的早期特派员群体的实践面向,发现其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赓飏,而且因工作灵活隐蔽而成为党内科层制组织体系的补充,有效利用了极为有限的人力资源,使干部人数严重不足的中共在发动工农运动和建设基层组织时措置裕如,实现了壮大党的力量和扩张党群组织影响力等目的,成为组织锻造过程中淘旧铸新的坚实根基。

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武装整改研究(1932—1934)

红二十五军的武装整改是中共在地方红军建立“以党领军”“党指挥枪”党军模式的重要探索与实践。1932年到1934年,鄂豫皖省委为强化党在红军中的权威,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多次整编、改造,尤其通过整肃方式促进了“以党领军”建军原则在鄂豫皖苏区的贯彻落实。鄂豫皖省委通过整肃方式在红二十五军中确立“以党领军”的路径,是中共在鄂豫皖苏区调适党军关系的重要方式特征,也是中共“党指挥枪”多元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干部选任的民主集中制——基于中共省委常委班子调整的观察(1983-2012)

观察1983-2012年间全国省委常委班子的调整情况发现,30年间,中共中央在行使省级干部的任免权方面变得越来越主动。这一发现以及关于省委常委选任机制的研究,印证了中国政治制度所具有的若干特点:首先,中国政治制度的灵魂是民主集中,以"集中"为内核,程序上体现民主的精神,以"民主"来降低"集中"的决策风险。其次,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体现在政治生活的严肃性等三个方面。再次,中国共产党具有制度调适的自觉性,这有助于其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和成效。从全球综合国力竞争"接力赛"的角度来理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及其机制,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任国桢烈士

任国桢1918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外语系俄语专业,在校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和鲁迅,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他翻译了《俄国的文艺论战》等俄国文学作品,并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唯物历史观,从一个文学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文章和讲演影响下,他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由此看到了人类新世纪的曙光,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奉天(今沈阳)成立了中共奉天党支部,他为首任书记,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委书记等职,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研究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满洲红旗》从1930年9月15日创刊到1935年4月终刊,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第一个地下党组织——中共满洲省委的存在与撤消;从辽宁省沈阳市创刊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终刊,经历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岁月,成为革命化范式视角下东北地区党委机关报的典范。

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认真回顾与反思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我们今天实行农业合作化,推进农村改革有很大的启示。就江西省委对中央农业合作化道路决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而言,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以1955年7月毛泽东严厉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为分界线,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呈现出从稳步推进到紧跟冒进的动态演进过程。从江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失误来看,超越当时的国情、省情,人为地加快合作化进程和拔高合作化形式必然会受到惩罚,蒙受损失。

罗登贤对党领导东北抗战的历史贡献

1931年夏,罗登贤受党中央派遣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开启了他在东北披荆斩棘的革命生涯。至1932年12月奉调离开东北,一年半时间里先后经历"九一八"事变、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日本全面侵略东北诸多危局,他以勇于担当的革命品格和总揽全局的开阔视野重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坚持抗战。

东满特委与“民生团事件”

抗日斗争时期,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东满地区的党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内部发生了"民生团事件",这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给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造成巨大的损失。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满特委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纠正了这一错误。

与时俱进 锐意进取 为创新党的干部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

50年来,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在干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教职工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效地发挥了“三个阵地、一个熔炉”和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作用。总结5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党校工作必须适应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发展;党校教育必须适应干部成长规律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培训工作,促进和帮助各级干部全面健康成长。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为重点,把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探索和实践具有时代特征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努力使党校的办学理念、教学内容、学科发展、队伍建设、综合管理等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张云逸在广西的贡献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张云逸在广西的贡献 :创建了一支红军 ;与新桂系建立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 ;建立了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及各级机构 ,领导广西人民完成民主革命任务。

组织竞争与党团纷争:中共湖北暴动争议研究(1927—1928)

湖北团组织初建时声望较党组织高,党组织以党团分化削减团组织力量,引起团组织不满,致使在武汉唐生智政权溃败时,党团围绕是否应举行暴动产生分歧。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团湖北省委互争雄长,武汉暴动失败之责问题得不到解决。团湖北省委诉诸中共中央,中央派中共湖北特委前往查办,但中共湖北特委偏向团湖北省委,对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处置有失偏颇。最后中央重新考量湖北暴动争议问题,为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正名,结束了多方纷争局面。党团对中国革命发展路径认知的不同,是造成两者诸多纷争的缘由,也是中共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革命道路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之所在。

从中央到地方: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的策动与因应(1927—1928)

中共六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对河南省的暴动政策曾一度调整。尤其是长江局的成立,成为中共中央对河南省暴动政策由激进渐趋和缓的重要尝试。然而河南省委根据暴动政策策动下级时,却面临地方党组织机构权限重叠、边界模糊不清的难题,同时基层党部在暴动执行中囿于上级"机会主义"的指责与重压,难以抑制"左"倾盲动主义的情绪,并通常以"冒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存在落差。

江苏省“大跃进”运动的重要转折——中共江苏省委三届十三次会议纪实

江苏省的"大跃进"运动,到1960年底已经陷入困境,急需进行根本性的政策调整。中共中央"十二条"的出台,引发了中共江苏省委三届十三次会议的召开。由于省委主要领导思想清醒、方向明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彻底揭发了"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开始了政策调整的进程,成为江苏省"大跃进"运动的重要转折。这次会议无论在江苏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全党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941-1942年中共河南省委“撤干”始末

194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在中央组织部和陈云部长直接领导下,河南省委紧急撤退豫西、豫中、豫西南和豫南地区区委以上干部和过“红”的党员,史称“撤干”。“撤干”的直接原因是河南党组织面临被破坏的危险;“撤干”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不得经过党的公开机构;未能撤离的干部立即实施隐蔽,长期埋伏。至1942年底,河南省委共计向延安撤退干部100余名,向豫鄂边区及其他地区撤退干部300余名。河南“撤干”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取得了白区党的工作经验。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探索中的毛泽东与湘、赣省委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湘、赣省委给予井冈山高度关注和指导,既发出了一些利于消除"城市中心论"的指示,也作出了脱离革命实际的失当之策。作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实践者,毛泽东对湘、赣省委的指示或完全遵照执行、或依情执行,有时甚至付出血的代价,用实践来证明孰是孰非。毛泽东与湘、赣省委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探索中的情形,既显示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领袖品质,又展示了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复杂历史过程。

组织的调适: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四川党组织的社会构成与党员发展研究(1927—1935)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形成了以实现领导机关工人化,重点发展工人阶级党员,并联系农民同盟军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路线。在四川省的落实中,六届四中全会之前,支部以上各级组织以知识分子干部为主,基层支部则以农民干部为主。在党员发展上,农民党员和士兵党员的数量发展迅速,相比之下,工人党员的发展十分缓慢。党的第二次“左”倾错误致使四川党的系统和党员受到重大损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指示四川党组织贯彻“布尔什维克化”的组织方针。通过中央巡视员的督促和省委委派等方式,四川各级党组织中工农成分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党员恢复收效甚微,相比第二次“左”倾路线后的统计,甚至有所下降。

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党组织在湘赣边秋收起义中的作用

在以往研究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文章中,往往只重视中共湖南省委的作用,忽略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地方党组织的作用。据史料证实及亲历者回忆,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过程中,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党组织是驻修水秋收起义部队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桥梁,并且为保存和扩充秋收起义的军力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认为,准确的评价应该是:中共湖北省委与湘、赣省委共同领导了秋收起义。

从“保存实力”到“工农武装暴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对许权中旅行动决策的历史考察

许权中旅是土地革命战争之初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对许旅的出路问题非常重视。根据形势发展和中央决策变化,陕西省委对许旅的使用方向,经历了从“逃窜北山,独立发展”的保存实力策略,转变到“参加反冯战争”的打冯策略,再到“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作农民暴动副力”的武装起义方针的演变过程。透过陕西省委对许旅出路的考虑,可以管窥大革命失败后的关键转型期陕西省委在执行中央命令、探索革命道路以及对革命武装认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也可视为陕西革命最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历程。

关于刘少奇何时起任职福建省委书记的辨析

关于刘少奇任职福建省委书记的起始时间,历来认定为1934年7月。2018年11月最新出版的《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一卷将之改为1934年春夏。鉴于刘少奇在苏区史和中共党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必要弄清楚这一改动是否真有道理。一方面,依照苏区福建省委书记更迭的相关记载,尤其是全总委员会1934年7月15日的一则关于刘少奇调动工作后,其原任职务由朱琪代理的通知,可论证原有说法准确无误。另一方面,《温仰春文集》中虽有刘少奇于1934年上半年(具体到4月)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说法,但揆诸史料,温氏回忆多有失实处。对其进行的质疑和否定,也进一步维持刘少奇任职福建省委书记起始时间这一问题的原有说法。

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考论

中共五大后,为建立健全地方组织,中共地方省委正式取代地方区委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层级。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正是在党的五大后,较早地响应中央号召成立的省级地方党组织。在存续近两年的时间内,虽然经历解散、重建、再次解散,但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日后党在安徽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