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与对抗:葫芦岛筑港引起的中英铁路债务交涉

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为构建独立自主的东北交通体系,张学良与铁道部共同制定葫芦岛筑港计划,以北宁铁路余利作为筑港经费,此举引起英方抗议。中英双方围绕铁路收入余利使用权问题展开多轮交涉,中方为推进筑港工程一度进行妥协,但英商中英公司并不满足,力图彻底解决铁路债务纠纷。中方为完成筑港的既定目标,未再理会英方抗议,遂按照计划开始动工。筑港交涉不仅反映出外国资本与中国近代交通事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折射出抗日战争爆发前英国对华关系的调适与发展。

多元化的公共图书馆办馆主体更符合中国国情——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体会

长期的单一办馆主体理念,制约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公共文化阅读城乡不平等现象的实际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四条明确了公共图书馆办馆主体的多元化。公共图书馆办馆主体多元化体制更符合中国国情,适应基层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需要,有利于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平等化目标的实现,能从根本上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公共阅读的需求。正确理解公共图书馆建设主体多元化理念,落实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多种保障性制度和政策设计,有助于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跨越式发展。

论民国初《藏文白话报》对西藏的政治社会启蒙

1912年,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建构现代国家。针对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在北京主办发行了汉藏文对照的《藏文白话报》,这不仅在藏族新闻发展和藏文翻译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开启西藏地方官智民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西藏社会发展方面也具有特殊意义。

论民国时期“政府主导、服务型”乡村改造模式——以民国江西农村服务为中心

1934年国民党在江西开展了农村服务运动。当时的民国江西农村工作者,从管教养卫四个方面开展农村服务工作,探索出了一套以政府主导、服务农村为特点的传统乡村社会改造模式,力图从多方面推动江西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尽管这种模式有其难以解开的死结,但仍是值得今天借鉴的农村改造模式之一。

论民国初年我国的政府救灾行政系统

作为国家行政要务的救灾,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救灾机关是内务部,内务部的权力职掌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虽然其名义上作为中央一级专门救灾机构,但由于机构初设、经验不足,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的限制,无论是部务还是权限与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农商部等都颇有纠缠。至于地方政府救灾机构,作为地方政府组织机构的一部分,虽属专管,但有兼管之嫌。一些专门的赈济机构,只不过有时因灾于公署内暂设,事毕即行撤消。当时除了政府救灾机构外,还存在着具有亚政府色彩社会救灾力量。内务部与地方救灾系统之隶属关系相对自由,并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格局。总体而论,民国初年的救灾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比清末进一步完善,其业务范围也逐渐趋于稳定,但由于中央政权极不稳定,内阁更替频繁,致使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撤设变化较多,从而引起救灾机构的相形混乱。

民初北京政府的治国困境——以减政主义为中心

因为财政支绌,减政主义一度成为民初北京政府的执政理念。然而,在民初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非但减政政策执行不力,还损害了其他政令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讲,减政政策是北京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因为一旦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然会激化各种矛盾而不利于初定的社会秩序。因此,甘冒风险推行减政主义则正是民初北京政府深陷困境的集中体现。

1912—1949 年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述论

1912年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前,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复杂而多变,总体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杨增新主政时期出现服从中央政府—“认庙不认神”—服从中央政府的变化;金树仁主政时期对中央政府既有博弈,也有调适;盛世才主政时期对中央政府由附和到博弈,再到投靠中央政府。国民党直接统治新疆时期,中央政府及其新疆当局未能实现对新疆的完全掌控,出现了与之对峙的三区政权。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治理新疆,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走向正常化。

立法、服务、训练:民国后期国民政府社会工作人员培训机制的构建

民国时期强化社会工作人员培训,促进了社会工作中国本土化、提升了社工人员职业专业化、适应当时社会建设的需要。由此,民国后期国民政府非常重视社会工作人员的培训,并着力从立法建设、培训模式与培训方法三方面构建了"立法、服务、训练"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人员培训机制。这一培训机制的构建一方面培育了大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推动了当时地方社会事业的各项建设;另一方面,呈现出"培训管理的强制性、培训方式的灵活性、培训内容的专业性"的特色。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三个层次(1917-1949)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始终未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及其与中央政权之间充满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同时,中央和地方政权与各种外国势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苏联(苏俄)对华关系最为特殊,存在着三个主体和三个层次,即苏联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苏联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从1917年到1949年,中苏关系在大部分时间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交往,苏联对华政策虽有国际共产主义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追求其国家利益,这使三层关系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重心也发生转移。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多层次和多主体特征使这一关系成为同期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并留下了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领域除中苏关系之外,还有苏联史、国际共运史、共产国际史、民国史、中共党史等。多层次、多主体这一特征应该是研究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县级行政设计——以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为个案

南京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被以刘湘为代表的新军阀当局改造为军事贡役体制下的战争勤务工具,正常的民事行政职能因军事当局对团防工作和战争勤务的重点强化而萎缩。虽然四川新军阀当局县政设计的本意背离地方自治精神,但在敷衍南京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建议的同时,新军阀当局通过积极推行户口清查和基层政权的组建,充分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最大限度控制和对基层团防的改造与利用。

清末民初湖北地方政府发展农业的政策

清末民初,湖北农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很多。湖北地方政府为发展农业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及改进措施,如推广经济技术作物、改良农产;兴办农业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与普及农业知识;创办农会、筹设农事机构、颁布兴农法令等,这些政策措施在各地实施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成效,它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和部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对推动农村新市镇的兴起和市场扩大、激活农村传统社会关系、推进农村社会的进步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后来农业的发展也产生了良好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自治机构的沿袭和变革(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自训政开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央层级主持地方自治工作的机构经历两次变革,最终成为核心权力的组成部分。其沿革可分为三个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地方自治专门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下属地方自治指导委员会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时期。这一历史过程,既展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的不断尝试,又揭示了国民党的党政矛盾和党内矛盾是推动中央政治组织变迁的主要动力。政治机构组织化程度增强、政治权力下沉等结果,并非事先计划的目标,只是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和处理各种矛盾时的副产物。

民国时期鄱阳湖区水灾治理与地方社会

鄱阳湖区水系发达,是水旱灾害多发之地,民国时期鄱阳湖区几乎年年都发生了水灾,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在鄱阳湖区域实施了修圩和垦荒等有针对性的水灾治理措施。鄱阳湖区自古宗族势力强盛,社会关系复杂,民俗浇漓,纠纷不断,各种地方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国民政府开展的修圩和垦荒等工程不断施加影响,致使水灾治理未能取得理想效果。国民政府在鄱阳湖区的水灾治理政策实施得不理想,主要是政策与地方文化、民众利益的契合度,以及政府对地方的把握上出现了问题,这可以给当代面对类似问题时提供借鉴和参考。

科举士绅与近代社会建设——基于山东的研究

士绅是古代社会地方治理的主体。本文以近代山东为案例进行研究,其结果显示,传统士绅在民国时期的公共建设方面仍具有持续影响力,且以进士、举人为代表的上层士绅相对于由生员组成的下层士绅影响力更为持久。异质性分析表明,家族宗族、地权集中、传统文化等因素会削弱士绅的正效应。进一步分析显示,近代教会学校的建立对下层士绅的公共设施提供产生了示范作用。政府和士绅之间由于士绅身份差异和公共建设性质的不同,在近代公共建设中既存在替代性也存在互补性。本文论证了科举士绅的长期影响力,同时也说明了近代公共治理多元发展的意义。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玉环渔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以玉环护费征收案为例

玉环县地处瓯江入海口,海岸线漫长,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玉环作为浙江第二大渔区,其渔业组织在地方政府规范及渔民推动中得以产生。与传统的渔帮、渔业公所相比,玉环渔会的组建既彰显鲜明的地方政府意志,又代表渔民的利益诉求。1931年玉环渔民关于豁免护费的呈请,展开了玉环渔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直至全面抗战,形成了一桩颇具影响力的公案。这场利益博弈展现玉环渔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为渔会的运行提供了一种范例。

论清末民初湖南地方政治的近代化演进

清末民初湖南地方政治的近代化演进可分为3个阶段,即维新时期(1895-1898)、辛亥时期(1908-1914)和省宪时期(1920-1926),主要呈现3种特征,即参与理念的传播与实践、权威理念的颠覆与重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界定。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述论

1908年以后清廷倡办地方自治,河南省按照先城镇乡自治后府州县自治的顺序遵章筹办地方自治。宣统二年河南划定全省城镇乡自治区域,依次成立自治机构,惟因经费匮乏等因素,城镇乡自治成效不彰。府州县自治晚于城镇乡自治一年,因经费支绌、政局动荡,多数州县直至民初才成立自治会。州县自治会对于地方兴革颇为关注,惟因顽固势力阻挠而迭遭破坏,影响其作为。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对于当前建设基层政治民主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民国时期江西地方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扶持与规范性管理

民国时期,江西地方政府对民办私立学校采取了宽松的教育改革政策以及经费上的适当补助,大力扶持民办私立学校的创办;并通过对民办私立学校的管理权限、办学条件、财务制度等进行规范性管理,使民办私立学校在培养人才、稳定地方、提高民众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江西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控制与反控制——民国中央与地方对湖北官钱局的争夺

湖北官钱局,是清末时期规模庞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鄂省总督张之洞于1896年建立。其存在的三十多年间,对湖北地方经济发展作用显著。但辛亥革命之后,其逐步沦落,走向倒闭。随后,国民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围绕其产业的争夺也逐步展开,国民政府两次宣布官钱局收归中央,湖北省政府两次抗议要求归还,双方的争夺以湖北省的胜利而告终,显示出地方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强势态度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利益的博弈,同时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