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崖天书瞿鸿锡摹本考释——明初建文帝祭祀靖难之役惨死忠良的罪己密诏与京观

贵州安顺地区的红崖天书,誉称“黔中第一奇迹”,为中国未解的神秘文字。综合明初建文帝逊国历史记载和清末瞿鸿锡摹本天书内容,经系统考证,瞿鸿锡摹本红崖天书系靖难之役后,逊位流亡的建文帝尝闻“金陵诸臣惨死事”,喟叹自己“获罪于神明”,于丙戌年(1406)在红崖山上以文字再造、字体混搭等隐秘手法书就“罪己密诏”,祭祀遭受“株十族”“瓜蔓抄”等极刑而死无葬身之地的“金陵惨死诸臣”。天书向西而立,和周围的山丘一起形成建文帝祭祀驾鹤西去惨死忠良的“京观”(纪念碑)和“京丘”(陵墓)。红崖天书的解密,展示了中国文字和书法字体的丰富发展历程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以文字铁证揭秘了明史第一悬案“建文帝下落谜踪”。

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

由于元代对江南地主采取笼络政策 ,江南地主得以保存和延续。元末张士诚政权继续执行元朝对江南地主的“宽疏”政策 ,得到江南地主的支持。反之 ,江南地主对朱明政权极为冷淡。因此 ,明王朝建立后 ,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建文帝的一系列改革 ,得到了江南地主的拥护和支持。但建文帝失败后 ,江南地主又遭到大肆打击 ,永乐迁都北京后 ,大力扶持北方地主的发展。明中叶以后 ,江南地主与北方地主的矛盾 ,始终反映在明廷内部的一些政策中 。

明代建文朝史修纂的开山之作:《革除录》

《革除录》是明代第一部建文朝史,乃宋端仪于弘治年间所撰,它汇集建文朝相关史料,通过对材料的搜集和选取予以褒贬,驳斥官方对建文朝的不实说法,揭露明成祖谋篡的本质,反映建文朝史实。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一段历史真实记载的缺失——明成祖革除建文朝解析

明成祖朱棣以谋篡登基,为掩盖其篡位事实,塑造即位合法性,抹去建文朝影响,遂革除建文帝,并销毁建文朝相关资料,编造和歪曲建文朝相关史事,使有关建文朝历史的真实记载严重缺失,致使后世正确认识建文朝产生障碍。

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

作为明成祖嫡系君主所控制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态度和掩盖倾向,反映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上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失载的命运。随着皇权的松弛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开始改变以往掩盖建文历史的做法,频繁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请求,表明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建文帝有实录吗

史学界长期流行明建文帝有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说法，并广泛见于研究或介绍《明实录》的专著、教科书、工具书和论文中。该说直接源于《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本文通过追朔其史料来源和考辨史实的方法，得出建文帝并无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结论，并指出《明史·艺文志》所以致误的原因，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建文帝传说圈及其重庆中心论

重庆有一个密集的建文帝传说带,凑聚于沙坪坝区磁器口、渝北区、长寿区、南岸区、北碚区。中国有一个建文帝传说圈,涵盖鄂、黔、滇、桂、苏、蜀、秦、豫等省区,密集于西南和南方。渝市建文帝传说带处在中国建文帝传说圈的中心;乌江流域是连接重庆建文帝传说带与西南和南方建文帝传说圈的主要孔道。当清初他处建文帝传说诞生之际,重庆由于战乱直到清代中期人口恢复生机之后同类传说姗姗来迟。历史上有一些规律:一是群山耸峙怀抱的重庆常常是战败者的乐园,二是败北帝王多"立地成佛"。建文帝传说"核"有真实性。

明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新探

明代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的下落,历来众说纷纭。根据四库本《明史》及其它相关史料对照来看,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并未自焚,而是率近臣出逃。诸家学者认为建文帝出亡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江浙、西南地区的云贵川等地的说法,因无有力史料支撑,至今并未形成定论。笔者根据民国《创修渭源县志.艺文志》中的一篇《五竹寺记》及一册康熙《渭源县志》书后的一页《五竹山五竹概略.诗名缘起》中的两条新资料,提出了明代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或其附近附属寺院)的新说,并对此说进行了详细考证。

建文朝年号革除考述

明成祖朱棣是否革除了建文朝年号,一直受史家争议。其原因在于成祖靖难胜利之后,并没有明诏宣布革除建文朝年号,这就使一些史家认为革除之事的发生是其臣下所为,非成祖本意。而实际上,明成祖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纂《奉天靖难记》篡改建文朝史实,已行革除之实。其意欲革除,但又不愿由自己公开实施而承担历史责任的心态昭然若揭。

屠叔方与《建文朝野汇编》

《建文朝野汇编》收录的建文忠臣亲族在"靖难之役"后遭受迫害的史料,极具价值。这些史料记事明确,包括被祸者间之亲属关系、姓名、家财变价解院及全家充军等情况,弥补了正史及其他史籍记事模糊、缺乏细节,从而引发争议的缺憾,证实了靖难后株连"九族"以至"十族"的迫害确实存在。这对于深入认识建文、永乐之交历史,尤其是"靖难之役",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建文年号的“革除”与未革之说再辨析

自明万历时代以来,建文年号的"革除"与未革之说长期争诉不休。这一问题既关乎史实真伪,又涉及史书纪年笔法,有必要探本溯源,从观念史的层面进行辨析。革除建文年号,即明成祖改建文纪年为洪武事,始于燕王靖难后期,永乐间朝廷进一步将其推广到全国范围。成祖无明令曰"革除建文年号",永乐初,官方上层最早使用"革除"这种特殊提法。《明太宗实录》记靖难史事用建文纪年,实际上未行"革除",成为后世未革之说的重要肇端。在明中后期朝野呼吁官修建文朝史的社会潮流下,未革之说于万历朝登场,或曰成祖未革年号,或称成祖本意不欲"革除"。顾炎武从史书纪年笔法的角度强调《明太宗实录》中建文纪年的合理性,所著《革除辨》承万历时人之余绪,系统论述成祖未革年号,其说甚至影响到官修《明史》。相当多持建文年号未革说者,有其特定目的或立场,所争不在于建文年号"革除"与否这一史实,而在于建文朝之历史地位。

甘肃地名民俗中的建文足迹

明建文帝的下落是近年来史学界探讨频繁的一段公案。早在1994年徐化民、连书成二人合著地方志书《渭水源头》,撰写《一个失位皇帝的雪泥鸿爪》,考证建文帝远赴乐都瞿坛寺。杨淼林、杨慰《建文帝圆寂青海乐都瞿昙寺考》、公维章《明建文帝出亡青海瞿昙寺新探》再次提出流亡甘青最后圆寂于青海乐都瞿昙寺的观点。本文补充金花娘娘传说及其庙碑、地名(挡驾墩、落驾台、救驾沟、接驾嘴、伏龙坪、藏龙洞)、萧氏家谱及家族口传、榆中"七月官神"民俗等新材料,并绘制全国各地建文踪迹图,对多种说法采取"共生"而非"唯一"的思维方法,讨论建文帝在靖难之变后的行踪,认为朱允炆历经多地最终流寓甘青是合理而可靠的结论。

建文帝从泉州港乘阿拉伯船逃亡海外真实性考析

央视纪录片《历史的拐点·下西洋》命题贴切,但其中某些观点有待商榷。经考证分析,文章认为当时的泉州港已不具备建文帝外逃的客观条件,建文帝也未曾到泉州开元寺出家。所谓建文帝从泉州乘阿拉伯商船逃往海外,李挺追踪建文帝到泉州说法,源自日本小说《大航海》虚构及“台湾”和上海作家的相继误传。

建文帝出亡云南新证

明初的《三迤随笔》、《叶榆稗史》和《淮城夜话》三种笔记,相互印证了明代建文帝失国后出亡云南的始末,为六百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提供了新的证据。

建文政局与洪武勋贵家族

作为洪武朝的政治遗产,建文时期,洪武勋贵家族积极参与了建文帝削藩的政治决策过程,并直接执行了对燕王朱棣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对勋贵家族态度的日益转变,以及洪武勋贵家族身为武臣集团核心同燕王朱棣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一群体日益失宠并受到打压与怀疑。最后建文政局在"靖难之役"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下走向崩溃,洪武勋贵家族自身也在随后的清洗中瓦解与重组。从而证明,洪武勋贵家族在建文朝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群体政治地位的动摇是建文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同时,洪武勋贵家族对建文政局的多重影响是由其政治角色的矛盾性所决定的。

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的败因探析

建文帝即位后施行削藩政策,激起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终以失败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建文帝的八个不足:性格的宽厚仁慈,过重的文人气息,竞争对手的强大,能臣悍将的匮乏,用人方针的不当,削藩策略的失误,征讨方式的缺陷,宦官的不利影响。

微妙的平衡:论蜀献王朱椿与明成祖的关系

朱椿为明代蜀府第一代蜀王,明成祖为明朝第三位皇帝。二人原为兄弟关系,都是藩王;由于靖难之役的爆发,二人虽仍是兄弟,但已让位于君臣关系。明清时期相关著作记载了明成祖对蜀献王朱椿的待遇与评价颇高,后者对前者也是忠心耿耿。有明一代,皇室内部关系始终较为紧张。蜀王朱椿与明成祖的关系是否如其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在仔细分析蜀献王朱椿与建文帝的关系,朱椿上疏揭发谷王朱橞谋反一事,以及他对方孝孺一事的处理态度的基础上,会发现明成祖与蜀献王朱椿的关系并不如史书所载那么简单,同时谷王朱橞谋反一事亦存在诸多疑点。

霍山中镇庙建文碑初探

洪洞县兴唐寺乡兴唐寺村有座中镇庙,庙内现存一通建文皇帝御祭中镇霍山之神碑,这在全国已发现的御祭碑文中,是唯一一通明确记载"建文"年号的碑石,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物价值。至迟从明末清初就有学者对该碑进行关注,著录其碑文,分析其价值。但多数学者往往只著录碑文的祭文部分,很少提及祭文下的题名,然而这些题名可以帮助纠正当地方志记载的错误,因此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谁是东晋永和年间兰亭雅集的幕后推手——兼论晋简文帝的文学贡献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兰亭雅集的关键人物除了王羲之、孙绰和谢安外,还有其他类似的幕后推手。本文通过对《世说新语》《晋书》及王世贞《艺苑卮言》的梳理发现,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心性及其行为很值得关注。他与具有较高政治、文化地位的文人建立了特殊关系,从而对文人玄谈和文学活动产生了影响,尤其与兰亭雅集地(会稽地区)形成密切联系,凡此皆使其在地域和全局意义的兰亭会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持引导作用,成为兰亭雅集十分关键的幕后推手和两晋帝王中少有的文人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