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智仁勇之德,才开启了中庸的可能性?

中庸之道不可离,然而它又是不可能的,在《中庸》这种矛盾的叙述中打开了中庸的内在困厄。对于中庸而言,只有在智仁勇三达德中,中庸之道才能开启。为什么恰恰是德,而不是其他,构成了进入中庸的惟一途径?文章试图追问此一问题,在更广泛的视野中对此加以逻辑地展开:中庸是性、道、教的相互通达构成的文化境域总体,而在个人的修道活动中打开这个境域总体,也就是在修道活动中挣脱已经现成化的文化境域、重新开启一个新的文化境域总体,而这正是中庸之道的内在困厄的实质。也只有德才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

孟郊、贾岛经济状况对其创作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影响精神生活。诗人的经济状况如何,对其诗歌创作和诗风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概括论述了孟郊、贾岛的经济状况,分析了诗人的经济意识、经济活动及其谋生能力与诗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进而探讨了诗人的经济状况对其诗歌创作和诗风的影响。

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

荀子以“礼”为中心,形成偏重于儒家“外王学”的哲学建构。他首先把“礼”提升到“道”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方面把“礼”作为道德教化的依据,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另一方面把“礼”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礼道—礼教—礼治”,构成了荀子哲学思想的主体。

宋代江西道教发展状况

宋代江西道教发展较快,道教宗派较多,宫观较多。同时其发展又具有地区的不平衡性。

道清铁路与豫北地区城镇体系变动

清末民初,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在华北初成的过程中,铁路以其独具的全天候、大规模、长距离、低费用等优势,不仅使豫北的区位优势得以彰显,同时也使该地区的城镇体系发生显著变动。作为新兴矿业型城镇,焦作在豫北地区城镇化进程中极具典型。故而,以道清铁路与豫北城镇化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试对铁路在豫北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地位进行考察,揭示近代铁路与豫北地区城镇化进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及主要特征。

黄巾起义领袖张角

钜鹿人张角生活在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的年代,起初奉事黄老道,后来创立太平道,中平元年(184年),发动八州并起的黄巾大起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皇朝,使其陷入土崩瓦解的过程之中。

朝鲜汉文学家柳梦寅对柳宗元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变通——以“文以明道”“旁推交通”为例

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的散文理论深受柳宗元的影响,如反对骈文、倡导古文,赞同"文以明道"和"旁推交通"作古文等观点。但他又对柳宗元的理论做了适当变通,结合朝鲜的时代特征和创作实际,扩充了"道"的范畴和内容,辩证地探讨了"旁推交通"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散文理论体系。

孟郊贾岛诗歌比较研究

孟郊、贾岛同是中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两人生活经历、遭际相近，且同以“苦吟”闻名于世，更兼诗风相似，再加上对当代和后代诗歌创作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故许多文学史和诗评家常将二人及诗作相提并论。实际上，孟、贾诗还有着很大的差异与不同：从诗体来说，孟长于乐府古诗，贾则工于近体诗人苦吟来说，孟是为生活而苦吟，贾则是为艺术而苦吟；从对生活的表现来看，孟多是以批判的态度诅咒黑暗的社会与痛苦的生活，贾则是较多的欣赏的态度去艺术地反映生活；从诗风来看，孟诗为清奇僻苦，贾诗则为清深幽峭，表现出不同的艺术个性特征。

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阴阳秩序

本文试图探讨乡村治理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变迁,这套逻辑包含了属阴的宗教信仰和属阳的儒家伦理规范两个面向。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存在一阴一阳两个操作系统,阳面是儒家伦理,阴面则是神道设教;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内在一致性构建了一种阴阳和合的治理秩序,并促成了贯穿国家与乡村的教化之治。而在现代中国,现代化使得神道设教基本崩解,乡村治理体系从阴阳和合到阴阳二分,这也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之一。为此,国家尝试以产业化、非遗化和场所合法化等制度性方式重新吸纳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也有效地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文化资源,其关键在于这种复兴所激发的地方自主性正是乡村共同体形成内生秩序的基础。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应当继续赋予民间信仰等乡土文化发展的空间,从而发挥其低成本治理优势。

简析《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之异同

梁慧皎的《高僧传》,以弘扬僧人的理想人格,达到传教护法为目的;道宣的《续高僧传》以弘通佛法要义为首任,重在"会正解而树言"。二者虽在写作过程中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和"实录"的精神,但在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上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深入了解慧皎和道宣为僧人立传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从体例结构、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等维度探析二者的异同。

王船山《中庸》哲学之实践性质——以《中庸》首章首三句的诠释为中心

《中庸》是对儒家心性论和工夫论、修养论等综合论述的经典。船山认为,《中庸》不是脱离现实且空虚的哲学理论或者迂腐的谈论,《中庸》是切实表达人们日常真面貌的圣贤之道,他并努力探究其中蕴藏着的真理,将《中庸》具体地阐述为日常生活中付诸于行动的实践道德规范,从而大大地提升了《中庸》作为实践哲学的价值和必要性。《中庸》首章的首句中提出人本性的道德根源就是天命,而王夫之以人为本解释了"命"字,从而突出中庸作为实践哲学具有的特征。对于《中庸》提到的"性",则界定为人的本性,而不是事物,规定修道其"性"的"道"也是只有人才追求的最高价值。修这些"道"的过程就是"教",而且与"中庸"或"道"的概念不谋而合,因此成为人必须不断地学习和修养来实践的目标。但人作为实践目标的"教"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理论或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自然之理,而是存在可实践的事情。对此,船山解释为"礼",以强调现实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礼"是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关系网的实质性实践道德规范,人必需做出实质性努力才能实现,从而突出强调在《中庸》首章的首三句中《中庸》的实践性质,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中庸》的总体内容,进一步提出儒家实践哲学的宏观方向。

试论贾岛古体诗对孟郊诗歌的继承

孟郊和贾岛是唐代两位著名的苦吟诗人,两人分别在五古和五律方面有着独特的建树,但贾岛的古体诗明显受到了孟郊诗歌的影响。具体来说,贾岛的古体诗只用五言的形式,呈现出奇而硬的风格,有着乐府化的倾向,这三方面都可以看出与孟郊诗歌的渊源关系。

论焦竑对王阳明“三教一道”思想的发展与转变——儒释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阳明心学思想建立之检讨

“三教一道”是阳明学三教关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不同于王阳明认为三教在实际中存在着见道偏全的不同,焦竑则主张“道一教三”、殊途而同归,认为儒佛道三教尽管在具体的教法上不同,不能相混,但都可以根据各自的教法而达到“道”的境界。焦竑对“三教一道”的认识不仅反映了阳明学“三教一道”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同时也体现了晚明三教融合的进一步深入,因此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知道”与“知人”的统一——焦循《述难》中的经典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领域,学界对“述”本身的重视还略显不足。焦循关于“述”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五篇《述难》之中。梳理相关文献,可以提炼出焦循根植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又极具自身特色的“述”之思想。首先,焦循提出了“述作无等差”的基本观念;其次,焦循之“述”是一种“知道”与“知人”的统一;最后,焦循还提出了相关的诠释原则与方法。焦循的“述”之思想既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又体现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整体层面的某些共同特质,可以为中国诠释学研究提供参考。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善本《梨园集成》考证

复旦大学图书馆现藏清刻本《梨园集成》11册,为赵景深先生藏书。该藏本与目前较为常见的光绪六年竹友斋本《梨园集成》版式、剧目排序均有不同,或为清末刊行本。目前在国内外未见有学人研究该版本。该藏本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模仿中的期盼——以湄洲岛元宵“闹妈祖”舞蹈“耍刀轿”的乩童为例

妈祖信仰和妈祖民俗是寄附于妈祖文化的表现形式。每一个仪式过程都承载着千年来海洋民族对人的生命关怀,这种关怀既通过庄严的祭礼来感恩妈祖对人生的保护,又通过歌舞"耍刀轿"来实现人与神(妈祖)的沟通和共娱。然而,无论是庄严的祭礼,还是以歌舞娱神和娱人,都体现了湄州岛民众借舞寄情、借神祈愿、情中抒怀、愿中祝福的情怀。本文以舞蹈"耍刀轿"的乩童为例,对这一地域"耍刀轿"民俗舞蹈的现存形态进行初步授附。

越南藏《交州志》的成书年代与资料来源新探

越南流传的多种抄本的《交州志》,或称《交州舆地志》,对于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地理、中越历史交通地理以及明代中越关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法国、越南学者曾相继对该文献的成书年代和资料来源进行考察。本文认为,要厘清《交州志》的资料来源与成书年代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其主体内容“入交道三”的史源问题。通过对中越相关文献的比照研究,笔者推测《交州志》的前一部分当出自明代“郡县安南”时期(1407-1427)的某种文献记载,而其主体部分的“入交道三”,则应源自明代“议征安南”期间(1536-1541),廉州知府张岳结合中国历代文献的记载和安南使臣头目的奏文供述,以及实地调研采访所得资料编制而成的“贼情地形册子”。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太阳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初探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之"人面鱼身"寓意与《黄帝内经》对足太阳经功能的相关论述存在着渊源。如彩陶鱼纹中直线三角形是"力量"的寓意,而彩陶盆人面头顶的发髻也呈三角形,这与肾主发、"肾为作强之官"理论相符;彩陶盆"人面鱼身"恰好沿足太阳循行路线下潜,而"人面鱼身"象征的"后稷"图腾崇拜到周代演变为了农历寅月祭祀"后稷"的神道设教形式,这正符合《素问·脉解》的"正月太阳寅"及《素问·阴阳类论》之"三阳为父"等有关足太阳经功能的论述;古代船舵的发明源于对鱼尾鳍功能的模仿,而膀胱之"膀"字同"方",有船桨之意,船桨可正"四方",故"方"又引申为与中央政权相对应的藩镇"方国",这与《黄帝内经》所述"膀胱为州都之官"及"三阳为表"理论内涵相吻合。

秦汉“徼道”名实探析

徐州土山二号墓砌筑回廊的顶部券砖上发现自名“徼道”文字,说明东汉一代大型黄肠石结构墓葬内的回廊长期规范的名称为“徼道”,“回廊”只是今天人们的称谓。结合文献记载,明确秦汉时期“徼道”有宫城、陵园和地下墓室周围回廊等三种存在形式。

说“徼道”与“交道”

“徼道”和“交道”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因二者均涉及道路,学界对其认知不一。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徼道”和“交道”相关材料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探讨,认为二者在含义、使用对象、功能上差异较大,从而认为汉成帝许皇后“葬延陵交道厩西”,其墓址并不在延陵外陵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