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雅乐之变迁:历史脉络的演变

探究雅乐演变的过程有助于清晰梳理两汉时期雅乐的发展脉络。在汉代音乐史的研究中,礼乐制度中的“乐”不仅承载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更与西汉儒生所宣扬的复古改制运动紧密相关。自西周以来,雅乐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雅乐作为宴乐的部分不再受到重视,而郊庙之乐成为雅乐的主体。通过辨析雅乐、宴乐与郊庙之乐的发展历程,可以探知两汉雅乐历史演变的一些线索。

诠释与重构:知识史视角下魏晋至隋唐五帝祭祀的发展

中古时期的郊祀礼说与礼制,是作为一套整体性的知识,在诠释与重构中不断发展的。郑玄、王肃的郊祀理论,为五帝的身份提供了儒学学理上的说明,建立了天—五帝—众神的三级神祇结构。魏晋隋唐君臣对郑、王天说的理解与取用是片面化的。在南朝的郊祀礼制中,郑说与王说被化约为将五帝等同于昊天的“六天说”与将五帝等同于众神的“一天说”,分别应用于明堂、迎气、雩祀之礼与南郊祭天礼之中,但这一做法难以处理郊坛上的五帝神位。隋唐的郊祀制度吸收北朝的郊丘分立之制以及南朝的五精帝祭祀体系,有意识地调整五帝的祭祀地位。最终《开元礼》折衷前代礼说与礼制,确认了五帝作为天佐与帝君的两重身份,建立起昊天—五帝—众神的祭祀结构。这一祭祀体系虽然与郑玄、王肃的理论十分接近,但其本身并不直接来源于郑、王礼说,而是礼学与礼制经过反复的诠释与重构的产物。

郑玄“六天”说与禘礼的类型及其天道论依据

郑玄的"六天"说是由昊天与五帝构成,而天、帝乃是天的不同指称方式:天言天之体,而帝言天之德。在五帝中又可区分对一朝一代而言的上帝,这种上帝其实是感生帝与受命帝,上帝尊于其他四帝,而祭于南郊。由此天被区分为昊天、上帝与五帝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对应着三种配天之祭,即祭祀昊天的圆丘礼、祭祀上帝的郊祀礼、总祭五帝的明堂礼。这三种配天的大祭同谓之"禘",其祭祀的主体是王者,受祭的则是天帝,配享的则是有功德的先帝与先王。三种配天之禘结合成为一个结构整体,在家天下的架构下,它成为神圣家族从感生到受命昭示政治正当性的典礼;也是通过时王与天帝、时王与人鬼的显性关系建构时王与诸侯、臣民之间的隐性关系的方式。

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

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祭祀文化与先秦郊庙乐歌

祭祀文化是种古老的文化 ,先秦郊庙乐歌是集诗歌、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因郊庙祭祀而产生 ,又为郊庙祭祀所用 ,所以 ,其创作要与祭祀文化的天命观、孝道观、功利观等相适应 ,这样才能达到感天地、通神明、神人敦和的目的。

殷周祭祖礼的因革与《周颂》的礼乐性质

《周颂》中不见祭祀周穆王及后世诸王的颂歌,这与周代祭祖礼的发展演变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殷周对抗之际,“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一方面消解了殷人天命神权的合法性,同时也让周人失去了“天宗上帝”的必然庇护。周人的先祖,尤其是文王与武王在不断被歌颂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周人实际上的保护神。但从祭祖礼的角度而言,周初一方面损益殷礼创造“配天而祭”的祭祖礼仪,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又遵循着“祭不过三代”、重视近世祖先的习俗。随着时世推移,文王、武王先后超出了近世三代之祖的祭祀范围,而政治上仍然存在着推崇文武的强烈需求。于是,融会整合两种礼俗,推尊文王、武王为“百世不祧之祖”的昭穆制度应时而生。通过昭穆制度,周初就已成熟的祖神分离思想最终落实在礼的实践层面上,通过神化后稷、文王、武王以配天的郊祭与专祭祖先并重视三代近祖的庙祭表现出来。这一次对祭祖礼的融会整合,确立了周人礼乐精神中“雅”“颂”分立的核心本质,以告功娱神为目的郊祭之乐“颂”随着郊祭礼仪的稳定趋于定型,以“立政”为目的、“言王政之所由兴废”的“雅”乐由此开始走上繁荣兴盛的发展之路。

西汉国家祭祀仪式与身份认同——以《郊祀歌》为中心的考察

汉武帝时期制作的《郊祀歌》有着明确的现实政治目的。他大力推尊祭祀太一神,降格五帝神的举措,实质上是以人间天子比附太一神,以臣子象征五帝神的统治思想的神学化处理。汉武帝借助这一神学化手段,不仅确认了其天子身份合法性,而且也增强了臣子对其帝王身份的认同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汉武帝巧妙地实现了自己巩固天子地位,推尊皇权,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巩固中央集权的现实政治目的。

宋代郊祀大礼中的下层助祭官吏群体——以执事官和执事人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唐宋礼制史颇受学人关注,郊祀大礼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不过,既往研究更偏重于总论郊祀制度、探讨仪式仪节,并解读与之相关的皇权和政治文化问题,对参与大礼的官吏群体考察较少。实际上,级别较低的执事官和执事人常见诸史籍,其窠目、职责及员数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是大礼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助祭人群。执事官与执事人职责相类,主要负责器物的捧举递送,而在官吏身份和仪式环节上有所区分,其员数规模随时势和政治文化的演变而变化。通过对该群体的研究,可进一步探明宋代郊祀大礼的实际运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礼的"当代性质"的认识。

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

《春秋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郊祀原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清代郊坛升配礼考论

明清易代后,清廷在参酌明代旧制的基础上,渐次确立郊坛升配之礼。顺治后期内祭配天的兴革与康熙初祈谷配位的存废均伴随着满汉政治文化传统的竞争与消长,反映出清初郊坛升配礼的曲折反复。康熙年间的郊坛升配礼既渐次回归儒家传统,又折中古礼与时宜以建立新的本朝礼制,形成了圜丘、方泽与祈谷三坛并配的模式与代代配祀的传统,此后历代遵行,较少更张。但代代升配与帝系绵延的矛盾使晚清的郊坛升配陷入困局,咸丰、同治年间围绕升配的礼仪之争,实际上是“尊亲”与“继志”两条孝治路线之争,清廷最终选择停止升配,维持三祖五宗的郊坛配位格局。

论魏晋南北朝北郊神位之演变

西汉元始年间树立郊祀之后,北郊祭祀神位多有变化。东汉在西汉基础上略有改动,如引五岳四渎入北郊。中古南北对峙时期,双方郊祀分道扬镳,东晋南朝北郊多是在前代基础上本着实用精神进行"多退少补",其经学动力不大。与之相对,北朝一系祭地则特崇《周礼》,改革颇大,走上了实践经学的理想主义道路。如北齐方泽主神为昆仑,以"九州"山川从祀方泽,这些皆本诸郑注《周礼》。唐代方丘、神州之祀大体因北朝、隋代礼制而发展,如其配神为男性祖先,此制便源自北周。

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

《通典》的研究,应跳出“类书—百科全书”式的定性与认识,从而走向对杜佑“至精至纯”的创作宗旨和结构体例的探寻,对寄寓其中的覃思精蕴进行发掘。以杜佑对“郊天”的制度史书写单元为例,《通典》在框架上采用圜丘、南郊、五郊迎气三类区分法,这是魏晋以来郊天之制长期施行和唐人议礼的学理折射,与《大唐开元礼》的法理规定相呼应,同时也与郑玄对三礼经文系统的建构相一致。《通典》对“周制”的书写,乃是杜佑熔铸经传、约取经义的结果,旨在为现实制度的行用建构一种经典的法理依据。其后,《通典》通过对汉唐礼制因革过程中事件的去取、排比和组合,形成一个筛选过的“故事”聚合,统括并凸显出制度沿革变迁中的主动脉和大关节,以及制度发生变革的分蘖之处。最后,《通典》殿之以《开元礼纂类》的新编,同样是对《大唐开元礼》进行裁制的结果,通过礼典与仪节的归并、删节,旨在为施政提供法理上的参考。以上三大版块,共同构成唐代制度在渊源、先例及法理依据上的三项法源,由此形成一种以“简严”叙事为风格的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

汉代诗赋中的“大一统”思想——以《子虚赋》《上林赋》《郊祀歌》十九章为中心

《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均体现了汉代"大一统"思想。《子虚赋》《上林赋》建构了汉代祭神和尊神的过程,表现了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势和声威。《郊祀歌》十九章分为祠神诗、"迎时气之乐歌"、纪瑞诗,这三类诗分别与两篇赋的祭神和尊神的整体结构、方位和季节的描写、祥瑞之物的描写相对应。《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在文章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西汉太一神祭祀与元宵节起源——唐代崇道思想下的政治附会

元宵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民俗文化节日。关于元宵节的起源,目前有诸多说法。其中,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祀太一神"的说法最具影响力,也即"太一神起源说"。"太一神起源说"出现在唐代,但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因为从节日节期与活动内容来看,"汉武帝祀太一神"与元宵节相去甚远。而且,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太一神祭祀活动至西汉末年就已经消亡,只有祭祀制度得以延续。唐代出现的"太一神起源说"是明显的附会,这与唐代统治者的崇道思想有关。

北宋郊祀乐舞仪制沿革略论

郊祀为古代最重要的祭祀,唐代以来行事时常以文、武二舞祭祀天地。北宋前期,因为存在"舞不应节"等问题,武舞的行用一直没有形成规范。到神宗时,宋儒以王安石创制的"新义"为理论基础改制礼乐,郊祀天地分祭,"纯用文舞"以祭天,武舞在仪式行事中的各种问题也一并去除。到北宋晚期,虽然哲宗、徽宗坚持天地分祭,但取缔了"纯用文舞"的乐舞仪制,重新回到了用文、武二舞祭祀的传统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