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有关肝硬化的文献记载及辨证论治探讨

探讨中医文献有关肝硬化的记载及其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指出中医文献癥瘕积聚的中医证候及其病因病机与肝硬化的发病原理相符,其辨证以肿胀的阴阳虚实之辨、黄疸的阳黄与阴黄之辨、各期病症的中满腹胀型、腹水型、黄疸型之辨为主,并可对应肝硬化的消化道症状、肝的变化、脾脏肿大、黄疸、腹水等进行辨证论治。

论“集陶诗”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作为集句诗的一种类型,集陶诗产生于宋代,在明代得到较大发展。此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集陶的诗人和集陶诗的专集,而律陶诗也在晚明产生。对于集陶诗的文学艺术价值,许多诗评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考察后世文人学者的集陶,其原因大致有三:崇陶与效陶,借陶以寓志,集陶以进技。集陶诗作为我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一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丰富了诗人的创作,促进了后世诗人对古代诗歌典型的摹学,扩大了陶诗的传播与影响。

宦湘作家吴镇对集句诗的认识及其集句诗创作

吴镇是清中期集句诗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对集句诗的功能和创作有着明确的认识,其集句诗题材广泛,体式完备,裁剪随心,工巧自然,意境悠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吴镇于乾隆后期曾任湖南沅州知府,宦湘期间受湖湘山水的影响,创作了《沅州杂咏》和《潇湘八景》两组专题集句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中期集句诗走向繁荣,推动了湖湘文学发展。

日本江户后期的唐诗集句集及其诗学示范意义——以野村篁园《采花集》为中心

“集句诗”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创作形式,伴随中日文学交流也东传日本。日本江户后期汉诗人野村篁园的唐诗集句集《采花集》,即代表了当时集唐诗的创作热潮。《采花集》并非简单的游戏之作,而有集“四唐”之诗的意图,其成书过程中的“初稿”和“定本”体现了野村篁园反复修订完善的痕迹。它寄托了野村篁园取法唐诗、反拨宋调的诗学主张,以及教示弟子作诗方法、提炼创作范式的意图。不仅其序跋、评点承载了中日诗学交流互动的历史图景,《采花集》的诞生本身也是明清诗坛与江户诗坛相互碰撞的结果,呈现了唐诗在日本跨语言、跨文化的接受语境中派生的接受样貌。

尉中民教授基于脾阴学说治疗积聚的临床经验

积聚为邪气与有形之物相结聚,而致气血凝滞不通,临床多发疾病如甲状腺结节、肝囊肿、胆囊息肉等均属积聚范畴。国家级名中医尉中民认为,积聚的发病责之于脾阴亏虚,脏腑经络失去濡润,气血滞塞。在临床治疗中,强调补益脾阴,选用甘淡育阴法、甘温补血法、甘寒滋阴法和酸甘化阴法治疗。基于脾阴学说,探讨尉中民教授治疗积聚的诊疗思路与用药经验。

王安石集句词与佛禅词的创新意识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因其诗文创作备受称赞,然而其词作数量并不多,以往研究者们也无过多关注其词作。王安石的大部分作品都因艺术价值不高而备受争议,其中以集句词和佛禅词尤甚,而这两类词作在其词作中占比最高,对全面把握王安石词作面貌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类词作从体制上、内容上以及艺术手法上都有所创新,能一洗当时词的软媚之风,提升词的境界,为此后苏黄一派“以诗为词”开风气之先,对展现王安石的文学创新意识有重要意义。

基于“脉积学说”论糖尿病大血管病变

大血管病变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医药防治优势突出。但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中医缺乏对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系统深入和全面的理论阐释,严重制约了防治策略的优化。“脉积学说”是基于“癥瘕积聚”理论而提出,其核心病机是气血津液代谢失常,主要病理产物为痰浊、瘀血。治疗上本学说强调分类、分期、分证动态辨治,活血化痰贯穿于疾病治疗始终,并重视以鳖甲煎丸为代表丸剂的临床应用。本文对“脉积”学说阐述将有助于深化中医药对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认识,并为临床应用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基于《杂病源流犀烛》编创的“肿瘤调治功法”阐释

肿瘤患者多为身心同病,发病率与病死率较高,预后较差,而当前针对身心同调的治疗方法较少。中医病名"积聚"涵盖了当今诸多肿瘤性疾病,文章在对《杂病源流犀烛》所载的积聚症导引法整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原文中与功法操作有关的术语加以解析,并结合积聚的致病特点,以舒展经络之气、通达脏腑气血、改善心理状态为目标,除预备式外,共整理了3种导引法,分别为举按转腰法、意念破气法、叩齿屏息法,并探讨其操作机理,从气功身心同调的角度加强对肿瘤的防治。

中国古代球类活动演进与捶丸起源研究——兼具考古学资料分析

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中,球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由史前石球演进和拓展而来的众多球类运动形式,成为了中国古代体育大家族的主体成员。通过对相关考古文物资料的分析,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古代主要球类运动形式的演进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捶丸活动起源的历史背景和演进过程做出了整体探究。认为,史前时代的石球是古代球类运动形式之源;而由石球到蹴鞠直到演变而来的击鞠,则是捶丸活动形式之祖;由击鞠蜕变而成的步打球和棒击球,当为捶丸活动的前身和雏形。

济菊不同部位挥发油研究

对济菊的不同部位挥发油进行了含量测定和薄层比较。结果表明，济菊花挥发油含量高于叶和茎，但禹城的菊花叶含量略高于花。

论宋人杂体诗

杂体诗源远流长 ,是一笔不小的文学遗产。本文从杂体诗发育较成熟的宋代切入 ,论述了宋前和宋代的杂体诗 ,宋人的杂体诗创作理论 ,分析了杂体诗在宋代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认为杂体诗是汉语言文字自身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运用 ,它的部分作法确为“文字游戏” ,但其优秀作品却是艺术品 。

正交试验法优选济菊木犀草素提取工艺

目的 :优选济菊木犀草素提取工艺。方法 :用正交试验法对济菊中木犀草素的提取工艺进行了探讨。结果与结论 :最佳提取条件为 95 %乙醇 10倍量回流提取 2次 ,3 h/次。

秦汉的乞鞫与覆狱

秦汉刑事诉讼的程序包括立案、审讯、乞鞫、疑狱上谳和上级覆审等多个环节。初审机关审判后,非疑狱,案犯辞服,鞫状后即论决。在审判过程中,郡府二千石官在疑狱与乞鞫案件上的作用可能有所区别。乞鞫与覆狱是一个诉讼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的诉讼主体不同。岳麓秦简司法文书《为狱等状四种》的题签应当反映了这个问题。"覆"是一种司法制度,与復案之"復"有所区别。上级直接立案侦察、皇帝指派特使审讯都是覆的范畴。"復""復之""復案"也是由上级指派人员对诉讼中的案件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上级汇报,但"復"并不能对当事人直接产生法律后果。

宋代集句与明清戏曲

集句诗是勃兴于宋代的一种杂体诗,是盛行于当时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诗学游戏。然而这种诗学游戏在明清时代,却大量越界进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创作。这种现象曾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但从整个中国戏曲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集句诗与戏曲的全面融合,提升了戏曲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位,标志着民间戏曲迈向雅化、案头化的进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的蹴鞠、击鞠与丸球

笔者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宋朝蹴鞠、击鞠和丸球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初步的探讨 ,从而使人们对现代马球。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王安石的集句诗:北宋集句诗的最高成就

集句诗到了北宋王安石手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对集句诗的重视程度、集句诗体裁的开拓、主题的严肃方面,还是艺术的提高上,北宋一朝均无人出王安石之右,加之,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影响、庇护晚辈的创作,故而在他之后,集句诗成为诗坛上的一朵奇葩。

宋代集句诗“以词为诗”现象梳理及诗学意义

吴致尧、陈造、闻人祥正、胡伟、史铸、陈毕万、李龏等集句诗人的集句诗中有"以词为诗"100余条,引用了晚唐五代花间词或本朝宋祁、二晏、张先、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朱敦儒、李清照、张孝祥等著名词人的词句。将此现象纳入整个宋代文学,尤其是诗词创作视野来分析,"以词为诗"正好丰富了"以诗为词"的内涵,同时也看到词的地位不断提升,诗词渗透的倾向以及对宋代宫词的影响。

记录中国六十年风云变幻的集句“诗史”——试析福建莆田诗人陈禅心的集句诗创作

陈禅心的集句诗具有"诗史"的突出特点,不仅描绘出中国现当代六十年间的时代风云变幻,记载了自己的出处行藏,而且始终洋溢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陈禅心的集句诗是对文天祥《集杜诗》的重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诗史"价值。

唐代击鞠的盛行

击鞠是一项骑于马上持杖击球的运动。对唐代击鞠盛行的动力根源、环境条件和相关行业的发展进行深入探析,结果表明:唐诸帝王的嗜好,达官贵人的趋之若鹜,宫廷妇女的"尚鞠"风俗及提高军事训练目的是唐代击鞠盛极一时的根本。击鞠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手工艺发展,提升了古代妇女的地位,体现了唐代最为兴盛的开放之世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