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在金融理财中的应用研究——以京东JIMI为例

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下,可自由支配的资金不断增加,而多数人选择用空闲资金进行投资,以获取到更大的回报,但对于理财知识的了解程度明显不足,需要咨询的问题众多,传统金融理财业人工作业显然不能够满足海量理财用户的咨询需求,而人工智能应用到金融理财领域之后极大地转变了这一局面。文章以京东JIMI作为对象,对人工职能在金融理财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探究。首先,对人工智能与京东JIMI以及金融理财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将此作为后续讨论的基础;其次,以京东JIMI为例分析其在金融理财中的具体应用,包括理财前期指导、中期业务开展、用户信息安全等各个方面。

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兼论古代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标志

关于我国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在近代以中华民族为标志。这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而古代的多元一体格局,其"自发的"实体究竟如何,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本文认为,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二元互补基础上,长期持久的民族互动,促使中原王朝形成了"天下观"与"华夷观"相结合的民族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即"羁縻策";而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运用,西汉创制了"属国制",唐朝建立"羁縻府州"制,元代以后则以"土司制"为显著。这样,从经济、文化思想到制度实践三个向度中,维系了我国古代众多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二千年的"羁縻不绝"中,由"因俗而治",不断地"属国"、"羁縻府州"和"土司"等转化为郡县制的"地方",使民族关系中的"多元"向"一体"聚合。这样一套制度体系能长期运行,证明它符合各民族的社会需要,它的持久性、稳定性和实践性促成我国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实体性质。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安东都护府别议

唐灭高句丽后,在今辽宁桓仁、宽甸、凤城一线以南的高句丽故地共设9都督府、42州、100县,在此以北的辽东地区设辽东州都督府(下辖州县);在百济故地设熊津都督府,在新罗设鸡林州大都督府,皆隶属于安东都护府。但由于高句丽故地的叛乱,此都护领兵镇守下的羁縻都督府州体制未能完全贯彻;叛乱平定后,安东都护府内迁,辖区实与辽东州都督府重合,形成直属城傍羁縻州并监管辽东州都督府的局面。营州之乱后,大祚荣东奔建国,高句丽故都国内城附近地区皆为其控制,唐朝因而裁撤安东都护府和辽东州都督府,另设安东都督府,并以高句丽王室后裔任安东都督,转行羁縻都督府体制。此后虽然恢复安东都护府建置,但迁徙至平州、营州境内,已成为领兵押领契丹、奚的机构,性质、职能皆与此前大相径庭。

羁縻与外交:中国古代王朝内外两种朝贡体系——以古代东北亚地区为中心

中国古代王朝的朝贡体系分为"内圈"边疆民族的朝贡制度与"外圈"周边朝贡国的朝贡制度,二者具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属性。从东北亚地区朝贡制度的角度出发,对两种朝贡体系进行历时性和全景式的考察,二者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否被纳入地方行政管理体系"、"是羁縻建置的君臣身份还是具有独立性的藩属国身份"、"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以及"是发展为民族地区建置还是被条约体系所取代"等四个方面,是区别中国古代王朝朝贡制度"内圈"与"外圈"的核心标准。

论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模式:理念、制度与实践

王朝国家的疆域及疆域治理存在着鲜明的"核心—边缘"二元化格局。受到国家形态、国家能力、疆域文化和边疆自身独特的治理生态等因素的影响,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模式总体上呈现出松散性特征。治边活动遵循着"华夷之辨"和"成本—收益"的双重取向,二者之间又相互强化,衍生出一种以王朝利益和核心区利益为本位的内向型的边疆治理理念。受到这种取向和理念的根本性影响,中原王朝进一步形成了以因俗而治和羁縻治策为内核的羁縻性边疆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边疆治理目的主要局限在政治控制和疆域统合层面,治理对象限定在民族精英阶层,治理尺度处于"治"与"不治"的中间状态。

“土司制度”在渝东南的渐进推行过程研究——以“秀山地区”为例

羁縻政策、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这三个概念在有关地方历史文献中的含义是不能混同的。秀山地区作为渝东南民俗文化多样性生成的特定地域,与封建中央王朝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羁縻政策实施有直接关系,国家行政区划秀山地区的出现,是历史上"大一统"国家观念通过羁縻政策、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在该地区推行千年的政治文化成果。

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关系新探

羁縻制度产生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土司制度则产生于元代,盛行于明朝,衰落于清代。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其实都是土官制度,两者分别是土官制度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即羁縻制度是土官制度的初级阶段,而土司制度是土官制度的高级阶段。虽然土司制度是羁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而然递嬗的关系,除了经济因素外,还需要其他的具体的条件和因素。

民族政策、共同体利益和政治权力——兼论国家结构形式对认同政治的影响

从王朝国家时期以"羁縻制"为代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国家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间的比较研究,分析在国家结构形式内部中央权力主体和民族地方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和利益妥协,进一步厘清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中央和民族地方权力主体间权力运行分配机制,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形态下的民族政策所体现的民族共同体利益和政治权力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探寻认同政治视域下民族政策背后其国家政治权力与利益的互动关系。

论宋元时期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的原因

宋元是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在广西实行的羁縻制度弊端不断显现,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朝廷统治广西思想的变化,羁縻制度下松散的统治方式与朝廷的统治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此,羁縻制度被土司制度所取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基于当时广西地区的社会现实,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云南文山地区封建历朝统治政策研究

历代王朝根据文山地区的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政策。秦汉至唐宋时期,对文山地区重在羁縻而约束不足,管理的随意性较大且制度性特征不明显;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势力日益深入文山地区,统治逐渐向纵深发展。这些统治政策的实施,总体上有利于文山地区社会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历史作用应该给予肯定;但也应看到,其本质上仍是一种"以夷制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民族统治政策。

黔中地区唐宋羁縻时期考古遗存探究

黔中地区唐宋时期墓葬中不仅有铜镜、铜钱等中原文化元素,更有浓厚的土著文化因素;与此同时,墓葬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已很严重,少数上层社会成员占有比较多的财富。在唐宋羁縻制度和朝贡体系双重作用下,以汉移民和土著大姓为核心,汉移民与土著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交往和深度融合发展,延续和丰富了魏晋南朝以来的夷汉关系。这种夷汉关系和政治文化格局,成为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黔中长期实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原因。其中汉移民大姓宋氏的发展模式代表着黔中历史的这种走向。

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评《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一书准确概括了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体系,提出"华夷一统"、"华夷之辨"、"羁縻而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的核心;该书学术视野广阔,内容详赡弘富,在探讨三种治边思想的问题上,以史为鉴,注重现实问题的思考,是一部当代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具有前沿性的力作。

论中国封建社会多元一体的羁縻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又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或半自治的(册封)封国制和羁縻府州(土司)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既打破民族间的隔阂与分裂状态,也是中国各民族日益统一的政治基础。

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制度的建构者诸葛亮——基于国家大一统思想的启示

诸葛亮是真正意义上在南中地区实施羁縻式的统治措施并开创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府先声的首倡者。这种统治方式逐渐成为古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方式的主流。国家大一统思想决定了古代中国人的所有行为规则的综合制度体系。

宋代海南王化治理的实践路径

两宋以黎汉双轨制的治理模式,从三个层面加强在海南的统治:在汉族人集中的"省民"区域,完善郡县制度设计;在熟黎区,通过委任黎峒首领的土官制度,加强统治;在生黎区,则继续推行"羁縻"政策。从王朝经略效果来看,开疆拓土,人口日增,"版籍"化倾向日益明显,并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治绩。严格意义上来说,两宋时期是海南封建化的开端。

略论秦汉以来桂西的“羁縻”制度及现代价值

桂西地区是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里中原王朝实行有别于统治中心区域的行政制度,概括起来,从秦汉至唐宋,中原王朝在桂西实行"羁縻"制度,元、明、清诸朝,中原王朝在桂西则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以来新型的"羁縻"制度,研究"羁縻"制度,对于进一步认识土司制度,进而认识和坚持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湘西地区“蛮民越界”事件看两宋羁縻政策之演变

宋代日渐加强的边界意识在湘西民族地区得到很好的体现,为控制该地区的"蛮民",中央王朝严格划定省界、蛮界,基本隔绝"蛮民"与王民之间的往来。北宋初期,朝贡制度很好地维持了羁縻地区与王朝的隶属关系,蛮民利于回赐,"越界"事件鲜有发生。随着北宋王朝边界危机的日渐凸显,宋廷不得不对弊端百出的朝贡制度进行革新,并借此对"蛮区"进行开拓,大片"蛮区"成为省地,但与统治者意愿相违,"越界"仍然是边境社会的隐患。南宋嘉泰年间开始推行赵彦励所提出的"以蛮夷治蛮夷"政策,开始将有功劳的酋长纳入到王朝边疆政治体系,并尝试在州县地区甄选官员派驻民族地区,以此加强对湘西民族地区的控制。

试论古代云南政区地名的第一次大变迁

云南的政区地名始于西汉中期,此后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汉代至魏晋南北朝,其大体上呈延续发展的情形,相对稳定而又逐渐变化,各朝代相对于前代都有数量不等的一些增减,改易也时有发生。隋至唐前期,一种基本上是全新的政区格局经两个王朝前后相继的积极经营而建立起来,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政区地名组群,将云南政区地名的发展史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唐代以来的政区地名在这一阶段经历了整体性的、大幅度的更迭。导致这一次大变迁的原因,一是云南各地部族分化状况的较大变化,二是羁縻政区制在云南地区的普遍推行,三是隋唐政区层级制的变革。

论党项社会的发展与交融

党项族社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一,北朝后期出现部落制;其二,党项内属,唐朝设置羁縻府州时期;其三,唐朝方镇时期的拓跋氏崛起;其四,宋初李继迁叛宋,元昊追封继迁为太祖,表明西夏雏形已形成。唐朝设置党项羁縻州给党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本文特别强调唐朝设置党项羁縻州在使党项融入华夏民族、沐浴华夏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只可惜过去的研究多把党项社会的发展与唐王朝国家对立起来,总是强调党项族自身发展,和党项社会在华夏文明中的特殊性,而忽略唐王朝国家在党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促进和统领作用,更不应过分强调拓跋氏的党项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