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金账名实考:以商书及账簿史料为中心

基于商书及账簿史料,考察论证晋商“万金账”的名实特点、源起、历史演变等。“万金账”是山西商人在数百年经营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极具特色的账簿。它具有一般会计账簿常见的外在形式,却表现出与普通账簿极不相同的内容表达及深刻意涵。该账簿源于明万历时期平阳、泽、潞商人“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的商业理念,一账到底贯穿始终,记录对商号生命存续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料如合同、铺规、股俸构成及股权变更、利润分配、清单等,作为商业经营之基础及核心材料的聚集,是一种对商号整体经营和资本流转起根本性统御作用的特殊账簿。

新时代商德文化建设研究--以新晋商为例

以新晋商为例,对新时代的商德文化建设进行研究,有利于解读我国几千年来赓续传承的优秀传统商业的基因密码;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商业领域的深化和具体化;更有利于拓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商德文化的主要内容有:与国同强、与时俱进;以家为业、造福乡梓;以义为利、以诚致信;以人为本、开拓创新。新时代应从以下途径塑造商德文化:吸纳既有精神财富,拓展商德教育模式;评选企业商德模范,加强商德文化传播;完善企业内部制度,建立商德文化机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塑造良好商德氛围。

晋商家训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探析

晋商家训文化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和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晋商对子孙进行德教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其在育人目标、育人原则和育人功能等方面能够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融通。将二者进行有机融合,不仅可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可以推动晋商家训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我们应正确看待晋商家训文化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以培育可堪重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以“五育”并举为基本进路,发挥高校、家庭和社会的育人合力,将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育人载体,助力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汉口--东方茶叶港

茶到汉口盛,汉口因茶兴。汉口是万里茶道最大的集散地。汉口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内河航运码头。汉口港从龙王庙延伸至丹水池,长达30华里,沿岸码头林立,每天停泊近千艘茶船。汉口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帮,汇集了来自湘、鄂、赣、皖、闽、川六省的茶叶。从1861年开始,汉口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输出港。西方观察家曾经说;如果不是茶叶贸易,实际上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来到这个东方城市。在西方人眼中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理由。汉水湖北段是万里茶道重要旅程。茶船沿汉水逆水行舟,从汉口至襄阳,行程700多公里,历时20余天,沿线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人文遗迹。

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晋商精神视域下的运城市武圣关公武术研究

关公故里山西运城,晋商和关公武术的关系密不可分,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武圣关公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承载了数千年的武圣文化与晋商文化相互融合,其中,武术作为最重要的载体,是两者文化最重要的体现,侧面体现出关公文化的包容性,赋予关公文化和晋商文化独特的理解。本文同时对于关公武术的发展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社会关系网视域下晋商的“传统”与“现代”

作为明清时期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晋商为封建社会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晋商后期更是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浪潮中,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生存。研究认为,晋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关系网一直嵌入于经济活动中,即使在晋商发展中后期非人格化、制度化等现代因素逐步凸显,但基于传统伦理道德之上的人情法则一直在发挥作用,这种制度和人情的交融,既保证了晋商经营的效率,又体现了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当前,在新发展格局的推动下,企业作为实现科技自主自强的创新主体,其内部制度化建设,凝聚力提升至关重要,研究将为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份历史借鉴。

晋商文化对山西形意拳文化传承与制度构建的影响

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法,分析晋商文化对山西形意拳文化传承与制度构建的影响,结果认为:晋商文化是形意拳发展、创新的母体文化,经晋商文化诠释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构成了形意拳传承与管理的文化底蕴,晋商文化的商业性、创新性、本土性等促进了形意拳传承的制度建设。这些研究对现代形意拳的传承与开发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文化信仰、商业模式与商帮兴衰:基于晋商与潮商的比较研究

遵循文化—行为—商业模式—绩效—商帮兴衰的逻辑思路,根据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与内生制度变迁理论,对晋商和潮商的文化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模式进行系统比较与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两者商业兴衰的内生变迁过程。研究发现商业兴衰的关键在于文化信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信仰,农耕文明导致晋商推崇官本位思想和保守经营的信念,进而形成忠于当权者的"官商结合"商业发展模式,但晋商最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海洋文明作为潮商的主要信仰,在艰难的商业环境中逐渐孕育出潮商大胆、创新、不拘一格的精神品质,进而形成了服务社会公众的市场导向型商业发展模式。文化信念差异导致了晋商和潮商面对民族危亡时的行为倾向差异;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创新仍将是潮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浙商与晋商的差异——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

浙商和晋商作为历史上势力较大的两个地方商帮,虽然都以传统文化作为立身之本,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使其在文化信仰、子女教育、惩戒机制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文章拟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浙商和晋商这三方面的差异的形成做出解释,并对浙、晋商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

论科学理性视阈下的晋商管理伦理

明清时期晋商创造的商业奇迹叹为观止,其"行走天下,无中生有"的创业精神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理性管理思维,渗透着对人的超前理性思考,对效率与发展的科学价值论断,对分与合间的辩证理性思维。将晋商管理思想置于科学理性视域下研究,以史为鉴,仍不失为现代企业发展之精神引领。

晋商信用制度启示

晋商以重道义、尚信誉而著称于世,但其讲诚信、重信用并非单纯的道德教化,而是有着一系列的制度保证。晋商信用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建立在乡土网络基础之上的自我实施与集体主义惩戒机制,这一机制保证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晋商信用约束的硬性化,即承诺的可信性、约束和实施的有效性。无论是从晋商的信用均衡、信用制度的实施机制还是从信用制度变迁方面而言,它都可以为我国当前的信用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明清晋商对山西优秀拳种形意拳产生与发展的影响

采用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法等,从经济学、体育学等视角探讨明清晋商对山西形意拳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厘清了晋商为何选择形意拳;晋商及其商业发展的产物镖局、镖师对形意拳传人、传承氛围、技术与理论的创新、拳种传承地域与传播效果、拳种风格与特点、传承制度与文化构建等产生的影响,以期促进地域武术研究。

晋商为什么衰落?——产权保护视角的探析

晋商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都属罕见,完全可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等相媲美。但是,曾经如此辉煌的晋商却在清末民初整体性衰落了。本文认为,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在外国列强侵略与国内武装起义等外部冲击下,晚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与破产边缘,其日益加速的掠夺迫使晋商采取了"结托政府"以及偏好变现性较差的资产等低效率的产权自我保护形式。这一方面导致晋商的经营利润受损,一方面使晋商失去了应对经营波动的必要资本,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晋商赖以崛起与成长的企业家创新日渐消失,并最终在清末民初整体性衰落。

明清晋徽商帮组织劳动关系特性及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晋徽商帮组织的劳动关系实质为:在商号的货物贩运贸易或钱庄典当生意活动中,财东(资方—管理者)和掌柜伙计(劳方—员工)这两个群体之间,在纵向隶属晋级与横向利益协调中所形成的繁复的宗法族亲关系。这一特殊的劳动关系缔结模式在现实商业运行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非对称稳定性",突出表现为帮会组织的管控虽然强势,但仍不失人性化,随之换来的是雇员可贵的高忠诚度、高归属感以及低流动率。此外,从劳动关系调控管理的视角看,明清晋徽商帮组织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制度规范性凸显,在管理策略上兼顾了长短期和内外在激励的平衡,在管理手段上强调了多样化和软硬兼施,这对于当前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采用理论分析、专家访谈和文献总结等方法建构了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结构的维度。运用管理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形成了晋商组织管理结构认同评价问卷,对672名被试的测查结果进行处理,以考察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因素结构。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因素结构包括六个维度,即w1:唯才是举、任人唯贤;w2:制度严格、号规严谨;w3:德才兼备、量才录用;w4:灵活激励、人身顶股;w5:用人不疑、委以全权;w6:以学保商、以人为本。

以关公信仰为载体的明清时期晋商精神探析

历史真实中,明清时期晋商对于关公的神性信仰深刻地影响着其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使其行为具有明确的理性特征。从个体精神的内在依托、群体精神的价值同构、商业文化的外在诠释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对关公信仰与明清时期晋商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思考。

运用MDS对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结构的分析

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整理法和多维尺度分析法,对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结构进行了研究。在对91名被试的有序分类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处理后发现,Stress=0.13481<0.20,DAF=0.86519>0.60,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结构可分为5个维度:(1)形式多样的激励手段;(2)开明的用人制度;(3)客观严格的选拔理念;(4)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战略措施;(5)严格规范的制度与考核管理。同时,将本研究与同类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近现代回族商业经济的繁荣及其原因——兼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运用比较方法,对近现代回族商业的繁荣及其原因进行了叙述和分析。作者认为,晋商、徽商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衰落和同一时期回族商业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系统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制度因素对商业经济的兴衰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继承回族优秀商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增强全球化意识、提升现代企业精神,应成为当代回商群体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