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翰林学士院与史学关系之演变及其影响

金朝中后期,翰林学士院频繁且长时间地承担纂修史书的任务,翰林官员逐渐成为修史的的主要承担者,至金朝末年,翰林官员兼史职已经形成了惯例。同时,由于统治者的有意排斥,金朝后期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日趋下降,与中枢政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多地承担修史任务则是其疏远政治的具体表现。元初建立的翰林国史院,从制度、机构和职能上将翰林学士院和国史院合二为一,完成了金朝中后期以来翰林学士院的这一发展趋势,翰林机构转变成为一个以修史和草词为主要职务的普通文翰机构。

金代的图书编纂及其作用

在金朝统治者的重视下,随着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稳定,金代的图书编纂开始步入了稳定发展与繁荣时期,通过对《金史·艺文志》的考补,可知金代编纂的书籍共660余种。在种类上以经史子集为主,规模上各类、各时期略有不同。金代的图书编纂及其流通,推动了金代社会的文化进步,在促进了金代社会汉化进程的同时,也对元代的图书出版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旧京词林志》著者及文献价值述略

《旧京词林志》是明代浙江宁波人周应宾所编的南京翰林院志。该书是记载明代南京翰林院文献留存不多的志书之一,可以补充参证明代黄佐所修的《翰林记》。《旧京词林志》在修成之后即被很多书目和笔记纷纷引用,显示了此书记录文献的真实性、客观性的特点。是继唐代李肇《翰林志》之后,又一部具有较高文献利用价值的古代翰林院志书。

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看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脉相传 ,没有任何中断 ,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中华民族有“治史”的传统。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乱世” ,仍然保持着治史的传统 ,史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大力倡导治史 ,弘扬中华文明 ,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

解缙为其叔祖解观撰作《伯中公传》记述生平,其中提到解观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受召参与辽、金、宋三史的纂修工作,因上书言当尊宋正统,“大忤群公”而归,并全文转录了他的这篇《正统辩》。此文饶宗颐编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失收,学界鲜有人知,其实它对于研究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问题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通过考察《伯中公传》的记载,并结合传世《解氏族谱》与其他相关资料,可全面了解解观其人及其正统观思想。解观《正统辩》及其上书事件为了解元末修三史过程中史馆内部的正统争议情况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且有助于观察元人对三史正统问题所持立场之分野,乃至对明初朝廷官方的正统论调产生潜在影响。

清人辑佚魏晋子书成果述评

清代朴学大兴,清人在辑佚方面的成果遍及经史子集。而清代以前学者对子书的关注,多集中于先秦诸子。发展到了清代,学者则大张罗网,对魏晋诸子的著作也加以辑佚,为推进魏晋社会、历史、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重点梳理了周广业、严可均、马国翰、王仁俊、黄奭等人的辑佚成果,五家共辑有魏晋子书98种。在此基础之上,还总结了各家的辑佚体例,分析其辑佚源,并探讨各家之得失。

“元修三史”正统论和夷夏观问题探析

“元修三史”修史前后,对宋、金、辽三个并立时间较长的朝代的正统性如何处理,由于涉及正统性、夷夏观等等在内的重要问题,争论较大。最终,元廷采取了“各与正统”的立场,在正史中平等给予历史上并存的各个政权以正统地位,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演变中既坚持原则性又能与时俱进,但总体上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主义底色。“元修三史”论赞对君臣大义的坚守,亦超越了族群畛域之见。

金元医籍词语例释:以《儒门事亲》为考察对象

目的通过研究《儒门事亲》医籍文献里的口语词汇,为辞书编撰增补义项,完善辞书编撰,丰富医籍史和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对比《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以及《汉语大词典订补》等语文工具书,采用文献考证法、历时溯源与共时比较、医理与文理相结合的方法举例阐释《儒门事亲》辞书编撰失收的词语义项。结果因篇幅有限,举例考释九组词语义项,如“通口”“困弱”“退落”“提正”“合定”“软快”“开发”“强力”“快利”等。结论词语考释期望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收词、释义、提供语源和始见书证等方面能对各类语文辞书的编纂和修订起到补充完善和纠误的作用。

《金史·赵秉文传》的史源与史事发覆

元修《金史》所载金末人物列传的史料来源与编纂方式,是《金史》纂修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金史·赵秉文传》为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史源考索和史事分析,研究表明,《赵秉文传》应是以元好问《遗山集》所载《闲闲公墓铭》为蓝本,在其基础上参考《中州集》赵秉文小传进行删节处理,并依据金实录、刘祁《归潜志》、赡思《金哀宗记》、元好问《壬辰杂编》及《中州集》杨云翼小传等其他文献记载补充相关史事,以使本传内容更为丰满。逐条钩稽史源,并重点考辨赵秉文的两个“污点”事件,有助于了解元朝史官在剪裁、拼合、杂糅史料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这一个案剖析,能够窥探元修金末人物列传的一些基本特点。

旅顺博物馆新发现的晋史写本考释

旅顺博物馆藏LM20-1496-38-01号文书,经比对录文,可以认定为晋史写本。该文书存在1个确切的王号和3个疑似的人名。经查唐修《晋书》等史籍,可知该文书内容与西晋"八王之乱"期间司马颖、司马腾之间的斗争相关。敦煌、吐鲁番被怀疑为《晋阳秋》的写本,内容抄录"八王之乱"、两晋之际史事。节抄本的存在证明了抄写者对于晋史的主动吸收。经考察诸家旧晋史在中古时期流传情况,可以看出,LM20-1496-38-01号文书很可能属于《晋阳秋》一类的诸家旧晋史,但囿于证据的不足,目前应定名"唐写本晋史残片"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