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真定府儒学初探

经过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梳理,金代真定府儒学发展表现为金统治者对儒学政策的调整和真定儒士对理学的传播。金代真定府儒学兴盛的原因,与当地的经济恢复和民族融合、官办学校恢复与私学发展、科举重地与文化昌盛有关。金代真定府儒士在政治生活中践行儒学,对金代政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晋“碑文似赋”说补证

碑文于两晋之时多为叙述性,近于赋之铺陈,故易受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法。两晋碑文沿袭汉碑传统,在题材、句式、用韵上多与辞赋“同体异用”,且常以赋家笔法叙述碑主家族功勋、描绘历史背景、敷陈碑主德行事业,使得碑文辞采增华,赋化倾向更为明显。“碑文似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笔破体为文,虽使碑文一改汉魏体制,篇幅增长,但在整体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强化了其文学张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左金方联合5-FU抑制人胃癌细胞RF-48的增殖作用研究

目的:研究左金方联合5-FU抑制胃癌RF-48细胞增殖,探讨其协同增效作用。方法:Cell Counting Kit-8检测细胞增殖率的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Hoechst 33258染色观察细胞形态学变化。结果:左金方对HFE145细胞活力的影响很小,而小剂量的5-FU会引起较大的细胞毒性,不同浓度左金方、5-FU均能诱导RF-48细胞的凋亡;左金方联合5-FU后对HFE145细胞存活率的影响,以及对RF-48细凋亡率的影响,与单独用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ochest染色RF-48细胞出现核固缩状和颗粒状荧光等典型的凋亡学特征。结论:左金方与5-FU联合用药大幅降低了5-FU的细胞毒性作用,显著提高了HFE145细胞的存活率,促进了人胃癌细胞RF-48的凋亡,比左金方或者5-FU单独用药对胃癌的治疗效果更好。

《鲁府禁方》应用膏药的中医思维及现代启示研究

旴江名医龚廷贤擅用膏药,思维独特。其著作《鲁府禁方》福、寿、康、宁四集中有大量膏药的论述,应用参术膏治疗内伤、鼓胀体现了“元气论”的自然观;应用独乌膏、太阳膏治疗头痛病体现了“阴阳论”的生命观;应用经验化癖千槌膏、黄阁化癖膏治疗小儿疳积体现了“五行论”的诊疗观。时至今日,龚氏对膏药选料、煎煮、市场、人文理念方面的研究,仍给后世医家带来重要的启示。

毛晋复社活动考实——兼论毛晋与冒辟疆、祁彪佳交游

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诗人,也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作为钱谦益入室弟子,同时受业于复社名士周之夔、魏冲门下,毛晋与诸多复社成员有交,尤与复社魁目顾梦麟、杨彝最契。通过勾稽材料,考辨梳理,我们发现毛晋曾参与崇祯九年复社金陵大会,并代“复社领袖”张溥刻书,与“复社公子”冒辟疆交游唱和,与“复社宗主”祁彪佳书信频频,刻书是其游于复社间最亮眼的名片。

杜甫与汝阳王李琎交谊考论

通过解读《饮中八仙歌》《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壮游》等相关杜诗,结合新出土李琎所撰《韦贞范墓志铭》《罗婉顺墓志》,可以验证汝阳王李琎的文学才能。杜甫与李琎之交谊建立在杜甫李唐皇室血脉的基础之上,杜甫特殊的身份背景,是李琎对杜甫的折节下交以及其仅以谏猎之功便位列“八哀”的重要原因,反映出血统对杜甫行为与创作的影响力。两人同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交游无间,宴饮频繁,身份地位与政治追求的差异则增添了他们友谊的复杂性。李琎与杜甫交往虽短暂,却是深受杜甫怀念的忘形之交。

论西晋辞赋中的洛阳书写

西晋辞赋共230多篇,其中与洛阳相关的约104篇。西晋辞赋寄寓洛阳邙山之“悲”,又为黄河、洛水加之以“德”,滋生出一个属于西晋洛阳的“山悲水德”。对洛阳建筑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太极殿”“金墉城”“二馆”“华林园”“神泉”等,无不雄伟壮观、富丽堂皇。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洛阳物阜民安。对祭祀、宴会和籍田礼的辞赋描写不仅突出了当时洛阳复兴周礼的风气,而且也意在表明西晋统治地位的正当性。西晋辞赋记叙了洛阳帝都的自然灾难和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名士清流之作。

玄学思想与魏晋文学思想

作为一种与正统经学相关联的思想观念,玄学思想活跃于魏晋时期,对魏晋文人和魏晋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思想文化与文学观点的研究视角看,魏晋文学的发展与玄学思想密切相关。玄学思想的体现使这一时期的诗赋作品呈现出玄理化、抽象化的特点,内容充斥着《老》《庄》《易》“三玄”的痕迹,篇章中具体物象的出现,也有着强烈的玄理目的。诗作家、赋作家的作品在讨论、交流过程中催生了玄学思想的深度交融。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晋人知识论赋观及其美学偏向

晋人的知识论赋观沿续《诗经》经学的知识论诗学观,把赋体文章定义为一种理性的知识话语,把赋文活动理解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这种赋观的代表人物是左思和皇甫谧,他们明确将汉代以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的赋文审美创作看作是自己赋观的理论对手,试图以此在赋文创作上驱散笼罩在自己头上的汉代赋文学这片巨大"阴影",开创出属于自己的,或曰属于晋代的赋文创作新格局.赋体在屈原手上作为审美自觉的文体始创,至汉代蔚为大国.汉代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上主要沿屈原开启的审美道路拓展赋体文学的疆域,另一方面,在赋学思想和理论方面产生了经学和美学两种赋观.汉代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和张衡等赋家大体依美的尺度来创作赋文本,其实现赋美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想象和虚构,他们认为想象和虚构对于赋美的生成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晋人主要针对汉代赋家的这种创作现实,及其所代表的美学赋观进行了批判,认为真正正确的应该是知识论赋观.

论金元科举试赋的困境与嬗变

金代试赋困境在于格律严苛,至于模题画影而不成语言、文人竞相蹈袭,与科举选才宗旨相左。金末赵秉文、杨云翼等试图改革衡文标准以正风气,然收效甚微。元初虽无科举,然戊戌选试仍有词赋科,选录官学教授、师范皆须考查辞赋创作,官学儒生月课、课试皆须习赋以备岁贡儒吏。延祐复科,科举试赋变律为古,废除声律之弊而惟古是尚。袁桷以辞赋高古为宗,祝尧以祖骚宗汉为旨,屈骚、汉赋乃赋之典范。试赋衡文标准由声律转向复古,复追汉魏文章,终成元代辞赋体制之嬗变。

抚晋期间科技启蒙与张之洞洋务思想之嬗变

针对“晚清中兴名臣”之一的张之洞由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转折点是发生在其主政山西还是两广期间这一论争,文章从科技与社会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析,认为张之洞思想的转变发生在他首次作为封疆大吏抚晋的两年多期间。抚晋治晋的艰难和传统治国理政方式的式微都从现实上促使他不再拘泥于做一名儒臣,其一系列政策主张和治理举措已经反映出他由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变革性过渡,这主要得益于李提摩太关于科技功能观的启蒙。正是源自对科技社会功能的认知以及抚晋期间的奠基之作,促使张之洞在随后的宦海生涯中因深谙“西学”之精义而莅官所至必有兴作。

反叛与时尚——魏晋士人“服妖”现象

魏晋时期礼法制度的松弛与玄学思想的盛行,为魏晋时期士人的服饰文化提供了一定程度上自由发展的土壤,处于社会文化中心的名士群体,亦常以其放达不羁的举止与个性化装扮,引领着社会风尚与服饰审美。而在服饰与礼仪被视作互为表里的儒家思想中,坚持服饰的个性化与自由化的士人无疑破坏了已成规范的礼制,他们的服饰行为成为了扰乱社会风气甚至亡国的“服妖”,而“服妖”现象的背后,展现的是魏晋士人融反叛与时尚于一体的服饰观念。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及其艺术追求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从曹丕父子开始,到陆机与谢灵运的继续,再到南朝萧梁统治时期萧子显、王褒、梁元帝、庾信四人的仿作。至此,《燕歌行》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列性艺术模仿现象。立足其时诸多《燕歌行》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学艺术思潮,再从作品本身及作者艺术追求的角度考察分析,可以见出:不同出身、不同时代和不同生活境遇的作家,因为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作用,受着所在时代艺术风气的影响,尽管他们模仿着同一个《燕歌行》样板,却产生了风貌各异的《燕歌行》作品;在此过程中,仿作虽然很少突破作为样板《燕歌行》的基调与内容框架,但不同的仿作却又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作家词采华美艳丽、韵律婉转清新、意境缠绵悱恻等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

回顾与前瞻:金元辞赋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学者开始重视金元两代辞赋研究,包括对金元辞赋的总体研究、个案研究,以《古赋辨体》为中心的研究,辞赋与赋论文献整理,赋学史与文学史中的金元辞赋书写,金元科举试赋制度研究等。在文献整理与编撰、赋史书写、赋论、赋集、科举与试赋等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仍有值得开掘的空间,如金元辞赋中蕴含的文化与社会意义以及辞赋本身的文学研究(包括语词、音韵、主题、文学接受、艺术手法、文学价值等内容),是金元文学研究的宝库。金元辞赋研究存在的问题也较多,主要涉及没有系统的赋论文献资料整理、辞赋研究不均衡也不成体系、研究方法和思路不新颖等方面。未来需要继续加强金元辞赋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校注,在赋论文献基础上构建金元辞赋理论框架,继续加强金元辞赋的文化史考察,建立更加系统的金元辞赋研究体系。对于金元辞赋研究的系统回顾,有助于理解当下金元辞赋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对金元辞赋的进一步研究也有纠偏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水浒的融入:两部清代《金瓶梅》传奇戏曲考述

郑傅本和傅图本是清代两部有关《金瓶梅》题材的传奇戏,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傅斯年图书馆,又见于《古本戏曲丛刊》和《俗文学丛刊》。两剧版式行款相同,卷数相连且情节前后贯穿、照应,应为同一部《金瓶梅》戏曲残存的前三卷部分。剧中所引水浒戏有《双飞石》和其他佚名戏曲,其中《双飞石》的部分情节存在改写现象,而所引《金瓶梅》戏曲的具体剧目尚待进一步考证。剧中各出戏的顺序安排和两条叙事线索的情节发展相互对应。此剧作者有意尝试使用两条叙事线索,在正反对比中宣扬贞洁观念。水浒的融入成为清代《金瓶梅》戏曲值得关注的一种改编现象。

金复康口服液对Lewis肺腺癌荷瘤鼠脾细胞分泌Th1/Th2类细胞因子的影响

目的:研究金复康口服液对Lewis肺腺癌荷瘤鼠脾细胞分泌Th1/Th2类细胞因子的影响。方法:应用ELIAS方法,检测Lewis肺腺癌荷瘤鼠脾细胞培养液中的Th1/Th2类细胞因子的含量。结果:金复康口服液能够促进荷瘤宿主脾细胞分泌Th1类细胞因子,抑制荷瘤宿主脾细胞分泌Th2类细胞因子。结论:金复康口服液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可能与促进荷瘤宿主脾细胞分泌Th1类细胞因子,从而提高T细胞免疫功能有关。

金复康口服液对耐药人肺腺癌A549/DDP膜转运蛋白LRP MRPmRNA表达的影响

目的:从逆转多药耐药的角度,研究金复康口服液对耐药人肺腺癌细胞A549/DDP的化疗增效的作用和分子机制。方法:应用血清药理学方法,选择A549、A549/DDP细胞,实验分为实验组和空白对照组,从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进行研究。结果:金复康口服液低剂量能够逆转A549/DDP对DDP的耐药,逆转耐药倍数为3.45倍,与DDP(320μmol/L)合用,使DDP(320μmol/L)对A549/DDP细胞的抑制率由47.55%升高为73.32%,且q>1.15,表明金复康口服液与DDP合用有明显的协同增效作用,增加了DDP对A549/DDP细胞的敏感度;金复康口服液低剂量能够降低A549/DDP膜转运蛋白LRP、MRP的mRNA表达。结论:(1)低剂量金复康口服液与DDP合用能够增加DDP对A549/DDP的增殖抑制作用,二者具有显著的协同增效作用。(2)金复康口服液能够降低A549/DDP膜转运蛋白LRP、MRP的mRNA表达。金复康口服液可能通过降低耐药肿瘤细胞膜转运蛋白的表达而逆转肿瘤多药耐药,为扶正方药对化疗增效机理提供了新的实验依据。

中药复方“金复康”抑制肺癌细胞生长机制的研究

目的:本文主要探讨中药复方金复康萃取物对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A549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方法:本文以人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为研究对象,应用CCK8试剂盒检测了金复康萃取物对细胞增殖活力的影响,流式细胞技术检测金复康对细胞凋亡诱导作用,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 q PCR,RT-q PCR)检测细胞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结果:金复康萃取物对A549细胞增殖有较显著抑制作用,并且存在剂量依赖效应。与对照组相比,金复康处理组细胞数量明显减少,伴随着大量细胞间距增大,失去原有形态,DAPI细胞核染色结果显示细胞核受到损伤。流式细胞检测实验显示金复康明显诱导A549细胞凋亡。RT-q PCR检测发现金复康上调凋亡相关基因转录表达水平。结论:金复康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抑制A549细胞增殖,这一过程可能与其诱导凋亡相关基因FADD和GADD45a表达上调有关。

金牛腹痛片治疗胃溃疡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金牛腹痛片治疗胃溃疡的机制。方法：将实验动物随机分组，进行金牛腹痛片对大鼠胃液分泌的影响、对实验性胃溃疡的作用、对幽门螺杆菌（ＨＰ）的抑菌实验和安全性实验。结果：金牛腹痛片高剂量组对胃液量、１小时总酸排出量、胃蛋白酶排出量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束缚寒冷应激性溃疡，高、低剂量组均有保护作用，对消炎痛性溃疡仅高剂量组作用明显，能显著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对ＨＰ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临床应用亦是安全的。结论：金牛腹痛片治疗胃溃疡与其减少胃液分泌、降低胃酸和胃蛋白酶排出量、保护胃粘膜和抑制ＨＰ作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