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公盘的铸造工艺分析

晋公盘是一件失去考古背景的春秋中期的晋国珍奇青铜器,具有双附耳,三人形足,内底有五类共十九只可旋转的圆雕动物附件,其中鸟喙能启闭,鳖头上半部能伸缩。本研究采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X-ray CT)分析盘的内部结构,揭示出圆雕动物内的立柱结构分两种,动物体内均设有对应的卯与之配合,构成间隙连接;据CT图像,可以判断人形足与盘体铸焊,附耳铸接,而立柱铸焊连接。这一研究揭示了高级贵族对以特殊工艺铸造玩好器具的偏爱,并在结构和形式及工艺技术上均有所创新。将晋公盘与子仲姜盘的铸造工艺进行比较,不仅反映出二者在设计、制作中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春秋中期铸造技术发生的重要变革。

试论赵简子的“北进战略”

春秋末期,晋国六卿各自为政,身为赵氏宗主的赵简子高瞻远瞩,从赵氏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了“北进战略”。“北进战略”对赵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吴越兴亡

吴越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前期是个空白,春秋后期始见记载。吴越的活动地域在太湖流域。从地下发掘材料看,这个地区的文化还是很悠久的。这一地区自然产品丰富,但它的社会组织松散,基层存在许多农村公社,这应当是吴越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春秋时代晋县的性质问题

关于春秋时代晋县的性质,学术界多认为是卿大夫的采邑。但从晋县主官不世袭和赋税受国家支配等情况来看,晋县当为国君的直属地。至于对卿大夫赏与县,是指委任其做县大夫,并非所谓的授以为采。由于县大夫能从所辖县邑的赋税中得到实际利益,所以卿大夫总是千方百计地争夺县的控制权。春秋后期,随着卿权向君权蜕变,晋县多落入卿大夫之手,但从制度层面看,这种变化无改于晋县为君主集权政治服务的政区性质。

争霸战争中的和平运动——析春秋时期宋国主持的“弭兵”之盟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也加剧了各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此,饱受战争之苦的弱小国家竭力反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宋国发起和主持了以“弭兵”为口号的和平运动。争霸战争和弭兵运动都对春秋时期的变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推动春秋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弭兵”运动的促成,也反映了宋国作为弱小国家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宋国外交的巨大胜利。

“下宫之难”探析

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公室出现衰弱迹象,而卿大夫家族则日趋强大,公室与世族之间以及世族与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各世族均致力于内部的争权与兼并,“坠命亡氏”者比比皆是。赵氏,时为晋国强卿,也在“下宫之难”中遭受灭族之祸。历史上,对“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原因和涉及的范围众说纷纭,颇多疑点。对于“下宫之难”的诸多疑点,有必要依据典籍文献,并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晋国的相关制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阳氏、包氏、叶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之七

楚阳氏为熊氏之别,出于成王熊恽之孙、穆王熊商臣之子公子阳,春秋时期世系为:成王熊恽→穆王熊商臣→公子阳→公孙尹→阳匄→阳令终、阳完、阳佗;包氏为申氏之别,出于熊咢之孙、若敖熊仪之子蚡冒熊率,春秋时期世系为:熊咢→若敖熊仪→蚡冒熊率……申勃苏;叶氏为沈氏之别,出于公子贞之孙、公孙戌之子沈诸梁,春秋时期世系为:庄王熊侣→公子贞→公孙戌→沈诸梁。可见,阳氏、包氏、叶氏三族,皆为楚公族。按《左传》义例,阳氏之族可称之为"穆族",包氏之族可称之为"蚡冒族",叶氏之族可称之为"庄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阳匄、申勃苏、沈诸梁,此三子皆可称之为楚公族作家群体。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淮上的争夺——春秋后期,吴、楚、晋在淮河流域的角逐及吴国与徐淮夷关系的论述

文章论述了春秋后期,淮河流域吴、楚、晋三国相互角逐局面的形成经过及其经济背景;分析了淮河流域的徐淮夷在这一历史时期与吴国的关系所呈现出的种种变化。

论春秋早期晋国之“作爰田”

“作爰田”一词出现在《左传·僖公十五年》,是晋国在韩之战战败后为恢复国力而进行的一次变革。其最初在晋国实施的范围十分有限,主要是将韩之战中阵亡士兵原先拥有的土地重新分给其家属,以此获得“国人”的支持,进而使得夷吾(晋惠公)一派势力在晋国能够继续执政。

仇由国君接受智伯大钟原因探析

战国时期的著作中对仇由国君受智伯大钟而亡国的记载颇丰,仇由国君因此也被作为贪图享逸的典型而备受责难。然而从仇由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则会发现其受钟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中晚期,戎狄族与华夏族经过数百年的相互交流,礼乐器乃国之重宝的观念已固化在戎狄统治者的头脑中。而仇由国深居晋东山地,境内战争相对较少,国家安定,人民乐业。兼之晋国实行戎索和和戎政策有年,仇由国君对晋文化颇为向往。而宫廷向来是社会时尚的引领者,在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乐文化鼎盛时期,仇犹国君亦不能例外。且乐器大钟在当时是实用器,实际价值颇高。故而,迎取一套大钟不仅可以满足仇由国君引领时尚和巩固权威的心理,而且可以获得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

如何看待春秋期间郑铸刑书、晋铸刑鼎的法律意义

春秋期间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二次公布成文法”,而是在周天子势衰,周朝法律制度失去作用后,各强国在政治上争霸的同时,也在制订和公布自己的法律制度方面争霸的反映,而其中尤其以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为典型。叔向和孔子对此提出的批评意见,并不是反对公布成文法,而是反对这些国家抛弃周朝的法律制度而代之以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

试论春秋时期晋国霸主与周王室的关系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已经失去号令诸侯的能力。晋国经过改革后,国力大增,继齐之后称霸。晋文公也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晋国既想摆脱周王室控制,又想利用王室达到号令诸侯的目的;周天子虽说徒有虚名,但其声望还是起一定作用的;周王室与晋国之间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复杂的关系。

论晋国历史上的土地赏赐

春秋时期的晋国曾进行过频繁的土地赏赐活动。从宏观来看,晋国土地赏赐的高潮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土地赏赐的对象比较庞杂;土地赏赐的数量庞大;论功行赏是土地赏赐的原则。所赐土地来源以对外战争掠夺为主而以没收罪臣土地为辅。土地赏赐是国家应付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激发了晋国各级将士作战的积极性;也为晋国笼络了人才。然而,土地赏赐也刺激了卿大夫间争夺土地的政治斗争,导致了"本弱枝强"政治格局的形成,加剧了晋国公室的灭亡。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春秋左传注》商兑二则

杨伯峻释“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后之人”为“不如待潞国无俊才而后伐之”,释“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为“讫今无有代君任患者”,皆有可商之处。《传》言“酆舒有三儁才”谓酆舒其人有三种胜人之绝艺,非谓潞国有“三”俊才之人;而“自今”之“自”于古未见通“卒”之例,“自今”说谓“从现在开始”,“自”当训为介词“从”。

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

秦晋关系是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大国关系,不仅对秦晋两国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春秋时期的争霸格局。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晋国国力强大,控制崤函要地,阻扼秦自襄公以降的东进战略,两国之间征伐会盟,时战时和,呈现出复杂的大国关系,从早期的少有联系但不乏合作,到“秦晋之好”时的联姻结盟,到对峙阶段的相互攻伐,到中期的秦联楚抗晋,再到晚期的无力再战,大致体现为五个阶段。秦晋两国的复杂关系,充分显现了春秋时期大国政治的主导作用及其重要影响。

陶朱公范蠡身份再审视

范蠡在助越灭吴、越国称霸后激流勇退,泛舟北上齐国,终定居于陶,自号"陶朱公"。至今对陶朱公范蠡的身份定论不一,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范蠡助越称霸,应为政治家;有人认为其助越灭吴,应为军事家;亦有人因其经商有道,累积巨富,尊称其为"商圣"。事实上,对于一个人身份的界定应从其一生所经历,以及其为当时国家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还有其对后世影响等全面来衡量,而不能以偏概全。就范蠡一生而言,他应当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

晋景公灭国夺邑系年辑证——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系年辑证之六

晋景公六年(前594年),晋大夫荀林父帅师灭隗姓赤狄潞氏之国,以潞子婴儿归晋;十一年(前589年),取卫所灭河北之邢故地以为邑;晋景公十六年(前584年),卫大夫孙林父出奔晋,其采邑戚随之属晋,后晋又归于卫。

晋悼公、平公灭国夺邑编年辑证——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晋灭国夺邑编年辑证之七

晋悼公三年(前571年),晋会九诸侯城虎牢以逼郑;晋悼公十一年(前563年),晋荀偃、士帅师灭阳之国,以其故地与宋,虏其君归,徙其族嗣于霍人;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卫大夫孙林父以其采邑戚叛卫属晋,晋赵武会诸侯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邑予孙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