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金瓶梅词话》中的被字句

首先论述了《金瓶梅词话》中被字句中“被”的意义 ,认为书中“被”的意义是单一的 ,并没有表原因的意义 ,分析了被字句中的谓语构成情况和被字句的结构特点 ,认为当时的被字句对动词的要求无论是性质上还是功能上都不是很严格 ,并且认为被字句与补语关系趋向于越来越紧密 。

明代社会世态人情的裸露——《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新思潮

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经基础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产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在对当时社会世态人情的描绘中,已经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商业活动中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利润的趋之若骛,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传统四民关系的转变;两性关系上人们打破了文化传统中那种社会性、伦理性对人的个体心性的禁锢,而表现出对非理性情感和欲求的渴望与追求;服饰上撼动了高压在人性上面等级观念的磐石,表现出一股“去朴从艳”、逾礼越制的社会思潮。

末世狂欢下的忧虑与绝望——《金瓶梅》父亲缺席的叙事策略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作为一种负载历史传承的文化代码具有正负双重含义,西门庆的张扬与沦陷体现了父亲缺失的二律背反。《金瓶梅》父亲缺席的叙事策略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寓言,反映了作者在末世狂欢的时代表象下深深的忧虑和绝望。

《金瓶梅》和《汉语大词典》书证

近百年来,《金瓶梅》不仅是中国小说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但是利用此书进行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却较少,而作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集大成之 作《汉语大词典》中所引的书证,有上百条明显迟后于《金瓶梅》的用例。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自我意识

张竹坡自幼对小说的兴趣浓厚。生活环境和成长背景培养和激发出张竹坡特定的评点心态,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金瓶梅》评点体现出张竹坡的精神世界,宣泄自我、袒露胸臆,同时又没有迷失自我,能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独特欣赏视角。

张竹坡《苦孝说》写作缘起新论

《苦孝说》是张竹坡批点《金瓶梅》卷首总论中的一篇。考察《苦孝说》的写作缘起对于正确理解张竹坡评语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作用。从《苦孝说》原文出发,结合张竹坡家世、生平以及《金瓶梅》中的评点文字可以从新的角度研究此问题。张竹坡写作《苦孝说》有三种创作动机:其一为张竹坡在失怙后因不能侍奉母亲而痛苦;其二为张竹坡因张家家世而痛苦;其三为张竹坡因父亲遗愿和个人人生理想无法实现而痛苦。三种创作动机综合作用导致张竹坡写作《苦孝说》来阐明其心中的"苦孝"之感。

说不尽的《金瓶梅》

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金瓶梅》,是一部说不尽道不完的衰世奇书。本文仅从四个层面上进行了简略的论述:导论、性描写、骂语艺术、讽刺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