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神农得茶解毒”

关于茶叶起源的“神农得茶解毒”说《本草》引文以往学者多将其溯源到清代的《格致镜原》,实则该说在明正统九年(1444)陈华刻本《事物纪原》中即已出现。在明代“废团兴散”饮茶方法改变的背景下,《事物纪原》的校正者赵弼删去宋代的茶类事条旧文,并重新撰写了“茶”条。该条下,作者结合《淮南子》与《茶经》中关于神农的记载创造了“神农得茶解毒”说《淮南子》引文。此后明代万历年间徐炬所撰《古今事物原始》一书中又将引文出处从《淮南子》改为《本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一引文至此正式诞生。

莫友芝《黔诗纪略》编纂方式述论

《黔诗纪略》是清代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编纂的一部诗歌总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对《黔诗纪略》的编选方式存有争议,以致对《黔诗纪略》的类型归属不清,即作为一部历史上的诗歌总集,《黔诗纪略》是属于选录精华式,还是网罗汇总式,目前尚无定论。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文献资料,重新探究其编纂方式这一问题。

《普济本事方》中方剂治疗子宫腺肌症的应用体会

文中从临床实践出发,总结应用《普济本事方》中方剂治疗子宫腺肌症的体会,列举《普济本事方》中数首用于子宫腺肌症治疗的方剂,总结应用中医药治疗子宫腺肌症的经验,提出子宫腺肌症患者寒凝血瘀证较多、应早发现早治疗、联合用药治疗、治疗中权衡祛邪与扶正的关系以及水丸用药的经验。并列举3则医案论述《普济本事方》方药治疗子宫腺肌症的具体应用体会,《普济本事方》其方剂适用于中医临床各科应用。

辑考体金石目录之成立——论《八琼室金石补正》对《金石萃编》体例的增益

从目录学角度看,王昶《金石萃编》综合了传统金石目录中存目、录文、辑录与跋尾四种体例,而开创了“辑考体金石目录”这一编纂体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在其基础上,通过“增补摹图”与“附加按语”对这一体例进行了完善,使得这种目录的编纂结构涵盖了存目、摹图、录文、辑录与跋尾五个部分。辑考体金石目录就其本质而言,是在据拓本进行汇校汇订的基础上,将辑录与考证相结合,对相关史料的别裁与考订服务于个案学术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相较于辑录体金石目录,这种目录体例的学术考辨性更强,而这也是其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兼具集大成特点的根本原因。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明代金湜、张珹出使朝鲜与《甲申皇华集》述论

天顺八年,金湜、张珹作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明宪宗登极诏。在朝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留下了许多诗文。朝鲜为了表示事大之诚,更为了显示本国的文雅之美,将这些诗文辑录刻印,即《甲申皇华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尚未展开探讨,文章探讨了《甲申皇华集》的成因,内容方面的特色及双方唱和的竞争意识、使臣形象的差异问题,以求对研究中朝文学关系有所裨益。

从朝集使到进奏院

朝集使制度上承秦汉以来之上计制度,是隋唐地方与中央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它有两大主要职责,一为参与对所部官员的考课,二为参加象征万邦来朝的朝廷礼典,所以对唐中央来说具备事务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意义。安史之乱爆发后,长达25年的时间里,朝集使制度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其参与考课的任务已被其他制度替代,而其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则被即位之初雄心勃勃的唐德宗加以利用,建中元年朝集使制度恢复,其目的在于重塑朝廷威望。但是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使朝集使制度无法顺利延续,终于在贞元三年最后终止。而出现于代宗时期的各道进奏院由于更契舍时局而取代了朝集使制度,成为唐中后期地方与中央联系的重要渠道。在朝集使和进奏院制度上可以反映出唐代中央集权制的兴衰。

“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失眠59例临床观察

目的研究"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失眠的疗效。方法 118例门诊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单纯采用方剂酸枣仁汤加减治疗,治疗组采用"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3个疗程后统计疗效。结果对照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72.88%,睡眠时间为(5.17±0.20)h,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1.53%,睡眠时间为(6.72±0.15)h,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及睡眠时间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失眠,疗效显著,且远期疗效较好。

从《金谷诗序》《兰亭集序》看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

西晋时期的金谷园会和东晋时的兰亭会均有诗文存世,比较《金谷诗序》及《兰亭集序》可知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有着本质的差异。金谷园会昼夜宴游的侈汰与石崇的务竞功名及金谷园的奢侈豪阔一致,兰亭会的高雅潇洒与王羲之的坦荡超逸及会稽山水的自然清丽相得益彰;石崇笔下的山水更多堆砌雕凿,更具富贵气象,而王羲之笔下的山水则纯然一派自然清丽,更具有审美意味;石崇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零之无期”是对生命短暂、富贵易逝的恐惧与忧患,是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王羲之的兴怀生死之叹既有对生命的感性体验,又有在对宇宙的仰观俯察之中的哲理性的思考,它体现的是对生命的高度理性和清醒的超越意识,更具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

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方法将78例颈源性头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38例,采用常规针刺治疗;治疗组40例,采用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3个疗程后统计疗效。结果对照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76.3%,治疗组为92.5%,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与治疗组头痛强度评估(PPI)分级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治疗组PPI分级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颈源性头痛,疗效显著,优于常规针刺。

《黔诗纪略》编纂过程考述

《黔诗纪略》是晚清著名诗人、学者莫友芝编纂的一部明代贵州地方性诗歌总集,对其成书过程的研究多据莫绳孙在《黔诗纪略》中的《题记》,缺乏对《题记》失误的辨正和《黔诗纪略》成书细节的考索。根据莫友芝传世之各种文献及莫绳孙等人记载,可以最大程度地复原《黔诗纪略》的编纂过程。

莫友芝《黔诗纪略》简论

本文对莫友芝首次在《黔诗纪略》中关于明代黔诗发展史及其艺术成就的观点进行研究论析,认为明代黔诗为清代黔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施今墨对药研究

对药的学术渊源,上溯《神农本草经》之"七情和合"论,始见于《内经》中的半夏秫米汤;据统计,东汉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载有对药147对;药对专著,相传有《雷公药对》等,惜已亡佚。施今墨对药,有源于经方者,有来自时方者,有施氏独创者,整理编写成书,填补了对药配伍专辑的空白,对指导临床用药有重要意义。施今墨对药具有协同为用、互制其短、相互为用3个方面的功效。据其组成法则与配伍应用可分为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固护胃气诸类。中介药物临证恰当应用,可沟通寒热格拒而取效。

莫友芝《黔诗纪略》逃禅出家人物述评

莫友芝《黔诗纪略》从拟议到出书整整花了20年(1853-1873),是书资料丰富、内容广泛、体例特殊、重点突出,其中大量记录和保存了明末清初在黔地逃禅出家的明朝士大夫的生平事迹、诗文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些明代遗民提供了难得而又系统的文献资料。据是书记载,其时黔地士大夫出家为僧有姓有名者达数十人,其中著名者有钱邦芑、郑之珖、陈起相、郑逢元、黎怀智、谢国楩、孟本淳、朱文、谈亮、眼石等。他们作为明代遗民,在国破家亡之际毅然选择了逃禅隐居,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遁迹空门,不仅要在生死困境中挣扎,而且还要在儒释的思想困境中自我救赎。为排遣心中的愤懑、哀怨,他们的诗歌多有感时伤怀之气。

论宋代医书的知识来源与流传影响——以《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部附录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朝政府颁布的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中成药的专书,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有关制造成药的法定处方集。南宋宁宗嘉定元年,许洪奉旨校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附录中增入《增广太平和剂图经本草药性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诸品药石炮制总论》三部医学著作。三部附录著作不仅统一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成药的配伍、炮制加工和制备方法,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辨证论治中"方证用药"诊疗模式的发展,即每一方剂对应着相对固定的疾病症状,使医家容易在临床上掌握、重复和验证。三部附录著作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集的、经过反复验试的诸家名方、诸局经验秘方等进行了详细的注解,这也是它在宋代及元明清时期受到医家重视和临证应用的根本原因。

中医药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概况

从病因病机、辨证分型、名医经验、各家经验、成药运用、针灸治疗等方面综述中医药治疗心力衰竭概况。中医药治疗心衰取得一定进展,疗效确切,缺乏统一评价量表,无法进行疗效量定,多数观察研究是基于使用西药前提下,难以观察单独疗效。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校记》稿本考略

通过对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校记》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纪》等相关史料的比对,论述该本的创作背景、作者生平、文献学价值及不足之处,认为该本对《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的全面整理、校勘有借鉴及警示作用。

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

以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的正始时期和后正始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始文学和后正始文学,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其成就虽比不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也比不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后正始文学,但它在文学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并对两晋文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有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日本藏《近思录标题释义》真伪辨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明万历刊本《近思录标题释义》十四卷,云"汪道昆"校订。刻本中的汪道昆《释义》序文,与嘉靖十七年刘世贤《重刊近思录序》基本相同;从版式、编排体例、各卷类目、内容等方面比较考察,此刻本与明代万历年间吴勉学校阅本《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基本相同,源头相同,极可能是同一版本。史料记载未见明代文学家汪道昆撰写过《近思录标题释义》,题为"新安汪道昆撰"的序文宜是伪作。此刻本采用汪道昆大名,或书贾有意为之,冒作汪道昆校订;或改名作"近思录标题释义",以求得标目新颖,借助名人校订的效应,便于流通。

“记事者必提其要”的三种解读

韩愈《进学解》一文提出的"记事者必提其要"为学方法,千古以为美谈。然而细细考究,这个概念含义并不明确。前人对"记事者必提其要"做了各种阐释和解读,经过梳理,认为它大体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即对史籍一类的著作要抓住其纲要;采摘经史,据事以类义;整理史实要含咀英华、删除冗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