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夷狄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

作为中国古代专制君权有机构成的禁卫军权 ,它既是维护君主专制政体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会成为破坏这一体制的重要因素。“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政治斗争。参与政争的太后及外戚杨骏、惠贾皇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宫殿禁廷的控制权而展开了多次较量 ,对禁卫军权的控制和利用成为斗争中最常见的手段 ,能否有效掌握禁卫军权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的关系 。

中国古代王权稳固的基石——从《孝经》思想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本是规范家族内部行为的孝跃升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理论武器。集中体现孝治思想的儒家著作——《孝经》,成为历代的治国经典。本文从《孝经》所指导的行为实践和所升华的核心价值两个层面,分析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进而成为稳固王权主义的坚强基石。

西晋“八王之乱”原因新释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之的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次变乱爆发的原因 ,史学界有三种流行的说法。本文详细地研究分析了史料 ,认为这三种说法均难以成立 ,并提出了“八王之乱”根源于西晋士族政治基础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新说。

魏晋南北朝辟召制度述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辟召制度分为公府辟召和州郡辟召,凡公府长官、州郡长官均可自行辟任僚属。魏晋时期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公府辟召为门阀士族所把持,州郡辟召则地位下降,成为寒人的入仕途径。南朝高门子弟多由吏部铨选直接入仕,公府辟召稍显沉寂,州郡辟召则出现了士族化趋向。北魏太和改制后,公府辟召与“资荫制”合流。齐后主时州郡辟召发生变化,州郡佐吏由君主敕用,地方大族势力开始衰落。

从解缙《大庖西封事》看明初君臣关系的实质

《大庖西封事》反映了解缙用儒家的仁政补救朱元璋以猛治国的弊病的观念。解缙以上古三代的王道政治为太平治世的标准来指陈时事,因此其建议和主张颇具复古主义的色彩。封事反映了明初皇权高度膨胀背景下君臣关系中君尊臣卑的实质。

汉晋政治中的有为无为之争

有为与无为之争,是汉晋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王充以黄老为先导,以“疾虚妄”为宗旨,以天道自然无为为思想武器,对汉代谶纬之学的种种神秘附加施以总攻击,以期返回到“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本来面目。二,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斗争。郭象在贵无与崇有基础上实现了两者的调和:身在魏阙之上,心在山林之中;游外以弘内,齐一而逍遥。一切皆自然,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必然的就是当然的。无为哲学可以起到“有为”的作用。三,东晋时鲍敬言与葛洪关于有君无君的辩论。这场政治理论交锋,反映了当时君主骄奢淫逸,大量靡费社会财富;官吏加收赋税,百姓不堪重负的社会现实。无君论幻想至德之世,实际上是表达对当时政治的不满。葛洪对它的反击,发抒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观点。

《汉书·武帝纪》祥瑞歌诗作者“阙名”辨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汉武帝歌诗时,将《汉书·武帝纪》所载部分祥瑞歌诗归入“郊庙歌辞”《郊祀歌》而作者“阙名”。按语解释较为含混,也不合“凡例”原则。“阙名”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辑录诗歌时作者归属标准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武帝歌诗创作具有复杂性,三是诗歌“命作”制度和“代言”性质及其隐含的纬学话语方式对诗歌作者归属的影响。依据“凡例”规定和归属逻辑,《武帝纪》祥瑞歌诗应别录于“武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