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金圣叹对王《西厢》的修改

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是继王实甫的《西厢记》之后,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对于金圣叹的修改本,历来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对两个版本的比较,从正误、情节和语言等三个方面肯定了金圣叹的功劳。

论金批《西厢记》文论思想在清代的传播生态

成书于清初的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是中国文论史上的名著。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中提出并阐发了诸多极富理论创见的文论思想,然而这些文论思想在清代的传播却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传播局面。金批《西厢记》的文论思想在清初影响极大,并得到李渔、毛纶等文化名人的继承和发扬。然而清代中期之后,其文论思想的传播却出现失承的态势。之所以如此,既与清代的文化政策、思想风气有关,也与清代戏曲发展的形势有关。

周昂《增订金批〈西厢〉》的戏曲时空观

清代中期的重要戏曲批评家周昂在其西厢评本《增订金批〈西厢〉》中,展现了其以传奇美学时空观切入杂剧文本的独特视角,即时间上衔接的合情和空间上转换的合理。周昂的这一独特的批评视角是了解戏曲时空观由写意向写实嬗变的典型窗口。

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与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比较研究

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与张国光校注《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二书的出版是《西厢记》在新时期整理出版的重要成果。王注《西厢记》是王本系统(王实甫《西厢记》)在新时期的代表,张注《西厢记》则是金本系统(《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在新时期的体现,然而二者在点校底本、体例、文字以及注释附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与王注《西厢记》受到广泛传播和阅读的命运不同的是张注《西厢记》受到的冷遇,这正好表现了王注《西厢记》与张注《西厢记》不同的旨趣。

是“文”不是“戏”:从金圣叹评《西厢记》看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

金圣叹评《西厢记》有许多惊人之说,其中最根本的论断是《西厢记》是“文”不是“戏”,金圣叹对《西厢记》的全部解读皆围绕这一中心论点展开。这一论断不仅揭示《西厢记》乃至中国古代戏曲与经传子史、诗词歌赋一样,皆为“文以载道”,还揭示“文”如何、为何载“道”,也就是以“以气寓道”为“立言之体”,通过文字完成由“气”向“器”的转换,使“以气寓道”变为“道寓于器”,从而实现古代文人“文以载道”、通过文字表达自身政治倾向、进行权力斗争的目的。

评点·创作·演出:清代新疆流人与《西厢记》

乾隆年间,流人高秉、张锦和殷宝山在流徙地伊犁进行戏曲评点、创作和演出。他们的活动互有交集,涵盖了古典戏曲的三种活动形态,而且在清代戏曲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高秉被遣戍的罪证之一便是私藏禁毁曲本《喜相逢传奇》,而这个案件也可能成为清廷设立词曲局大规模删改曲本的开端。流徙期间,高秉从批判诲淫诲盗的立场评点了《西厢记》。这部评点本成为张锦创作《新西厢》的直接动因。张锦的《新西厢》将崔莺莺塑造成封建礼教的信徒,并且对《西厢记》的“淫秽”情节大加删减。《新西厢》在短时间内便翻刻三次,并且诱发了同时代的汤世潆创作《东厢记》,形成一股《西厢记》翻案风。《新西厢》完成后曾在伊犁演出。殷宝山在流放期间曾教授秦腔戏班五福班昆曲,由此可证伊犁曾有昆曲演出。因此,《新西厢》可能是由五福班用昆曲演出,亦有可能是外来戏班演出。流人在遣戍期间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因此迫切希望释还。高秉评点《西厢记》以及张锦创作《新西厢》都是借此宣传忠孝以向清廷输诚,希望获得朝廷认可及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