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伯外审陈铭德夫妇《〈新民报〉二十年》分析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撰写的《〈新民报〉二十年》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基础文献,1979年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本文基于未刊史料,分析中华书局、陈翰伯1964年否决刊发这一稿件的情境、决策和审稿个性等,例释“四清”运动作为政治活动对出版工作这一知识生产传播活动的影响与路径。

技术与思想:导引史料认知的历史逻辑寻绎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的完整发掘和准确运用与研究者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逻辑关联。当下的导引研究更专注于技术层面的认知与论述,而相对忽视导引技术所涉及的知识、人物、事件和思想层面的内容。导引的技术与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文献不同版本中被反复记录和迭新是突破由认识不足导致的史料缺乏的关键路径。在对导引功法六字诀和八段锦发生、发展进程中相关史料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之上,建构起兼顾技术史和思想史的导引史料扩展逻辑,力求在历史中寻绎被身体认知和医学理论建构而成的导引发展逻辑,进而从更宏阔的身体语境中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论《元经》的史学价值

隋代王通所作《元经》,在编撰方面具有叙述的贯通性、材料的简明性、正统的凸显性以及对《春秋》的比拟性等突出特点。其保存了一些《晋书》没有的史料、一些与《晋书》不同的史料;这些史料可以与《晋书》互勘互证,具有一定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元经》的史学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晋商兴衰的信用解析——基于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的视角

自我实施和集体主义惩戒机制是晋商信用制度的基本模式,信用制度及其机制则是晋商兴衰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的视角,对晋商"兴"与"衰"的过程及其互动机制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析,探讨了晋商信用机制与晋商兴衰的互动关系。

辽朝史料整理中的问题——《全辽金文》(上)读后记

北方民族文化研究资料整理工作,向称难事。新出版的《全辽金文》上册:辽朝史料的汇辑整理,其工作不精,底本与校本的选择及作品的收录等存在明显差误;编撰方面等也欠妥欠佳。辽朝史料历来以简陋著称,研究整理多需文物考古资料的弥补。该书却漏收考古新资料80余篇(目),涉及总字数10万以上。

从辽金元三史的编纂其乐志的史料来源

文章从史料学的角度 ,论述了辽金元三史的编纂 ,以及辽金元三史乐志史料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创新: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哲学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两大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体现了在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传承与创新。

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其进展——兼评《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

经济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于提供描述的概念体系和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前现代经济史中集中产权制度的缺失,使现代经济理论不适合作为其研究工具。历史制度分析框架,采用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设,将约束条件扩大到价格和收入之外,是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创新。《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一书正是运用此方法解决了中国传统社会产权制度环境与理论假设相左的困难。该书作为运用此理论方法的成功范例,采用从具体历史情境中给出效率评价的公理性假设的方式,解决了这一理论缺乏制度效率评价的缺陷,具有很高的逻辑一致性和经验一致性,推进了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金毓黻对唯物史观的体认——以《静晤室日记》为中心

金毓黻是一位注重考证的史家,他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存在一个由不重视到逐渐自觉地学习、理解、认同并尝试运用的过程。金毓黻在认知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体现出以新承旧、以旧纳新和试图融汇新旧的特点,这种转变与金毓黻对共产党及新政府的认同、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影响等因素有关。金毓黻在由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向马克思主义史家靠拢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是真诚、积极而又认真的。《静晤室日记》为我们考察理解金毓黻心理及思想观念变化轨迹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

出土史料与唐修《晋书》相关问题再考察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与撰人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出土的《薛元超墓志》《辛玄驭墓志》与《卢承基墓志》所载信息,不仅有助于对《晋书》编纂的起始时间作出合理的解读,而且可以据此勘察《旧唐书》对《晋书》撰人记载的缺漏,解决《新唐书》对《晋书》撰人的误判等问题。由此启迪我们,中国史学史之研究,尤其是对中古史学的探讨,应将着眼点从原来聚焦传世文献扩大到出土史料,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古史学的发展脉络。

明清时期晋商兴盛的历史渊源探析

近年来,随着晋商影视作品的升温,对晋商的崛起尤其是明清时期晋商"海内最富"的兴盛缘由的研究又重新得到了学界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回顾历史,从地理位置、政策导向、历史契机、文化背景等方面对晋商兴盛的的深层次原因进行重新审视,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梦雷与妈祖文化

陈梦雷虽然一生坎坷,但著述不辍,亦为传承妈祖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他撰有赞颂妈祖神助收复台湾灵迹的赞文,在所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更收载有丰富的妈祖史料,对今天妈祖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归潜志》的文学史料学价值

刘祁的《归潜志》保存了极为丰富的金朝文学的史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主要体现在:真实、客观地反映了金末文坛各种创作思想与审美取向;十分翔实地记载了对金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各种时代背景性因素;保存了许多有关作家家世、传记、创作和评论的资料;录存了大量的诗、词、文作品;为考订金朝文学史料的真伪、正误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材料;流露出作者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观点以及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审美判断。由于有关金人诗歌活动的史料流传稀少,《归潜志》尤其显得珍贵,它对今人认识、了解和研究金朝文学具有非常显著的学术意义。

晚清红顶盐商王余照史事新考——兼论近代盐商史研究中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

晚清四川大盐商王余照的生平亊迹主要见于《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王三畏堂百年沧桑》两篇文献,但其中所载王余照"捐银赈灾受赏""捣毁水厘局""反对官运商销政策"三大亊件存在明显史实错误。这些错误反映出近代盐商史研究所倚赖的常用史料的局限性,凸显出新史料的収掘与利用对于呈现近代盐商多元历史面相的重要意义与历史价值。

也谈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僚——对王振忠先生一篇论述的商榷

在《盐法策》史料和“交结联宗”史料中,并无关于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吏勾结以及贿赂等事实依据。王振忠先生是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手法,将勾结、贿赂等耸人听闻的炒作言辞加在盐商身上,并又夸大其词,称盐商夹带盐斤是“贪赃枉法”。这些都是欠妥的。

山西商人货运票单印章印迹研究——以《晋商史料集成》为例

山西商人原始经营文书中有大量印章印迹留存。货运票单是其中一种重要类型。山西商人货运票单上印章的形状主要有方形、椭圆形、异形等几种,文字内容、纹饰、印迹颜色、盖印方式均各有特点。山西商人货运票单印章主要在以下几种场景下使用:数字加盖印章,需要明确权利义务的重要文字上使用印章,商号落款印章,印花税票骑缝章等;戳记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印章,文字纹饰均较简单,主要起到减少书写票单工作量的作用。

也谈海盐腔有无管弦伴奏——从《金瓶梅词话》中的戏曲史料说起

《金瓶梅词话》所载述的戏曲史料中,有多处叙及早期南戏声腔海盐腔戏文演出状况。然学者在对这些史料的诠释上,观点时相抵牾。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贻白、叶德均两家。周主海盐腔有管弦伴奏,叶主海盐腔是“无伴奏的干唱”。综合分析两家观点形成的依据,周氏所得结论比较中肯。海盐腔既吸取北曲格范,当亦有管弦乐伴奏。

清代东北方志中的辽金史料编纂——以《盛京通志》《吉林通志》为例

清代东北方志中辑录了大量辽金史料,堪称辽金资料汇编。特别是《盛京通志》《吉林通志》,二者分别作为清代东北地区总志和吉林一省通志,其中所包含的辽金史料颇具代表性。两志中的辽金史料存在着显著特点:首先,搜集范围广,兼取各类文献且涉及朝代众多,所得辽金史料内容广博;其次,对数量大、内容繁富的辽金史料重新分门别类、取舍编排;第三,注重考证,体现了乾嘉考据学风。同时也存在着选材片面、内容不均、史料删减不当、史实编写错误以及一些具体细节问题。综合看来,清代方志中的辽金史料是多维度反映辽金史料面貌的有益成果。它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同时,也展现了清人的辽金史观和东北的地域特点,是清代辽金史学史发展的一个侧面。

史家三巨擘 同门而异彩--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的交往及学术人生论析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