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空间视域与“吴蔡体”的形成

吴激、蔡松年由宋仕金的人生际遇及其随之而来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转换,是“吴蔡体”形成的关键进路,吴激肇其始,蔡松年定其型。具体而言,身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的吴激承袭苏轼以词书写士人情志的词学理念,融前人诗句入词,以词来抒发孤臣孽子的故国之思,引起了其他由宋入金词人的广泛共鸣,“吴蔡体”得以创建。稍后的蔡松年,尽管同样流落天涯异域,然其道德背负较轻,遂于清壮洒落之中寄寓乡关之思,将吴激词的故国之念创造性地转化为归乡和隐逸,建构了异域文学地理空间内入金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回应了金代词坛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理想,使得“吴蔡体”具有开辟一代词风的情感内容、艺术模式、审美趣味和生命意义,金词的艺术格局由是得以形成。

清代晋式童帽造型艺术研究

清代晋式童帽是独具地域特色的儿童配饰,承载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内涵和民俗寓意。本文通过对清代晋式童帽造型艺术进行深入研究,从造型方面将童帽分为仿生帽、戏曲帽和组合帽。按照其结构特点,划分为有顶有尾、有顶无尾、无顶有尾和无顶无尾四种类型。童帽丰富的装饰多集中在帽顶和帽圈,呈现出点状和面状分布的特征。通过研究总结清代山西晋式童帽造型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展现其在造型艺术方面具有的多重特征以及独特的造型魅力。

金代家风特征、成因及影响探析

金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是女真族、契丹族、汉族等多民族融合的朝代。金人在整体性的政治社会环境影响下,十分重视并形成了特有的家风传统。根据对相关石刻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挖掘、辨析和梳理,可探究出金人的家风传统主要体现在勤俭持家、孝悌忠信、崇儒入仕、尚武爱国、丰财与尚医等方面。同时,金人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是父母,其他族中长辈也参与其中,如通过日常教导、遗言遗训等途径。金人家风对个体家族的发展延绵和社会的整体风气塑造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为当前家庭教育提供一定启示。

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重要论述的哲学意蕴

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反思,更是对当代社会家庭建设的思考。从哲学角度审视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解读其在本体论、生存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的内涵,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美满、成功的家庭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从“士风”到“市风”:魏晋与明清士人“狂放”风貌比较

在中国文化史和美学史上,魏晋与明清的士人都有种“狂放”的风格。这两个时期士人的“狂”都是群体性的,并不属于单一的个体行为。但两个时期士人的“狂放”又各具风貌。魏晋士人的“狂”体现的是“士风”,展示的是一种士人的风采,具有审美的特征。明清士人的“狂”则呈现两重性:一方面,继续延续着古代士人的风貌;另一方面,又带有鲜明的世俗色彩,呈现与商品社会相适应的市俗风貌。魏晋和明清士人的“狂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变革,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心路历程。

“晋宋体”与清代骈文批评分体的意义

清代是骈文学的集大成时代。清人在总结骈文特征或进行骈文批评时,多推崇前代,以时而论,概括或具体指出时人的骈文特征。清初李绂提出骈文可分为六朝体、唐体和宋体;晚清胡念修又分为汉魏体、齐梁体、唐体和宋体;张之洞则又从六朝体中分出“晋宋体”。确实,对进入过程的清代文学史而言,“晋宋体”骈文单列,更能凸显文章在汉魏、晋宋和齐梁之际的嬗变特征,凸显自我特色。同时,这又说明了清人对骈文属性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当时骈文摆脱四六体制,走向骈散交融的尊体努力。

鲁迅“魏晋风度”论的经典地位及其文化价值——兼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论说维度

鲁迅在其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文章标题的形式,把魏晋士人生活的总体风貌概括为“魏晋风度”,这是现代学人关于魏晋人文精神研究的起点。文章重点从鲁迅的著名演讲出发,重点考察了他从文学史、精神史层面对魏晋风度所进行的奠基性开创性研究,从而揭示这种研究的思想文化价值和重大学术影响。

《金藏》扉画风格分析研究

《金藏》是我国首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覆刻本。文章以《金藏》扉画风格分析为着眼点,与唐宋雕版佛画、传统绘画比较研究,得出其技法具有超越唐代并受到北宋官版影响的风格特点,亦可看到与唐宋绘画间的借鉴关系。

徐达左《金兰集》初探

《金兰集》是元末明初耕渔轩文人唱和活动总集,由徐达左辑录,收录徐达左友朋唱和之作。耕渔轩唱和活动,着意于朋友之间的意气相投,具有行吟泽畔、弋钩草野的隐士风流。耕渔轩活动体现了元末士人崇尚自我、表达自我的风尚。

萧梁中前期的“学谢”之风及其文本样态

在萧梁中前期,晋宋体渐有复兴之势,效仿晋宋体代表作家谢灵运成为创作潮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所爱赏的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和在建康文士群中有一定地位的何逊等人均有“学谢”之作。然这些作品在抒情特点、语言风格、结构层次等方面和谢灵运之作有所不同。谢诗在梁代中前期被推崇和学习,与当时文学主流审美中崇尚典丽雍容、爱好秀句等倾向密切相关。然而自宋齐以来形成的重视抒情之风、新体诗流畅浅丽的语言风格、梁代之后对文本结构清晰的重视,又使得梁初文士的创作没有对谢灵运的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复合的文学审美最终造就了具有多个时代印记的文本样态。

元好问对金元书法的传承作用

元好问在金亡之后对金代书法发展的成果进行了汇集与总述,其继承了金末以来发端的书法评论回归理性与书法“复古”的思想,并在其之后的讲学、交游、鉴藏等文化活动中将其“复古”“崇尚魏晋”的书法观与鉴藏观传递给其后辈书家如郝经、商挺、王恽等人,并最终对元代书法“复古”的潮流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元好问对金元两代书法的传承起到了承上启下,使之相互连接的“桥梁”作用。

《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艺术对比

本文采用对比和列举实证的研究方式,以清代碑学审美理论为依据,对《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起源、社会历史背景、刻石工艺、书体风貌以及结体点画等艺术特点展开了综合比较分析,并尝试论述了魏晋碑刻中书法艺术的表现手法,通过对清代碑学审美理论和书法艺术实践的审美意趣分析,以挖掘魏晋碑刻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蒲松龄与魏晋风流

蒲松龄首先体味了魏晋风流性情层面的“真”,将“真”发展为更加执着的“痴”,塑造了一系列痴男痴女形象 ;其次是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审美的浓厚意味 ,塑造了一系列狂生形象 ,肯定了越出名教的爱情与行为 ;最后 ,是超我层面的旷达自然 ,为其理想的境界加入了和谐浪漫、平凡而又超凡的爱情因素。蒲松龄得益于魏晋风流的不仅仅是精神内容方面的“痴”“狂”“旷”,还有艺术形式方面的“语典”“意象”“模式”等。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解缙被贬河州及其河州诗创作

明代著名诗人解缙因同僚排挤,于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被贬官河州,任河州卫吏。在河州生活的近两年时间里,解缙创作了大量诗歌。解缙河州诗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诗人在河州期间的生活和情感,记录了大量河州风物,在解缙诗歌创作中独具特色。解缙在河州留下的诗歌一直为河州人民传唱吟诵,并已融入古老的河州文化之中,成为河州文化的一部分。

论金代完颜皇族词——以胡汉文化融合进程为中心

作为金词重要创作群体的完颜皇族词人,在词风上其经历了由雄健踔厉到典雅华美,再到简淡萧散的演变过程。究其原因,当是胡汉文化融合过程中,胡化汉化力量的此长彼消、互动互化所致,即最初女真族汉化程度较浅,尚葆有其原初文化性格之时,如完颜亮辈,其给词坛带来的是全新的冲击和活力。随着女真人成为北中国之主,汉化程度日益加深,相应的,其文化的原初野性亦逐渐淡薄,即胡化力量变弱,此时的词文学日益摆脱"胡气",典雅华美,乃至渐入敦厚雅正、简淡萧散之境。这是完颜皇族词风格嬗变所留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

所谓圣贤气象,即圣贤风度、圣贤风范,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宋代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圣贤气象》中辑录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圣人的著述,首次专门论述了“圣贤气象”,“为有宋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值得珍视。在该书该卷中,肯定了历史上的十五人为圣人,具有圣贤气象,同时把大批历史人物排斥于圣人和圣贤气象之外。其划分是否圣人、有无圣贤气象的标准,主要是看他是否求道、明理、循理。道、理就是规律。旧圣贤气象观,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在研究借鉴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立足未来发展,大力倡导新圣贤气象。新圣贤气象的核心,是既科学务实,又文明远大。

兼综与开拓——从“浙派之祖”戴进看明代院体画的时代演进

戴进是明代著名画家及院体画代表人物,但当时画坛对其画风和地位毁誉纷纭。究其原因,除了浙派绘画与文人画之争的社会大背景外,戴进画风之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是重要因素。其画风兼具南北二宗,形式多样,虽被誉为"浙派之祖",但也蕴含有元代文人画的因素,具有兼综前人和开辟新风的双重特点,承前启后,在明代院体画乃至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及文化意蕴

《世说新语》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的行为方式、个性特征、价值取向、人格追求、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和象征。魏晋风度具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审美发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叛逆精神和超越世俗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理想等文化意蕴 ,对中国美学。

在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之间--重提王元化的意义

王元化先生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背后既有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也有个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记。这种学术趣味,更进一步追究,乃是兼及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以及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只不过,所谓“魏晋风度”,学问及言辞之外,还包含极为难得的独立人格。王瑶与王元化,都是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的人物——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来说,王元化更是成为某种精神符号。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学问不容易,学问好且有气象,则尤为难得。两位王先生之心仪魏晋,学问之外,也包含某种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