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三论语言接触视域下晋方言语音的几点变化

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环境使得晋方言与北方异民族诸语言产生了密切联系,与异民族语言的接触成为晋方言语音演变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普通话大力普及,现代晋方言在与普通话的接触过程中又在加速演变。本文从晋方言部分复元音韵母单元音化、宕摄舒声字白读音与果摄合流、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清化后都读送气三个方面论证与异民族语言接触后晋方言所发生的语音变化;从长治方言阳声韵读音的变化、上党片部分方言影疑母读音的变化、晋方言部分点果摄字读音的变化三个方面论证晋方言与普通话接触后所发生的语音变化。

晋陕蒙长城地带方言语音变异的新趋势——晋语五台片方言阴平上调的分化

晋陕蒙长城地带偏关、神池、宁武、巴彦淖尔及周边保德、米脂、子洲、杭锦后旗、磴口九个方言点方言阴平上调分化为阴平和上声。这种阴平上调的分化不是方言连读变调的发展结果,而是与周边强势方言接触后的变异,其演变方式是参照强势方言调型对比模式重新调整后,再与方言自身声调格局适配的结果。强势方言显性特征与区域方言共性特征的竞争和适配必然引发方言接触式音变,其结果导致方言间同化趋势显著。

论《世说新语》童语与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的童语,展现出魏晋少年儿童迥异于其他朝代少年儿童的特征,即任诞放达、聪敏机辩、临危不乱和桀骜不驯。而《世说新语》中的少年儿童具备这些风度是受到当时社会背景、时代风气、选官制度以及家族教育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研究

语言文字的传播使用是各民族相互往来的必然结果,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例证。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为问题展开研究,通过梳理历史史料,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理论,从中央对西域的治理、政治和亲、屯田活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以及汉语学习、语言借用、民汉翻译等方面,梳理出汉语言文字在西域传播使用的脉络;接着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特点。研究结果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力量有所减弱,但是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官方地位却一直保持不变,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西域的影响依然卓有成效,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不断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晋城话中的入声字

晋城话入声字的发音非常特别:没有喉塞尾,没有独立的调类,但韵母主要元音具有独特的音质。正是由于韵母主要元音具有独特的音质,晋城话的入声字才得以保持独立的类的存在。晋城话入声字语音特征的发现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即增加一种入声字类保持其独立存在的类型;为入声字的调类在方言中的演化结果添加一种新的类型;有助于预测部分晋语入声字的发展趋势。

金末道士侯善渊诗词用韵与晋南方言

本文穷尽考察了金末道士侯善渊的诗词用韵,归纳为18部韵系,同时也发现若干不同于通语韵系的特殊韵例。经过与金代晋南籍作家的诗词韵中的特殊通叶现象和现代晋南方言进行比较分析后,我们认为侯善渊诗词用韵的语音基础是晋南方言。因此,诗词用韵的考察不仅是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且也为方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石家庄方言晋语区语音综述

石家庄地区的赞皇、元氏、井陉、平山、灵寿、行唐、鹿泉的方言存在入声,这跟官话区方言、普通话相比,语音系统差异很大,具有晋语的特征。入声在石家庄方言中有分化的趋势。处于由晋语区到官话区过渡带上的行唐和古代交通要道上的井陉,方言性质因入声的保留,属于晋语。

晋语寿阳方言里的几种规约化构式

文章讨论了寿阳方言中三种特殊的规约化构式:一种用来表示否定,一种用来表示劝止,还有一种是表示悔怨。这些构式均出现在交际互动的应答句中,其共同特点是均未直接使用表示否定、劝止和悔怨的词语,其语义是利用规约化的语义解读间接表达的。文章详细地描述了几种构式的使用环境与条件,对其规约化过程进行了探讨,并解释了其表义的机制与特点。文章描写的虽然仅是寿阳方言,但这三种规约化构式在晋语中具有较强的地域共性。

从常用词看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的差异

利用数理统计,调查几组常用词在魏晋南北朝文与同期汉文佛典中的使用情况,了解两种文献在使用常 用词方面存在的差异,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

晋语张呼片康保方言入声舒化的社会原因初探

晋语是北方官话中特殊的一种,它保留了古代的入声调。但发展到今天,不少的入声调正在消失,喉塞尾脱落,变成了舒声调,即"入声舒化"。入声舒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以康保方言点为例,方言内部、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与方言之间的接触,为入声舒化提供了社会条件,而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求标准、求文雅的心理则推动了入声舒化的进程。

晋南方言“到”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到'在晋南方言是个使用频率颇高、语法功能发达的常用词,它的用法非常丰富且独特。'到'作动词,表示'到达'、'使令、容任'义;作介词,相当于'朝、往、从、依照'等,兼作'处置式'和'被动式'的语法标记。文章主要考释'到'语法化的动因和历程,探索'到'兼作处置式与被动式标记的来源,归纳其类型化的意义。'到'在兼语句的容任义是其语法化关键的一步。合适的句法位置、语义的相宜性、高频的使用率和方言内部系统的协调都对'到'的发展演变有一定的影响。

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魏晋论体文艺术风貌论

论体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在魏晋时期达到繁盛,流传至今的作品就达二百多篇。其时,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与书信的第四大文体。这些文章思虑深湛,文采精拔,不仅是思想史上珍贵的文献,也是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品。魏晋论体文在艺术上呈现出新的风貌,成就斐然。主要表现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强烈的思辨特色,多样的论文形式,鲜明的语言美质。可谓为"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独步千古,颇具特色。

晋东南晋语词汇差异比较

通过对1247个方言常用词汇的实地调查,发现其内部一致性大于内部差异性,分布过半的词汇占总词汇的量约是分布不过半词汇的2.4倍。在此基础上,从词形和词义两方面将其与普通话词汇进行比较,从音节数量上看,晋东南晋语中单音节词的数量比普通话要多得多,保存了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的特点;从词的构成格式看,晋东南晋语有大量的分音词;从理性意义上看,晋东南晋语与普通话词形相同的词,其词义则不同。

三国魏晋南北朝骂詈语言说略

三国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詈词的转型期 ,这一时期的詈词数量明显增加 ,骂詈对象十分宽泛 ,骂詈的方式方法极其多样 。

从扬雄《方言》看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的地位

不少研究认为秦晋方言是扬雄时代通语的基础方言,但这种观点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扬雄《方言》中训释词的特征和性质是审视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地位的关键所在。以往研究关注的秦晋方言在训释词中的使用频次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需要把它跟训释词和秦晋方言的关系、训释词与其他方言的关系结合起来考虑。训释词的方言来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训释词为通语,但大部分来自秦晋方言之外;一类训释词不是通语,其中小部分与秦晋方言相同。因此,从训释词的方言来源看,《方言》本身并不能提供支持秦晋方言就是汉代通语基础方言这一观点的确凿证据。汉代通语应该是以“传统标准汉语”为基础,吸收包括秦晋方言在内的汉语方言成分而形成的,但不可否认秦晋方言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

魏晋言意观与西方语言观之比较——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为例

语言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是东西方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中国,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堪称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在西方,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对此问题作出高度思辨性的解说。双方看法相去甚远,但均以各自文化背景为依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简单套用任何一方的模式评判另一方,均是对对方的蔑视与歪曲;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理论价值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够进行平等对话。

论魏晋玄风下的中国佛教般若学言意观

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言意观,在对教义的理解上,在"言语道断—假言假象—忘象息言—求理象外"的体系建立上,在论述语言及其表述方式上,受到当时魏晋玄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比如对语言符号假有、空性的认识,对"形象"的认识以及提出的"顿悟"说等,拓宽了认识和意识能力的范畴,对后世影响甚深。

忻州方言补语研究

该文以忻州方言补语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法收集大量忻州方言语料,结合方言语料,以例句罗列和归纳的方式,对忻州方言的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程度补语、情态补语、数量补语、时地补语的表达形式和语法意义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得出其与汉语普通话补语中的不同之处,如趋向补语中的“开、上、下”等更多表示引申义,且复合趋向动词“起去”只在方言中使用,普通话不使用;情态补语相比普通话,中心语与补语之间通常由“得”连接等。通过比较分析,该文丰富了忻州方言的补语研究,提供大量语料实例,也为晋语语法研究提供一定的材料,具有一定价值。

魏晋六朝“文体”概念的语言维度阐释

魏晋六朝对"文体"概念持自觉的语言阐释维度,这种阐释理路虽不免推促文论的形式主义化倾向,但此种立足于语言形式的思考路向,可谓不缺位不越位的本位性文学研究,对于推进文学本质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