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觀在訓詁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以《金瓶梅詞話》爲中心

本文以《金瓶梅詞話》中的系列詞語訓詁問題爲例,從音、形、義三個角度展示系統觀在訓詁研究中的運用。認爲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本身、研究對象存在的背景以及與研究對象有關聯的事物構成一個具體的信息系統,這個信息系統構成研究視野,對這個系統中的信息掌握得越豐富,瞭解得越深入,研究視野就越開闊,也便更容易看清現象之間的内在聯繫,從而發現規律,解決疑難問題。如果目光只是局限於研究對象本身,那就是孤立摸索,往往“不識廬山真面目”,難得真相。

明清长篇家族小说及其叙事模式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样态模塑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叙事视角。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家庭家族类小说戏曲创作形成的历史基础。宋元时期的家庭戏对明代家族小说具有很大影响。明代家族小说的开山之作是被笼统称为"世情小说"的《金瓶梅》,以西门一家而及天下,以家庭交际圈来展现社会人生,呈现出家庭—社会半网络式叙事模式。《红楼梦》比《金瓶梅》有所发展,成为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叙事模式的典范之作。《林兰香》、《醒世姻缘传》、《歧路灯》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以家族兴衰或衰兴反映社会人生。明清家族小说不是特意寻找一种网状结构来超越线性结构,而是这种叙事结构与中国社会结构、人们的交际方式相一致,与小说内容相一致。

论《金瓶梅词话》的酒宴描写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许多酒宴场面。这些酒宴描写暗伏着家族的盛衰史,隐约透露出王朝兴亡的信息;凸显了人物个性,并借以刻画出人物群像;在衍生情节、组织结构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身体的敞开与性别的改造——《金瓶梅》身体叙事的释读

《金瓶梅》中细密的性行为描写,实际上是对"身体"的还原性敞开。这种精神的悬搁和对身体之实体性的直观把握,构成小说"写实"的基础,由此展示出晚明时期人之感觉性的生存情状和多元性、无根性的快适追求。但在这一"写实性"的身体叙事中,又隐藏着对女性性别的改造与重构。这一男性中心主义的叙事立场,使小说的"写实"含有了"非写实"的成分。其中内含的等式是:"女性"="欲望","女色"="情色";在这一非本真的显现中,所谓"客观性"="男性化"。

《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

校勘《金瓶梅》所引用的《水浒传》文字,举例,以说明该《水浒传》大约是何 种版本,并为探讨《金瓶梅》创作年代提供一个旁证。

《金瓶梅》方言研究及其他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它不但以独特的风貌显示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又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语言发展史上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随着《金瓶梅》研究的升温,对它的方言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本文对近一二十年的《金瓶梅》方言研究作一简单回顾,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张以理性代替热情,提高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

本文先以实证,列举“内阁本”或有意简略,或无意脱漏及多有错刻的现象,再从序跋、图象、眉批等不同角度论证了它不可能是崇祯本系统中的“正头香主”,而是二字行眉批本的翻刻本;同时兼论了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

近代汉语中被忽视的“和”类虚词成员“并”——以《金瓶梅词话》中“并”的用法及分布为例

“并”在近代汉语中应该是“和”类虚词中极为重要的成员,因为其主要的最常见的用法是用作表并列关系的连词,同时也用作伴随介词,《金瓶梅词话》中“并”的各种语法意义及分布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和”类虚词的“并”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但频繁使用则始于元明之际,到了《金瓶梅词话》时代,无论是使用的频率还是用法的多样性均达到了颠峰。

论《金瓶梅》的叙事建构与叙说特征

小说发展到《金瓶梅》时期,已经历了从故事的平面线性组合到立体多面性呈现的过程,叙事技巧正趋于成熟。《金瓶梅》就文本的叙事建构而言,可以分为借用、延展、脱颖出新几个过程以及对比互衬等叙说特征,由此成功地描绘出了一个虚拟而现实、复杂又多元的时代断面,纵横交错地展示了一个充满着悲情意味、富有地域个性特征的中国早期城市人们的生活境遇。

小说中的“小说”:《金瓶梅》与其他小说关系研究(一)

《金瓶梅》不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引申开发而来,而且还大量抄改了话本小说、公案小说等,形成了“小说中有小说”的独特文体现象。作者在引进这些小说时,插入了许多明代正德、嘉靖两朝的真实历史人物,以此表明创作主旨和意图。

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

《金瓶梅》与《红楼梦》都采用超现实宗教人物来预言或归结人物性格命运,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也都写到了形而下的宗教活动和世俗化了的宗教人物。不过《红楼梦》作为雅化的世情小说,其宗教书写更具有美学意味,三个神话具有空灵超越之美,是对神仙美学的继承与发展,使之具有了审美功能,并重建了神圣的品位。相比之下,《金瓶梅》中的得道高僧高道并没有为该书提供超逸的品位,而只具备叙事学上的预叙——总结功能;由于主体故事体现出正视人欲的态度,与因果报应框架构成强烈矛盾,还解构了宗教神圣形象,这与全书的审美品位是一致的。关于小说中各自的男主人公形象的宗教书写印证了这一区别。最后,《金瓶梅》的宗教书写更坐实,《红楼梦》则更灵巧。

《金瓶梅词话》中的动态助词

元代以后,“将、着、的”等动态助词无论在功能上还是用法上均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发展,这在由明人创作又刊行于明代的《金瓶梅词话》中得到了反映。本文对《金瓶梅词话》中的“将、着、的、子”等动态助词的使用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金瓶梅词话》“比”字句研究

从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对《金瓶梅词话》中的“比”字句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以较全面地揭示其内在规律。另外,通过与现代汉语的对比分析,试图探求从明朝末年到现代这一历史时期“比”字句的发展轨迹。

从悍妇到贤妻良母的变型——浅析李瓶儿性格演变之社会文化背景

《金瓶梅》的女主角李瓶儿以进西门庆家为分界点,此前,凶悍泼辣、狠毒势利、冷酷绝情、风流淫荡;此后,宽厚贤淑、慷慨善良、谦恭怯懦、温柔顺从。前后性格迥然,判若两人,令人费解。然而,这并非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创作疏漏,而是有其内在的心理根据:李瓶儿归属感的确立及自身情爱的满足和母性的力量是其性格演变的内因;客观境遇的变迁、潘金莲的欺凌、西门庆的家庭暴力是其性格演变的外因。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使了李瓶儿性格的异化。

试论《金瓶梅》人物批评的三个阶段

《金瓶梅》的人物批评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以《金瓶梅》刊刻时的序跋为代表的原始批评多滞留在小说名实的判断上;以张竹坡评语为代表的高峰批评则深入文本"脊髓",放射出理性的审美光芒;《金瓶梅》的人物现代批评呈现出多角度、多领域的纵深发展趋势。这三个阶段都是借人寓意的心态写真。

王世贞与《金瓶梅》的著作权

探索作者不必求新 ,《金瓶梅》作者的答案就在明人笔记中。《金瓶梅》1 2种手抄本源于王世贞家 ;被陆炳“诬奏”、“籍其家”、“沉冤” ,“托之《金瓶梅》”且最早拥有《金瓶梅》手抄全本的“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只能是王世贞 ;《玉娇李》与《金瓶梅》同出一人之手 ,《玉》作者是王世贞 ,《金》作者也应是王世贞 ;《金瓶梅》“指斥”的“时事”与王世贞家世相关 ,所写明代官吏多为王世贞的熟人 ;《金瓶梅》大量借用他书素材正是王世贞提倡模拟方法在小说创作中的实践 ;大哭李瓶儿与善写丧葬场面体现了王世贞的家庭遭际、哭癖个性与心理特点。吴晗文章及“非王”说未能剥夺王世贞的《金瓶梅》著作权。

传统与现代之间:世情小说的审美意识

在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中,世情小说的出现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世情小说在小说人物的选取、整体结构及小说的语言上,明显流露出不同于史传文学的新的平民化、世俗化的审美意识;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新变中,世情小说又表现出与史传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动机、创作原则、传奇性等诸多方面承袭了源自史传文学的传统的审美意识。可以这样说,世情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座桥梁。

《金瓶梅》的平民文化内涵

《金瓶梅》所展示出来的文化特征是平民文化。从经济活动上看,它是16世纪中国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体现出中国东部地区民众生存发展的丰富内涵;从宗教意义上看,小说生动而又十分丰富地展示了民间宗教的活动场景与信仰状态;从哲学思想上看,它以各种方式阐述了民众的人生态度,尤其是人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关系;从政治态度上看,小说从平民百姓的视角,通过对政府官员故事讽刺性的叙述和评价,表明平民大众对政治的鲜明看法。《金瓶梅》的平民文化内涵,标志着中国小说对现实平民百姓命运的关注,成为明代社会平民文化的重要文本。

论《姑妄言》对《金瓶梅》叙事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姑妄言》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富、艺术特色鲜明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它与《金瓶梅》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在叙事艺术上也存在着大量的承继与创新之处。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来看待《姑妄言》对《金瓶梅》叙事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对于理解中国世情小说的发展演变有积极意义。

《玉娇李》与《续金瓶梅》关系考论

《续金瓶梅》在人物命名、人物命运等多方面受到《玉娇李》的影响,这就明确了前者在创作时确实参考了后者。当下《玉娇李》研究几乎全是研究《金瓶梅》的副产品,而对《玉娇李》本身及其对《续金瓶梅》的影响研究不够。丁耀亢当是通过诸城丘家见到或听到过《玉娇李》。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似乎看过《玉娇李》。《玉娇李》与《续金瓶梅》之间关系的发现对《金瓶梅》研究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