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汉代京都赋的城市文化意蕴

作为汉代大赋的主要门类之一,京都赋是汉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恢弘的宇宙意蕴、深刻的伦理意义,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

论杜诗对王安石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安石对杜诗有很高评价,杜诗对其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安石诗歌关心国事民生,并化用了许多杜诗。他的集句诗直接使用了很多杜诗。王安石使用了很多杜诗典故,注意诗句锤炼,也学习了杜诗句法。但是,王安石诗好发议论,以秽恶入诗,多应酬之作,又用典太多,有以文为诗之病,表现出与杜诗的很大差异性。他成就最高的晚年绝句也与杜诗无涉。总体上,王安石诗与杜诗有较大差异,艺术上也相差很远。

元代名儒郝经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元初著名文人郝经对李白杜甫非常尊崇,他称赞李杜"兼魏晋以追风雅",是"自《三百篇》之后的极致"。他以书法象喻李杜,称杜甫之诗为楷,李白之诗为草。他在作品中反复呼唤、问询李白,要与李白游,与李白语,羡慕李白"醉眼高一时","挥洒多文辞"。他对杜甫十分景仰,将其与孔子对举,认为孔子、杜甫虽为贫士,但贫士孔子却"道弥高",贫士杜甫却"诗益公"。他受杜甫喜爱咏赞诸如骏马、雄鹰等矫健动物的启发,有感于赵邈龊的画虎,油然而生"要得猛士建太平,坐令四海皆澄清"的壮怀。他引赵秉文的话,称赞他的业师元好问的《箕山》《琴台》等诗歌是"少陵以来无此作",由此可见他对杜甫跨越时空价值的一种认同与礼赞。

杜诗引《诗》考

“引用”是我国古诗文创作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杜诗引用《诗经》经文共约708处。本文对杜诗引《诗》所涉及的篇目、各篇引用的次数,及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点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

本文认为自明代以来形成的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赠花卿》一诗本身看,诗中音乐不一定指宫廷的音乐;从花敬定的功与过、他对朝廷的所持的态度及杜甫对他的看法判断,《赠花卿》不当暗含讥讽;从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看,花敬定也不可能使用朝廷礼乐。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源于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方法和特定的学术背景,源于以史证诗研究方法的错误运用。

杜诗记载的唐代荆湘地区寒冬及其古气候意义

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诗中,有15首记载了公元768和769年唐代荆湘地区连续2年冬季出现的寒冷气候。公元768和769年冬季,洞庭湖及以南的潭州(今湖南长沙)地区出现降雪,公元769年早春甚至出现洞庭湖局部结冰的现象。杜诗记载的冷冬及洞庭湖结冰事件,在其他史料中未曾发现,是对史料中唐代洞庭湖地区寒冷和结冰记录的补充。公元768和769年气候寒冷事件发生在8世纪中叶以后,是公元750年之后唐代气候变冷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西都赋》和《西京赋》中的长安意象与都市理想

城市意象是对城市审美解读的成果,是由城市观念、城市想象与城市建设共同浇铸起来的产物。《西都赋》和《西京赋》中的长安意象也正是辞赋作家对汉都长安的美学解读。二赋从实体空间、城市活动这时空两方面塑造了奢华壮丽物欲横流的长安意象,体现了一个典型的欲望都市。但是这欲望都市的意象是通过辞赋作家的有意筛选和突出而格外鲜明起来的,是由特定都市理想反向建构的产物。班固、张衡所持的都市理想是基于礼制和德性政治的,他们认为理想的都市应该是德性政治的匹配物,都市美学的原则应该是秩序和节制,从而对欲望长安持根本的否定态度。在都市理想中,映射的正是当时的思想文化和哲学观念,这也是城市意象解读背后更为深层的理论支持。

论杜甫荆湘诗的悲剧色彩

杜甫在荆湘时期的诗作有153首。衰老漂泊、贫病交加以及理想的无法实现等因素使得杜甫此时期诗歌具有伤感和日趋衰飒的情感基调,呈现浓重的悲剧色彩。从悲的对象来看,可以分为悲友人、悲己、悲社会时代,其中悲友人亦是悲己。杜甫的一己之悲是多层次的,有生存危机和生死之悲的嗟叹,还有政治上的被弃和理想幻灭感。杜甫荆湘时期的悲歌主要以漂泊途中的所见所闻反映当时的民困和战乱,以人民之悲为悲,同时在回忆性的诗句中抒发昔盛今衰的历史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