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园林——浅议中国传统园林的象与境

该文在时空两个维度论证中国传统园林“境生象外”的特质。首先陈述“园以人存”的普遍现象,通过比较中西哲学,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生问题为主题,园林作为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艺术,实为生命的工具、人生价值的载体,与主人在儒家“三不朽”价值体系中共享永生,是时间维度的“境生象外”。其次,园林设计遵循“天人合一”原则而不拘泥于固定形式,追求主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相处,是空间维度的“境生象外”。最后总结了传统园林时空上的“象”虽变动,而其“境”的底层逻辑和价值标准却始终不变。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传统园林的流变、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下园林形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流域生态补偿的共同立法构建——以京津冀流域治理为例

流域生态补偿的地方共同立法不同于地方协同立法,流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其在跨行政区域事务中具有不可分割性,采取共同立法的效果要远大于协同立法。流域生态补偿协同立法的核心在于根据一定的目标和标准分别进行地方立法,其与流域的整体价值不相符合。流域生态补偿地方协同立法应转向地方共同立法,构建区域内统一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流域生态补偿地方共同立法的核心在于立法者对流域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关系进行统一考量,不是仅对流域内各区域的生态利益补偿进行立法。流域生态补偿地方共同立法能通过同一的地方法规,调整各区域间流域生态保护和水资源转移的利益分配和补偿。开展京津冀三地流域生态补偿共同立法在国内具有以点带面的典型意义,在立法样态方面,三地立法机关应共同起草《京津冀流域生态补偿条例》,明确宗旨、原则以及京津冀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规定协商管理、利益补偿标准、利益补偿方式、法律责任等制度和规则;在立法程序方面,关键在于平衡三地的利益关系,坚持平等合作和协商一致,《京津冀流域生态补偿条例》应由三地的立法机关分别审议和通过,共同署名同时发布,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冯京“由商而士”问题探讨——北宋时期社会流动的一个实例

北宋中期官至执政大臣的冯京,其先人既非高官显宦,也非富商豪贾,只是家境较殷实,因进纳而获得低级官员头衔。冯京是否一定出身商人家庭,虽无法确考,但他及其家庭无疑是上升型社会流动的一个实例。冯京实现社会流动,是由于在科举、联姻、仕宦等方面均获得"成功"。冯氏家庭的兴盛时间仅七八十年而已,又一次表明在社会流动增大的北宋时期,很难出现"百年之家"。

论陈淏子的《花镜》

陈淏子《花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园艺专著。它记载了三百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栽培方法,总结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的经验,指出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强调"人力可以夺天工"(人定胜天)的思想,与米丘林的"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而是要向自然索取"的观点基本相同。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

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被目为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且同时也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批判。

论太平经的“和谐—美”思想

世界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维持着整个世界的和谐。成书于我国东汉的《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蕴涵了丰富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太平经》所言“生—美”、“寿—美”,还是“与道合一”的“道—美”最高境界,都无不蕴涵着“和谐—美”的思想。和谐是一种美的状态,一种美的境界,一种审美标准。在《太平经》中具体表现为自然和谐美、人与自然和谐美、人与人和谐美和自我身心和谐美。

庸人为三苗遗裔——荆蛮的一支考辨

庸人是三苗部族被尧、舜、禹三帝连续不断的打击,并最终彻底征服的过程中,避难于鄂西北深山中休养生息的三苗遗裔——荆蛮的一支,因其善于在山地筑城并建国,逐渐成为山地之群蛮的盟主。庸人的族属应该是从荆蛮中分支出来的山地之蛮——庸蛮。

连接“道”与“人”的桥梁——老子“天德观”思想及其德育价值

老子思想中,与"道"最密切的概念是"德"。"德"是"道"化生万物过程中的最初产物,是纯朴未散、有质无形的"炁",也是畜养万物、决定万物发展方向的支配性力量。明确了"道"与"无"、"德"与"一"在老子哲学体系中的对应关系之后,老子思想中"天德"的意义和地位才能突显出来。"天德"是人德的内在决定力量,人在婴儿阶段都曾丰厚地拥有过,而随着人的成长,"天德"不断消耗,人也愈难与之相应。"天德"支配善恶又超越善恶。"德"的系统性和"道法自然"的总原则决定了"天德观"视野下道德的开放性。老子"天德观"有助于重树道德信仰,呼唤德育"修身"范式的实质性回归,并指向了德育生活化的灵魂所在。

聊斋学夜话(一)

广义的蒲学和聊斋学,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以"红学"的称名为标尺,不妨把整体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称为"聊斋学",把狭义的蒲学研究称为"蒲学",置于"聊斋学"的框架之下。蒲氏一族何时定居淄川,至今仍是一个存在歧说而没有最后解决的问题,淄川蒲氏"‘自元代受秩’始迁淄川,其后遂土著焉"的说法不能成为定论。依据现有记载,可以把蒲氏阖族迁居满井庄的时间大致定于元末明初的四十馀年之间。至迟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满井庄易名蒲家庄之事已经发生,路大荒《蒲松龄年谱》云事在"明末",应予辨正。前野直彬《蒲松龄传》云蒲璋曾改名杨元鼎,是一种由于误读文献而出现的错误,应予纠正。

汉代经学与诗学理念

经学是汉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汉代文化与学术的主体。汉代诗学把“天人感应”落实到“仁”与“和”上,确立了诗和艺术存在的终极原因和终极价值。以“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作为艺术创作的纲领与原则,以“比兴互陈”和“以史证诗”作为艺术阐释与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使诗学成为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诗学精神与理念也只能是经学语境中的特定产物。

张仲景“道法自然”养生观浅析

张仲景认为饮食要顺机体之宜忌,避邪要顺天地之刚柔,无私、寡欲才能到达清静的境界,只要保持思想清静,便能获得调养精神、却病延年的结果。自然之道不仅是宁静的,还是包容的,为大仁大爱所充满的。因此,在养生方面,张仲景特别强调,作为一个爱惜生命的人,一个懂得养生的人,要常怀仁爱之心,善待他人,善待自己,善待自然。只有懂得这种发自内心本性的道理,才会理解什么是爱,才会对自己、对他人、对世间万物流露出爱意。仲景所讲的"爱"是养生学意义上的爱,有一颗发自本性的仁爱之心,善待世间万物,如此方能形与神俱,颐养天年。

精气神学说论男性房事养生

从精气神定义、精气神互化、天人相应、调神、节精、药补、食补等方面,论述精气神学说在男性房事养生中的哲学意义。由于气和精能充养神,神能反作用于精和气。气和精之亏损可赖食补,药补,调神则靠挖掘传统的修性养神的知识去实现,达到精神稳定而快乐的健康状态。气和神不能化精固精会出现阳萎,反之,性寿命延长。本文强调性幸福与长寿的统一性及具体调理方法。

岭南医家黄仲贤《慢惊条辨》述评

《慢惊条辨》为清光绪年间广州人黄仲贤所作。本文对《慢惊条辨》的作者、版本进行考证,总结其主要学术观点,探析其对岭南儿科学的意义,具有医学和学术史研究价值。

基于天人相应思想探讨《神农本草经》中药物功效

天人相应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用该思想来解读同样在传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中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以夏枯草、苍术、蛇床子三味中药来具体诠释《神农本草经》中的相应条文,探讨植物生长环境及习性与其药效药性之间的联系,进而点明天人相应思想的指导意义,以冀有助于中医药的研究。

儒学新生面的开启——王船山易学视野下的天人之学

明清之际,反思与重建、正学以开新成为儒者面临的时代主题。王船山近取张载,远绍易经,选择了一条不同于程朱陆王的崭新学术道路:在大易"幽明隐显"的视野下,以易道生生无穷言天人一体无隔、相继无已、人性日生日成之历程,并塑造了"延天佑人"的理想人格,从而开出了儒学新局面。

《太平经》中的易医思想研究

《太平经》为东汉末年所产生的一部道教经典著作,主要体现了早期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现仅就其中所蕴含的易医思想,从四个方面,即天人合一的生命观、诚静的养生观、中和的生育观、生命超越之境进行深入探讨,更多地体现了汉代象数易学在道教医学中的具体运用,从而表达了其天人合一的终极生命大道理想。《太平经》的著作者希冀采用汉代象数易学所构建的天人宇宙生成图式来完善自己的太平理想之道,虽不免掺杂早期道教封建迷信色彩,然而其“太平者,以道行”的生命价值理想依旧值得我们后人借鉴与学习。

《山海经·山经》对十二生肖的影响

《山海经·山经》伴随了十二生肖的形成。《山海经·山经》成书早于十二生肖,其作为巫书的使用可能影响生肖动物符号的产生;《山海经·山经》的山神动物共归纳为9种,分别是鸟、龙、马、猪、蛇、兽、牛、羊、虎,与生肖动物大部分重合,《山海经·山经》对山神动物的选择奠定了选择生肖动物的基础;《山海经·山经》上承动物与动物的组合,首创人与动物的组合方式,十二生肖更进一步发展,与人类灵肉结合,使动物附属于人类。《山海经》对山神形象的选择,影响了人们对生肖动物的选择;人兽形体组合的结合方式,影响了生肖动物与人类结合的方式,体现了人类自我意识从开始觉醒到彻底觉醒的过程。

简帛《老子》“大器免成” “天象无型”解——兼说道家型、器之譬

从器物制作之工序层面可以解释《老子》"大器免成""天象无型""大制无割"等句文意。传世本与简帛古本《老子》"大方无隅"等句因为关键字词及章句理解的差异,衍化出两个面貌不同的版本系统: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的简帛古本作"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天象无型,道殷无名";西汉晚期以来的传世本则作:"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钱雷《附录》及其医学思想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附录》是一部稀见的明代中医著作。"国会本"版本良好,曾出入多位医学、文化界名人之手,流布序列较完整。该"附录"反映了明代宁波籍名医钱雷"良医出儒,以儒为医""以实求事,经世爱人""博采诸家,批判继承"等三方面医药思想。钱雷的医药思想与浙东文化传统、地域士风存在一定互动。通过对"附录"所收《胎元图》的研读及跨文化、跨领域图像学对照分析,可以发现钱雷及以其为代表的部分明代上层医师在解剖性图像绘制方面处于领先水平;有关胎儿的图像精准度高于其他脏器,反映了明代中医妇产(女)科、生育民俗对人体结构的独特认识。

北魏设立广州及其防御格局的转换

北魏末年因徙蛮政策失当,引发荆蛮外叛。平定李洪叛乱后,北魏设立南广州。永安元年,费穆解荆州之围,北魏调整南疆区划,在南广州基础上,分荆、司之地置广州。因间隔甚短,致使《魏书·地形志》南广州与广州并存,且所领郡县多有重合。北魏分裂后,广州倒向西魏,成为洛阳滞留贵族入关的枢纽,防御重心即由抗拒晋阳威逼转换为遏制东魏西进,由此卷入东西势力角逐中,因而反复易手。武定五年,侯景叛东魏,将广州献给西魏,东魏遂将广州治所从鲁阳迁至襄城。通观北魏置广州及迁治的过程,其防御格局的转换与中国政治格局从“南北”转向“东西”同步,隐含着内陆边疆的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