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林》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焦延寿所著《易林》一书,在西汉易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在易学思想上,《易林》上承孟喜之卦气说,开创“焦林值日”法,并将“阴阳灾异”说、“五行”说、“纳甲”说等说易方法传授于京房,下启京房之象数易学,最终促使孟、焦、京易学体系的形成。焦延寿还在占筮方法上进行了革新并启发了京房的“金钱代筮法”。焦延寿在《易林》中大量采用四言韵语林辞,极具文学价值,对后世易学著作注重文辞的文学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夫之诗学中的意境论

在20世纪的王夫之诗学研究中,意境论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一些当代学者虽然对王夫之的意境论给予高度评价,但在若干重要的问题上,未曾取得一致意见。本文认为,王夫之对关涉意境本质的情景交融说和超以象外说均有独到的贡献。这与他作为中国诗学的集大成者的地位是相称的。

敦煌本《升玄内教经》的南朝道教渊源

文章试图通过对敦煌本道教《升玄内教经》中南朝道教渊源的辨析，揭示这部经典在承袭魏晋以降南方道教各派教法的基础上，受到当时玄学风尚的影响，借鉴大乘佛教般若性空思想和中观学说，对中国固有的道教传统教义的哲理化改造。作者指出这种改造实际上反映了中古道教在道家精神和佛学智慧的交互启迪下消除巫术，追求理性的探索过程。

子夏“乐教”与《大司乐》的由来

在儒学教育中,“乐教”的传承最不明晰,《乐经》之有无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战国初年,孔子弟子子夏在魏国从事儒学教育,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魏文侯作为子夏弟子,不仅服膺儒学,向子夏请教“乐”学问题,而且撰写《孝经传》宣传儒学思想,在其国内推行儒学教育。他的乐工窦公保存有《大司乐》文本,应该和当时魏国所推行的礼乐教化有关。因此,《大司乐》应该是儒学“乐教”文献,而《乐记》则极有可能是子夏、窦公等人对《大司乐》的具体解说。事实证明,子夏在魏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乐教”理论和实践。通过现存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大司乐》是孔子晚年确定的儒学“乐教”教材,涵盖了儒学“乐教”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孔子逝后,子夏将其带到魏国加以传播,魏国乐工窦公保管了这份文献并由其后人献给了汉文帝。《大司乐》后来被整合进《周礼》中,长期作为儒家“礼学”文献,掩盖了它实际上是古《乐经》的事实。

谢晶日从“治中焦如衡”论治胃癌前病变

总结谢晶日治疗胃癌前病变的经验,谢晶日在治疗胃癌前病变过程中兼顾脾胃属性之不同,始终以"治中焦如衡"为大法,补虚泻实、升降并调、寒温并用、燥湿相宜,避免用药偏执,从而达到以平为期。

关于《乐经》文献问题

《乐经》为先秦儒家“六经”之一。汉武帝时立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而《乐经》乃汉平帝时王莽奏立,后人多以为其托古改制,非文字典籍,只是三代遗存的曲调曲谱。然而,孔子“乐教”虽与音乐有关,但主要指向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乐经》不是曲调曲谱,可通过传世文献的正反两方面证据得到证明。儒家“六经”并非孔子创作,而是有丰富文献积累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竹书能够证明这一点。孔子在当时流传的历代文献基础上,选择和整理并加以阐述有关文献以作为其弟子们学习的教材。如果承认《乐经》作为儒家经典的独立存在,并进行认真而细致的文献梳理,《乐经》文献问题是可望获得解决的。

高脚竞速两种起跑技术的比较研究

在＂高脚马＂教学研究中,发现＂站马式＂起跑技术具有可行性,技术上比原式起跑更有先进性,应该大力提倡,也需解决＂高脚马＂器材的研制和标准化生产问题。

皎然取境说浅论

皎然的取境说在中国古代意境理论发展史上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意境”概念,提出了“取境”理论,在理论上取得重大进展。其境论主要体现在取境、缘境及境象有虚实等几个方面,对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的规律,做出了简明概括,对后世意境理论的完善和成熟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应物修习《楞伽经》过程及影响考论

在韦应物的习佛历程中,《楞伽经》据立要津。一般认为韦应物接触此经始于其寓居洛阳同德寺时期,后其游赏滁州琅琊寺也常研习此经。其实在寓游这两寺之前,青年韦应物任右千牛卫于大明宫期间,便可因大安国寺净觉禅师而知闻此经,韦氏研读此经除宗教层面原因之外,还与其家族因素相关。且韦氏晚年领刺苏州时,在吴中地区与皎然、顾况等诗人交游,也有《楞伽经》因素。韦应物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受到了《楞伽经》"如幻"等思想的影响,其素食等习惯的养成也与《楞伽经》密不可分。

焦延寿易学源流考论——兼论《周易》在汉前的传承

西汉易学最为著名的一派为"孟京易学",即孟喜和京房的易学。但是在其二人之间还有个纽带人物焦延寿。焦氏易学与孟喜易学乃一脉相传,并传授与京房且由后者发扬光大。焦氏易学中的重要思想"焦林值日法"和"阴阳灾异说"便是明证。孟、焦、京易学渊源有自,不曾离经叛道,更未背叛师门。

皎然意境理论的主要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皎然的诗论中关于意境论的建构不仅在唐代诗论中极具代表性,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其意境理论中,皎然将禅之心境、道之意象、儒之比兴综合起来论诗,对后世意境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景教在中国的活动与北京的景教遗迹

以基督教的支派之一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为背景 ,介绍目前尚鲜为人知的景教遗址———北京房山景教崇圣院———十字寺的情况及其文物遗存 ,初步考察、分析了该遗址的历史价值 ,并通过这所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景教寺院遗迹 ,透视景教在中国两度兴衰的宗教、文化原因和政治、经济、社会原因。

刍议现存敦煌唐代景教文献的真伪问题

随着2006年洛阳唐代景教经幢与幢文《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的问世,以及李盛铎旧藏敦煌文书整体在日本以《敦煌秘笈》的形式影印刊布,原本扑朔迷离的唐代景教敦煌文献大体已经可以梳理清楚。敦煌卷子伯希和P.3847包括的《三威蒙度赞》《尊经》为唐代敦煌文献本无疑异;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中《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等敦煌景教文献的可信程度非常高;而《大圣通真归法赞》《宣元至本经》,绝非李氏藏品,内容也与洛阳景教经幢幢文不符,应该可以判定为伪书。《一神论》与《序听迷诗所经》近年来始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但所提两类证据都不足以肯定其为伪作。

《金匮要略》当归芍药散主症“㽲痛”辨析

“当归芍药散”出自《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以治疗妊娠妇女腹痛,原文“妇人怀娠,腹中㽲痛,当归芍药散主之”,后世医家广泛运用效果显著,但其文简义奥、年代久远且各医家对方义理解和临床体会不尽相同,因而“㽲痛”的性质颇有争议。通过研究笔者认为“㽲痛”当指急痛,主要依据一是各家争鸣认可“㽲痛”为急痛者众多;二是文字溯源,更支持“㽲痛”为急痛;三是妊期诸疾伴腹痛者多为急痛;四是剂型选择,张仲景选用散剂多针对急症;五是方药详解,尤重芍、芎,以酒为引,符合急痛病机;六是现代临床,当归芍药散亦常用于妊娠急痛症。明晰“㽲痛”的性质为急痛,可为当归芍药散的临床应用以及妊娠腹痛的辨治提供更多参考。

唐代景教之地域背景及名称质疑

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由波斯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传至长安。在唐代以至后代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均记载阿罗本为“波斯僧”,他在长安所建的景教会堂在最初一百余年间亦被称为“波斯寺”,由他传入的教义被称为“波斯经教”。可是,明代(1625年)出土、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却称阿罗本为“大秦国大德”。碑文诠释了“景教”教名的来历,却只字未提“波斯经教”或“波斯寺”。文章就历史文献记载的差异,对景教的地域背景及名称提出质疑。

李白之创作与道士及上清经

李白深受道教的影响,前人虽然考虑到其歌词与道教或神仙思想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指出过其直接的根据。从他的文学表现以及传记事实来看,可以说李白深受古上清经影响。他的道教背景又有一位叫做焦静真的女道士,而这位道士是司马承祯的后继者之一,也是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的师傅。这样一来,李白以及三个关键人物可以连系在一起从而解决关于李白入长安的问题。

《全清词·雍乾卷》补遗75首

《全清词·雍乾卷》是迄今为止收录清雍正、乾隆间词最完备的集子。然而,清人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仍有不少佚词有待搜罗。今从《药房诗稿》《思俨斋诗钞》《江都焦氏家集》等集中辑得4家漏收词作75首,并对失收词人生平略作考述,以期对清词研究有所助益。

说“大惊小怪”有“大呼小叫”义

宋元以来,语言中的＂大惊小怪＂词义有了转化。差不多出现了＂大呼小叫＂义,有的地方几乎同＂大惊小怪＂可互换。＂大惊小怪＂的这一变化原因历史文献中并无过多的反映,不过仍有迹可寻。

针刺上下肢同名经交叉对应穴治疗原发性膝关节骨病的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针刺上下肢同名经交叉对应穴治疗原发性膝关节骨病的临床效果。方法:收治原发性膝关节骨病患者226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取针刺膝关节局部治疗,观察组采取针刺上下肢同名经交叉对应穴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疼痛积分和总有效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针刺上下肢同名经交叉对应穴治疗原发性膝关节骨病的临床效果显著。

《说文解字》等文献所载“胫、胻、骹、交”考

《说文解字》中“胫、胻、骹”都与人体部位小腿有关,鉴于《说文解字》与儒家“五经”的密切关系,为了详细准确地考证区分它们,联系《十三经注疏》、《黄帝内经》等多种文献探析其语言学、中医学内涵。《说文解字》中“交”与小腿有关,并且与“骹”的语源学意义相关,故一并进行考察。另外对涉及到的相关词汇也予以辨析,同时考察这些词汇在《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医大辞典》中的收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