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农牧业氮素环境排放特征和脆弱风险评价

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农牧系统发展迅速,进而导致源于农牧生产系统的氮素损失增加,给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因此农牧系统精准优化调控具有重要意义。农牧系统氮素损失风险评价则是系统精准优化调控的重要前提。鉴于此,本文利用NUFER-county模型对京津冀地区农牧业氮素环境排放进行估算,并根据《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划定的京津冀5个农业生态功能区,结合文献综述,确定不同地区不同形态氮素损失风险阈值,并划定该地区氮素损失风险脆弱区,从而实现根据区域功能分区进行区域尺度不同形态氮素损失风险的精准划定。本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农牧系统总氮损失约为157.001万吨,单位面积氮素损失量为221.64 kg·hm^(-2),氮素损失风险总体较高,所有区域均存在风险。就空间分布来看,氮素损失较为严重的地区为山前平原高产区、生态涵养山区和都市高值农业区,且不同形态氮素损失拥有相似的空间变异规律,主要与当地的农业生产强度、化肥施用量和畜禽养殖量有关。此外,京津冀地区整体来看,氨挥发损失风险较高,硝酸盐损失风险相对较低。基于以上内容,未来可以针对京津冀不同农业生态功能区的氮素损失风险区进行分区分步优化,积极推广应用农牧业氮素分区精准管理调控措施,降低并尽可能消除农牧业导致的氮素损失风险,这对于该地区农牧业未来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评估

为了评估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对"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的效果,利用"2+26"城市"散乱污"企业清单,结合巡查期间279家"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调查数据,利用污染物治理成本法,对重点行业"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家具制造与板材加工和塑料加工行业是"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的重点行业,这两种行业的企业数量分别占"2+26"城市6. 2×104家"散乱污"企业的35. 2%和15. 9%.(2)京津冀地区"散乱污"企业中砖瓦窑行业企业扣除环境治理成本后的产值利润率为2%,家具制造与板材加工行业企业扣除环境治理成本后的产值利润率为负值(-2%),均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利润率;"散乱污"企业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企业利润,扣除环境治理成本后,企业盈利能力很低,需要升级改造或予以淘汰.(3)规模越小的"散乱污"企业,环保治理设施与投入越少,这些企业也基本不缴纳税收,导致微小型"散乱污"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规模以上企业.(4)"2+26"城市"散乱污"企业中砖瓦窑行业企业就业职工数占规模以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职工总数的9. 1%,家具制造与板材加工行业就业职工数占规模以上家具制造行业职工总数的50. 3%."散乱污"企业的取缔整改,将对"散乱污"企业集中分布地区的劳动就业产生一定影响.研究显示,"散乱污"企业过去总体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效益的黑色经济.

城乡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进程比较——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城乡一体化评价

在考虑指标具有代表性、数据易得性等原则下选择了9对既可地区比较也能进行进程监测的比值指标评价体系，对2013年全国各省市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比较排序，并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3省3市2008～2013年间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监测。结果发现，从2008～2013年间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呈波浪式上升态势。尤其2011年以来，3省3市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呈收敛趋势，表明我国城乡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城乡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3省3市城乡一体化江苏表现最好，城乡一体化水平呈现较为缓慢的上升态势；而河北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与其他3市2省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且这种差距并无缩小的态势。

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类型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乡村经济类型是对在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上具有相对一致性的乡村经济体的高度抽象,对其进行划分并对其时空格局演变进行分析是制定乡村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模比系数法进行乡村经济发展程度的划分,分别采用以不同产业占总产值比重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进行主导产业类型的判定,将两个判定结果相结合最终确定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的类型。依据此方法对1994—2009年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近15年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程度经历了脱贫期、成长期和提升期;主导产业类型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再向商贸业主导演变,综合发展型乡村的数量则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总体来讲,京津冀地区共有4个区域,其内部的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变具有相对一致性,可以分别作为政策扶持的类型区。

京津冀地区次中心城市高技术产业动力缺陷--以石家庄市为例

以河北石家庄市为例,运用企业问卷调查和重点企业访谈等方法,探讨京津冀地区次中心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力缺陷。研究发现,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资源缺乏直接导致次中心城市难以依靠内力实现自主发展。由于不具备集群优势和要素价格优势,次中心城市成为中心城市产业扩散的"真空地带",因而缺乏足够的外力驱动。然而,次中心城市还要受到中心城市极化效应的影响,有限的高级要素资源大量外流。这种内外乏力的状况具有深厚的文化制度背景,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制度安排不仅降低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效率,还阻碍外部资源便捷通畅地进入。定向引进资本、推进制度创新、培养企业家精神以及扶持焦点企业等是未来改进的关键。

京津冀都市圈经济与“长珠三角”之比较及其发展取向

通过统计数据,建立经济评估体系,对三大都市圈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表明:京津冀的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与"长三角"、"珠三角"有一定差距;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内工业结构趋同。与"长珠三角"比较,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的发展存在较大空间。应把充分利用地理、资源和人才优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作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取向。

京津冀地区民用机场交通可达性及其与人口密度的关系研究

京津冀机场群协同发展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场交通可达性研究是明晰机场服务范围,促进机场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分析机场可达性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京津冀地区机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运用成本栅格加权距离算法,在GIS支持下,计算京津冀地区民用机场的交通可达性,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进而探讨京津冀地区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分布的关系,揭示京津冀不同区域和不同小时圈中机场可达性与人口布局的内在机制,为区域机场协调发展、促进京津冀地区机场合理规划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机场可达性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中间地区强于边缘地区的趋势。机场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随着机场可达性百分比的增加,人口密度百分比成减小的趋势,相关系数达-0.73(P<0.01),这种负相关关系可以通过幂指数的方程来定量表达;1.5小时圈是目前京津冀地区机场可达性与人口布局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反映了机场服务范围与人口分布的关系;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三地,机场可达性与人口布局的相关性差异显著;北京和河北省地区的机场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主要作用圈在1~1.5 h圈;天津地区的主要作用圈在0.5~1 h圈,主要与城市规划和机场布局相关。在未来的机场规划中,新建机场应在1.5 h圈范围以外,同时考虑区域的人口密度状况。

6.25km高分辨率降尺度数据对雄安新区及整个京津冀地区未来极端气候事件的预估

基于RCP4.5情景下6.25 km高分辨率统计降尺度数据,使用国际上通用的极端气候事件指数,分析雄安新区及整个京津冀地区未来极端气候事件的可能变化。首先对当代模拟结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集合平均模拟可以较好地再现大部分极端气候事件指数的分布,且对与气温有关的极端气候事件指数模拟效果较好。但也存在一定偏差,特别是对连续干旱日数(CDD)的模拟效果相对较差。集合平均的预估结果表明,未来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雄安新区及整个京津冀地区均表现为极端暖事件增多,极端冷事件减少,连续干旱日数减少,极端强降水事件增多。具体来看,到21世纪末期,日最高气温最高值(TXx)和日最低气温最低值(TNn)在整个区域上都是增加的,大部分地区增加值分别超过2.4℃和3.2℃;夏季日数(SU)和热带夜数(TR)也都表现为增加,但两者的变化分布基本相反,其中SU在山区增加幅度较大,平原地区增加幅度较小,而TR在平原地区的增加值较山区更显著,两个指数未来增加值分别为20～40 d和5～40 d;霜冻日数(FD)和冰冻日数(ID)都表现为减少,减少值分别超过10 d和5 d;与降水有关的极端气候事件指数,CDD、降雨日数(R_(1mm))和中雨日数(R_(10mm))的变化均以减少为主,但数值较小,一般都在-10%～0之间;最大5 d降水量(R_(X5day))、降水强度(SDII)和大雨日数(R_(20mm))主要表现为增加,增加值一般在0～25%之间。从区域平均的变化来看,与气温有关的极端气候事件指数的变化趋势较为显著,与降水有关的极端气候事件指数变化趋势较小。两个区域对比来看,雄安新区模式间的不确定性更大,反映出模式对较小区域模拟的不足。

我国城市跨界公共危机与整体性治理——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京津冀一体化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然而现阶段的城市跨界公共危机却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障碍。文章针对京津冀城市群跨界公共危机的新特点,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运用系统规范研究方法对公共危机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揭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流程、治理机制方面存在的困境,并尝试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给出相应对策,以期提升跨界公共危机治理水平。

京津冀地区一次臭氧污染过程的数值模拟分析

利用区域空气质量模型对京津冀地区2015年6月21日至27日一次近地面臭氧污染过程进行模拟,识别了京津冀地区的臭氧生成控制区,并对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的臭氧及其生成前体物NO_x和VOCs的来源进行解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除部分城市的中心城区为VOCs控制区域外,大部分地区为NO_x和VOCs的共同控制区,因此控制NO_x和VOCs排放均有利于减轻臭氧污染。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的NO_x和VOCs以本地贡献为主,但区域间的相互传输对各城市的臭氧浓度有很大影响。保定、承德和张家口本地NO_x排放对本地的NO_x贡献分别为89%、88%、95%;本地VOCs排放对本地的VOCs贡献分别为54%、33%、50%;本地排放对本地的臭氧贡献分别为14%、13%、18%。

浅析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专利问题

京津冀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一。从专利的视角,对比分析京津冀地区研发活跃的程度、技术对经济的促进程度以及三个地区的研发主体及其技术优势领域。整体看来,虽然北京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不可动摇,但资源利用率相对偏低;天津的互联网相关技术领域正处于发展热点,高校研发优势正逐渐体现;河北省研发潜力较大,当地GDP对专利较敏感。京津冀应当加强技术研发领域的合作,用技术研发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1986—2013年京津冀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面板数据,使用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研究了京津冀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了京津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及双向因果关系。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针对如何制定和落实京津冀区域碳减排政策,以及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环境治理的目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金融聚集与经济收敛——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对比分析

利用2000—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38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从金融聚集和经济收敛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一体化背景下的协同发展路径,并将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呈不同的空间辐射模式;具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存在显著的σ收敛和β收敛,但是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不仅未呈现出趋同效应,反而表现出发散特征,表明河北在信贷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流失现象,金融对当地经济贡献微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的σ收敛呈发散趋势,但其β收敛和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均呈现出趋同效应,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聚集的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引入博弈论方法来研究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合作问题,把京津冀三方行政主体看作博弈的局中人,关注其中的"核心"问题——三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如何分配合作利益、如何建立有效的磋商机制以及协调机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同时,提出应当在区域补偿、区域发展、产业布局三个方面寻求政策的改善。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冬奥会的召开对冀北地区的影响

北京联合张家口成功获得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权,将极大地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尤其是对冀北地区社会民生方面发展的影响巨大。因此,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冬奥会的召开对冀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发展影响进行研究,探索冀北地区社会发展趋势。

新时期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的方向与重点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沿海重要的城市群,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近年来,在各级力量的推动和引导下,京津冀区域在多个产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合作的强度和范围正在不断加强.在简要分析合作现状,系统剖析面临的挑战,理性审视合作潜力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的方向和重点领域.未来,三地将在第二产业的电子信息、医药制造、钢铁、石油化工等领域以及第三产业的金融保险、商业服务和旅游等领域展开更深更广的交流与合作.

以旅游拨动河北经济:京津冀一体化理念下的发展对策分析

京津冀一体化具有悠久历史和资源整合条件,三地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河北省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但分布并不均匀,优势和劣势都比较突出。发展河北省旅游需要做好京津的文章,在旅游项目的开发上要做到结构平衡、内涵丰富、档次多样,同时要通过旅游公司对游客适度分群,以保障旅游资源的深度利用和游客的消费成本节约,在文化、品味、深度等多方面打造高回头率的旅游项目,保障旅游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思路下通过旅游杠杆拨动河北经济发展。

基于京津冀产业发展的河北科技合作领域及布局研究

本文从河北省产业体系特点的分析入手,明确了京津的产业技术优势和河北的产业技术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现代技术领域、传统产业技术领域、新兴产业技术领域、现代服务技术领域中河北与京津合作的科技重点;同时提出了构建以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为依托的环首都科技合作带、以沿海经济隆起带为支撑的环渤海科技合作带、以山前平原为骨干的冀中南科技合作带的战略布局。

协同发展视域下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

区际生态补偿关涉区际生态公平的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并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京津冀人缘相亲、地缘相接,更因处于太行—燕山山脉与渤海湾的合围之中,而具有紧密的生态依存关系。区际生态不公的长期存在、区域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等决定了应加强包括构建区际生态补偿制度在内的京津冀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京津冀地区社会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等,则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首先需秉持政府主导的基本模式,并同时重视市场推进作用的发挥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而关键则是要准确厘定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主体、科学制定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标准、合理确定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方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的保定优势与保定方略——以政府间博弈与政企博弈为视角

当前中央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是既定的,但总体上还处于战略安排阶段,对区域合作和产业转移的具体细节并未多加干涉,在此背景下,京津冀三地之间、河北省内各地方政府之间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在决策上呈现一种博弈关系。同时,地方政府对在京企业的转移意向不摸底,往往造成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因此,需要加大上下级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驻京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的力度,以更好地完成产业对接和转移。为此,保定市也有必要加大产业信息的收集力度,做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有的放矢,有所取舍;在产业结构调整当中敢于突破旧有格局,大胆创新;注重特色引领,形成品牌效应;加强公共服务配套,筑巢引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