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信仰“由禅入净”看晚明家具的装饰意趣--以“卍”字符纹饰为例

以“卍”为代表的佛教符号在晚明时期成为日用家具上流行的装饰题材。这种文化现象既与晚明心学思潮影响下佛教的复兴有关,也与各阶层民众,特别是大批掌握文化主导权的文人居士,其佛教信仰“由禅入净”“禅净圆融”的具体状况渊源颇深。与孕育了空灵、简约之美的禅宗有所不同的是,净土宗对佛教偶像和佛教符号极为倚重。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净土宗风靡的文化语境,作为祈愿“往生”的重要凭借和承载着“福德圆满”之义的“卍”字符成为晚明家具装饰的一大创意源泉。这种此岸与彼岸、世俗与信仰的契合和统一在佛教符号纹饰家具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融合成一种具有多重维度丰富涵义的吉祥隐喻。

论废名创作禅味与诗境的本质蕴涵

废名的创作具有深玄奇妙的禅宗意味和清新幽远的诗化意境,他的诗歌、小说、散文以及文学观念都浸润在这种鲜明而独特的氛围中。“不写而还是诗的”成为废名创作特有的表征,但这并不是根本所在,对现实人生的沉重的清醒和对命运的深切感悟才是其创作的本质蕴涵。

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

明清民间教派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兴起,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末劫救世为信仰。它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兴起的,并从儒、释、道三教中吸取了有益成分,因此与道教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明清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教派众多,这些教派体现出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包括符箓、咒术、庞杂的神灵谱系和医术等等。明清民间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养分就是内丹修炼方法,其中的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闻香教、圆顿教等教门都与道教的内丹道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清代中后期,内丹修炼说在八卦教等教门中流衍为坐功运气之说,并在晚近时期进一步演变成为气功武术。

宋元净明道的修行方法及其现代意义

南宋及元代净明道的修行方法的特点在于融合入世的“为人之道”与出世的“成仙之道”。这种做法对现代道教发展的启示在于:道教应该勇敢地走入社会、贴近生活,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此外,宋元净明道的学说还可作为中国宗教思想之代表而参与当今世界各种宗教的“对话”,以期为全球化时代“普世伦理”的建设及人类和平、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中国民众意识与明清秘密教门的滋生和发展

本文从广泛存在于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民众意识,探讨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在基层社会中如何巧妙结合并利用民众意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笔者在探讨中,侧重结合民众意识从关于信仰诉求、医疗诉求和自身社会地位诉求等几方面因素出发,勾勒出民众意识与民间教派结合互动的动态图景,从宏观层面探讨明清时期在朝廷严厉禁止和打压下,秘密教派与乡土社会的深刻联系,表现出"非常态"的秘密教门在基层社会常态化运转的实际情况。

明清“邪教”传教手段剖析

所谓邪教,是与“正教”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明清邪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族性传教。追求经济利益是邪教首领创教传教的主观因素,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不择手段地制造教主崇拜之外,还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其中包括类似宗教信仰的“修道”内容,这是“信仰”的一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以世俗利益诱惑,包括教内互助,许诺日后封官进爵、给予地亩钱财,以及最常见的传授气功和行医治病;还有就是利用巫术、谶语等“左道惑众”之术。

晚明“狂禅”考

"狂禅"一词在晚明及以后尤其在清代,屡屡被提起,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禅,其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思想潮流。综合考察,狂禅使用最多的是用来指称晚明思想界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潮流,它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晚明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是以禅证儒,以儒入禅。

净明道与传统道派关系考述

作者考察了宋元净明道的思想观念与宗教仪式,并探讨了其与传统道派如天师道、灵宝派、上清派、钟吕金丹道等的关系,认为净明道乃是当时融合了符箓与内丹之说为一体的新兴道派。

北方“正统”与江南“变体”——论明七子在清初传承的两条主线

明七子系产生于北方的文学流派,具有鲜明的北方地域文化属性。以王铎、薛所蕴、刘正宗"京师三大家"为代表的清初北方诗人,在传承七子诗风时,强调北方地域文化特征,抗拒江南文化的影响,更具正统色彩。而明清之际兴起于江南的云间派,则大量引入江南地域文化,实系七子的变体。

王门分派与黔中王门学派之要义梳理

黄宗羲《明儒学案》从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止修、泰州等地域角度来划分阳明后学之派别,并逐一为之设立学案。立足于"平民"身份写泰州学派王艮及其后学,肇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之前曾有人将此派思想称作"王学左派"或"民间派儒学"。嵇文甫先生以"左派王学"为书名,影响较大。立足于学者思想倾向分派,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为代表,论及现成派系统、归寂派系统、修证派系统、湛门派系统、批判派与复古派、东林学和刘蕺山六大系统。以上三种王学派分,各有坐标,各有特色,但均有一共同点,即不列"黔中王门学派"。但黔中王门学派之存在,历历可考,不容忽视。

天然函昰禅师的悟道因缘及其禅教并重的宗趣观

天然函是禅师是明末清初岭南曹洞宗的高僧,在他的弘化下,曹洞宗风大振,僧俗奔凑如云。本文从函昰禅师的悟道因缘及其阐教并重的宗趣观入手,说明他之所以能在明末清初之际摄受数千僧俗,乃是因其具有深彻的悟境和圆满的见地,非人们所谓“以忠孝节义示及门”所能范围。

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试探——文偃与南岳怀让系禅师的渊源

文章依据所搜集到的僧传、灯史、语录等佛教典籍资料和碑铭方志等教外遗存资料,对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的“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的法脉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对云门宗形成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道悟其人其事,以及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一系禅师如睦州陈尊宿和灵树如敏的渊源做了辨析。指出,云门宗虽属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一系法脉,但其形成也与南岳、马祖系有着密切关系,对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的争论,乃是后世禅宗门派自严门户、妄造争端的结果。

清初岭南佛门的清规戒律与禅宗中兴——佛教戒律与道风建设初探

明末清初岭南禅宗迎来了自唐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海云系和鼎湖系高僧为整顿僧团、团结信众,大力提倡戒律,用以振兴禅门。《天然和尚同住训略》、道丘《僧约十章》、弘赞《同住警策》等清规及释弘赞、今释等的戒律学为岭南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与理论的支持,并最有实绩,影响最大,不但提升了岭南新寺院的品质和知名度,且使岭南居士佛教大兴。

明代天师道斋醮述略

斋醮是道教祭祀仪式。斋醮在明代是国家祭祀大典之一。有明一代诸帝命天师斋醮次数众多,规模及费用巨大。诸帝命天师斋醮目的大致可归纳为保国安民、延寿度亡、消灾祛祸及祈福谢恩。

幽溪传灯弟子“桐溪法祖”考索——明清时期天台宗“桐溪法系”考述之一

天溪受登及其弟子的相关文献中有"桐溪法祖"的记载,佛教史籍一般将其列入蕅益智旭的法系。其实,"桐溪法祖"的法名叫正性,号雪松,是幽溪传灯的嫡传弟子。桐溪雪松出师后先至杭州奉先寺和南天竺寺,再驻锡于今浙江海宁盐官镇安国寺,晚年驻锡于苏州北禅寺。桐溪雪松最重要的弟子是辩利院梓溪受我、天溪大觉寺受登和接续桐溪雪松住持安国寺的受汰等。安国寺、辩利院、大觉寺对于明末清初天台宗的弘扬功效不亚于藕益智旭所开启的灵峰法系。

虽作头陀不解禅——清初遗民诗人归庄与佛教

明遗民逃禅是清初思想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这一独特文化景观的形成,以晚明以来禅宗的风靡、禅悦之风的兴盛为铺垫,以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变革为契机。在这批遗民僧中,归庄是一个典型,"亦僧亦儒"的生活对诗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尽管"虽作头陀不解禅",但这极不情愿的皈依,不仅给佛国世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使儒学获得了渗入佛学的最佳心理氛围与心理基础,使中国佛教思想文化史上长达千余年的儒释融合达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而且使佛教与文人士大夫的关系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罗教”与明代心学的遥契呼应

"罗教"的教派经典《五部六册》,虽然未对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阳明心学加以直接"引证",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与阳明心学相似的气象,包含着与心学相通的理念,体现了心学对罗教的影响以及罗教对心学的遥契;而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和观点,亦表现出对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罗教"宗旨的呼应。这一现象,既说明同一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学术、宗教理论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亦表明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在明代已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至深至远。

论明清鼎革对西藏的影响

17世纪明清鼎革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政权更迭,其广泛又深远的影响亦波及遥远的西藏,西藏的历史进程由此发生深刻变化。在政教方面,明清鼎革后因为清王朝推行独尊格鲁派的政策,特别是1751年政教合一体制的施行,使得格鲁派的优势地位逐渐固化,对西藏政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蒙藏关系上,明清鼎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统治,清王朝不断调整治藏政策,特别是清军平定准噶尔侵藏和罗布藏丹津叛乱后,明末以来蒙古部族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迁徙,并主导西藏政局的态势被根本改变;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明清鼎革使清王朝顺利实现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清王朝不断突破传统治藏方式,对西藏地方进行全面、深入的直接治理,达到了历史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

黄檗高僧肖像画的源流与发展——以明末清初的福建地区为中心

日本黄檗宗自福建地区临济禅宗演变而来,与中国文化联系很紧密。本文将黄檗派传入日本的演变过程按时间线索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对黄檗高僧肖像画的构图、艺术特征、在佛教仪式中所起作用的分析,以及与同时期福建地区明清肖像画的对比分析,力图还原黄檗高僧肖像画东传日本的传播路线与发展背景,并分析归纳明末清初福建地区艺术文化对日本佛教艺术的影响。

论黄教的传入对晚明蒙古社会的主要影响

明代后期,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适应蒙古封建领主建立且维护汗权的政治需要得以传入,并渗透到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对当时蒙古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黄教的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促进了蒙藏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蒙古地区寺院建筑的发展;同时也消解了蒙古族尚武的传统精神,对蒙古经济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