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周語》王引之《經義述聞》商兑

《國語》向爲《春秋外傳》,與《左傳》互爲表裏,而韋昭(204—273)《國語注》是權威訓解。清代樸學大盛,高郵王念孫(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爲乾嘉巨擘,其《經義述聞》乃二王經學研究巔峰之作,影響極爲深遠。其中《國語》兩卷,就韋《注》之不足與其未及者,多予補正,其見精審,實發前人之未發,故深受學者推重。然細察王氏父子之訓釋,於文義理解、字形掌握或語法分析等,均有不周之處。今就《周語》諸條,擇其可議者略申己見,以就正於方家。

《经义述闻》因文求义说略

因文求义的训诂手段,在《经义述闻》中有着精彩的运用。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据词语之连列求义;2)据句式、语段之平行求义;3)据语境、文脉求义。

论因声求义——《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因声求义,是指通过语音去研究词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手段,大约可一直追溯至上古。然而,因声求义,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则形成于清代。乾嘉学派尤精音韵,从而使因声求义发展为一种成熟的训诂原则,形成一套科学的训诂方法。因声求义,是《经义述闻》的重要的语言学思想。借助因声求义,王引之在通假字、联绵字、同源字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论循境求义——《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语言中任何一种单位的意义 ,都是在语境中而得以终极确定的 ,因此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去寻求语义 ,便可称为“循境求义”。王引之认为 :“经之有说 ,触类旁通 ,不通全书 ,不能说一句 ,不通诸经 ,亦不能说一经。”这种以“诸经”为语境、以“全书”为语境的观点 ,较之现代语境学说 ,则显得眼光更为开阔 ,更为高远 ,对学识的要求也更严更高 ,可视为“大语境观”。

论《经义述闻》的语法观

《经义述闻》因其恢宏博大,不仅完全涵容《经传释词》所表现出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声近义通"的原则、"因声求义"的方法、"依文作解"的语境观点,而且几乎随处可见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语言观。王引之天才的语言审析能力和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贯穿整部《经义述闻》,从而形成王引之的语言学思想。而王引之的语法观,既反映在《经传释词》对虚词的考释上,又反映在《经义述闻》对句法的推敲上,而通过对《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的比较研究,更便于深入理解王引之语法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论《经义述闻》的语义观——《经义述闻》的语言学思想研究

《经义述闻》的语义观,反映了王引之重要的语言学思想:一、对词义的考辨,善于抓住本义特点,从形、音、义的网络中,寻绎出词义演变的脉络,便形成《经义述闻》的语义网络观;二、对词义的考辨,既有相关词语同步引中的共时的横向对比,又有词义交互感染引申的历时的纵向古今对比,便形成《经义述闻》的语义互染观;三、对词义的考辨,既注意古义,又注意今义,上下同义,古今并列,便形成《经义述闻》的语义平列观。

读《经义述闻·周易》“繻有衣袽”条小识

王引之《易》学论著,今下所见以《经义述闻》卷1、2所载106条最为完整,其校释古义,旁征博引,辞旨明确,多有发明,后世学者,莫不奉为典要,推崇备至。今谨就《经义述闻·周易》"繻有衣袽"条之异说,略陈管见,冀于《周易》之经义研究,有小补焉。

论王引之《经义述闻》的学术贡献

王引之是清代段、王之学的中坚人物,《经义述闻》是其代表性著作之一。由于借助音韵学考证古书经义、辨正通假,发现前人诸多谬误。解释精审,切合义训,名重一时。后世学者多认为王引之目光如炬,见解独到、深刻,探幽显微,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王引之《经义述闻》辨正二则

高邮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和校勘的优秀作品,其中许多意见成为定谳,对后世影响极大。《经义述闻》卷十七"子臧之及"条,为后代学者所信从。从《左传》传文与"君子曰"的区别出发,结合相关文脉,可认为王氏之说不可信从,而当从《左传》原文作"子臧之服"。卷十九"棠尹尚"条,王氏认为《左传》"棠君尚"误,通过结合《左传》及出土文献所载的楚国官制,可认为:王氏之说误,当从《左传》读为"棠君尚"。

《经义述闻》的修辞学成就

王引之《经义述闻》在研究训诂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修辞现象。当时修辞学尚未 脱离训诂学而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背景下,《经义述闻》在修辞学上的成绩有其筚路蓝缕之功。

《经义述闻·周易》补正

王引之《经义述闻.周易》之部成就卓著。唯智者千虑,难免一失。通过对《经义述闻.周易》之部中五则辨析经义文字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存在四个方面的疏失或缺憾:第一是未明《周易》文例;第二是未明《经》、《传》之差异性;第三是未明汉注术语;第四是未明甲骨文。前二项属于易学之范畴,后二项则为训诂学之领域。可见训解《周易》之不易,即使精于训诂如王氏父子者,亦不能无所疏漏或遗憾。

读《经义述闻·尚书》札记三则

《经义述闻》乃经学之权威,亦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代表著作。二人每立一说,必言之有据,去取之间,尽见卓识。但书中亦有未尽完善之处,其中,"以孝烝烝"可读为"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烝烝"于先秦典籍习见,其义为"盛"、"美",而非"孝";《汗简》、《古文四声韵》之"誓"或沿自金文,而非籀文"折"字;"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一句,王引之训"敷"为"徧",实则"敷佑"音义皆同"抚有",是"匍有"、"抚有"的同音假借。

王引之《经义述闻》对虞翻《易》注的辨驳

论及清代《易》学,今人多仅关注其钩沉整理汉《易》之功,以至于对清代《易》学的认识有失片面。其实,清吴派学者对汉《易》多钩稽之业,而皖派学者对汉《易》则多所辨驳之功。吴派和皖派学者都以探求经籍本义为归。吴派学者因汉儒去古未远,因而致力于汉《易》的钩沉,以求古之途径而求是;皖派学者则认识到汉《易》亦非尽得《周易》之本义,因而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可疑,以考据之途径而求是。皖派释经方法至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而益精。本文通过梳理王引之《经义述闻》中对虞翻《易》注的辨驳,从一个侧面探究皖派学者解《易》特色,冀对清代《易》学有更为全面的评估。

读《经义述闻·尔雅》札记三则

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乃清代朴学巨擘,《经义述闻》是父子二人的学术结晶,一向被奉为读经者的金科玉律,影响深远。此书对《尔雅》加以稽考析疑,其见解之精,自汉以来,无出其右。然书中仍有未备之处:首先,王氏举《齐语》、《晋语》以证"业"有"叙"义,其说非是。"业"于此可训作"纂"或"修";其二,王氏引《诗经》证明"惟"为"谋",并引《尚书·康诰》诸例证明"基"为"谋",皆有不妥,前者不足为训,后者则于文意不合;其三,王氏以《淮南子·本经训》及〈释天〉二例证明"宜"为"事",然前者当为"适宜",后者则为祭名,王氏之说不确。

从《经义述闻》看王氏父子的治学方法

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对《易》、《诗》、《书》等十二种儒家经典,从校勘、训诂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爬罗剔抉,或发明,或补正,多能“旁征曲喻”,“得其本义之所在”。其说解之精辟、考证之翔实,实前人所未有,堪称乾嘉时期学术界的一大丰碑。新的发明、斩的突破,多赖于新方法的使用。细味王氏全书,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能运用新的科学方法。而王氏的治学风格,又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王引之做学问的路径,与其父王念孙一脉相承。我们分析《经义述闻》,可同时洞破王氏两代成就儒林的奥秘。

《经义述闻》训诂之“见”

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王引之《经义述闻》的"经义互参"这种体例,从而更好地认识王氏在训诂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采用了列举法对于这种体例进行首次挖掘和研究。根据参看对象的不同把它分成四类,并对每类举例分析说明。结果表明:"见"的运用使得著作结构简练、直接,言简意赅,尤值得后来之训诂著作仿效。

《经义述闻》训诂方法举证

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体现了许多训诂方法:利用因声求义来明通假、求语源;运用语法勘正错讹;在语言环境下考求字义文义;利用校勘来判断正误;总结全书通例等。对《经义述闻》予以爬梳可以更充分地发现科学的训诂方法,使得《经义述闻》成为训诂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论《经义述闻·毛诗》的训诂方法

《经义述闻》为清代著名的训诂著作,文章对其训诂方法从训释方法和考证词义的方法两个角度着眼,分为因声求义、形训、据境为训、比勘互参、训诂类比等,并分别举例说明。

《经义述闻》疏证四则

《经义述闻》卷五至卷七是清代学者王引之对于《毛诗》的勘误与疏解,其中一些训释仍有可补充之处。“我马玄黄”条,“虺隤”本字应为“瘣”“穨”,二字连言则为病之通名;“玄黄”本义应指“草木枯萎凋零”,进而引申为“萎靡羸弱之病貌”;“佻佻公子”条,“佻佻”应释为“轻薄不耐劳苦之貌”;“我心则休”条,“休”字由“息止”这一核心义引申为“安闲、安定”义;“四牡骙骙,旟旐有翩”条,“骙骙”应为“盛”义。

从《经义述闻》看王氏之俗字观

俗字源远流长,古时却未被足够重视,经过近现代学者的不断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敦煌俗字的相继探讨,俗字研究已成为文字学界的研究方向之一,成果较多,并有逐渐向近古延伸的趋势。王引之《经义述闻》是清代朴学的代表作,其论述中所涉俗字问题,属于近古俗字的研究范畴。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论俗字已有专论,然而,《经义述闻》所论俗字的研究却尚未发现。以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所论俗字为研究对象,在点校的基础上,穷尽式探讨其类型、作用、方法、对比等问题,可以发现:王氏俗字有7种类型,以补证形讹为主要作用;通过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所论俗字与清代王引之《经传释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及《玉篇》《广韵》等所论俗字的对比,将有益于管窥王氏父子的俗字观、补证单个俗字的考辨、总结整个俗字演变史的规律,甚至纠正现代字典辞书中的错误。